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近来有两会代表委员提出，政府相关部门应对我国网上购物中出现的问题做出及时反应，加快“网络零售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立法进度，使网络购物驶入法制化轨道，使网上购物的监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有据可依，从根本上保障网上购物行业的长远发展。据悉，修改近20遍的《网络零售管理条例》或于近期出台，有报道援引商务部官员的话说，该条例针对第三方交易平台的市场准入、市场退出、市场机制完善、各方权责等做出了具体规定。
网络零售在去年呈现了高速发展的态势，但由于缺乏规范引导，在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上的部分卖家存在侵犯知识产权、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网上交易纠纷屡有发生。商务部去年4月发布《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服务规范》，从平台设立与基本行为规范、平台经营者对站内经营者的管理与引导、平台经营者对消费者的保护等5个方面对第三方平台经营与管理做出了规范。
但去年10月发生的淘宝商城事件，似乎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了社会部分利益群体对于信息社会电子商务时代市场规范的进一步认知与期待。商务部去年10月18日发布的《电子商务“十二五”发展指导意见》，就将任务重点放在建立电子商务信用体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和阿里研究中心等五个学术机构去年9月上旬在杭州共同发起成立的“信息社会50人论坛”所发布《信息社会共识》提出，“希望诚信、负责、合作、共赢成为信息社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守则”。这个由国内信息社会研究领域知名学者组成的学术团体公开表示，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与深化应用不仅全面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也使社会必然经历“转型期阵痛”不可回避。他们将“共同研讨中国信息社会的发展问题，为中国信息社会的发展提供建议”。
《华夏时报》记者最近就相关领域一些热点问题，特别邀请该团体的几位重要成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乌家培，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杨培芳，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东，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副主任张新红，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阿里巴巴集团总参谋长曾鸣，阿里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梁春晓等，发表看法。
须以社会共识解决
信息社会三大矛盾
《华夏时报》：学界习惯于将近年来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现象，归于信息社会的必然状态，并开始有很深入的讨论，您对此有何见解？
张新红：为什么大家现在会开始关注信息社会，会突然对这个问题很关心？我琢磨了，可能有三条原因：第一，人类已经到信息社会了，但是我们对这个信息社会还知之甚少，有太多的谜团需要破解；第二，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新旧矛盾交织、机遇与挑战并存、诱惑和陷阱多多，稍不留神就找不着北；第三，既然一个新的社会来了，它肯定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在走向信息社会的过程中，肯定有比较好的捷径或者比较佳的路径，如果我们能找到的话，就可以少走弯路、少摔跟头。
信息社会是一个转型期的社会，出现的种种乱象，根源在于三大矛盾：第一，经济增长的内在冲动与资源环境的支撑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发展太快了，其他方面跟不上；第二，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事业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光顾挣钱没有达到服务满意，这不行；第三，传统的生产关系，包括一些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它不适应新的信息生产力发展，其间也存在矛盾。
《华夏时报》：您认为信息社会的主要表象是什么？
乌家培：信息社会为业界带来无穷的商机；对学界来讲，有很多的研究课题；对经济来讲，服务型政府转变要求能够更好地创新社会管理；对公众而言，他们感受到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思维方式等等都在变化。
信息社会的转型特征是大转型，它体现在经济转型和企业转型，也会影响经济转型和企业转型。转型期是一个新的因素成长的时期，老的因素衰退的时期，一个交替的过程，它肯定是一个混合体，但是由旧的因素到新的因素的交替转变过程。
《华夏时报》：在您看来，解决信息社会中的矛盾需要达成怎样的社会共识？
杨培芳：社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型期，起码是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的转型。所以，我们优化经济结构，发展民生事业，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化解各类社会矛盾，都需要转变思维方式。
要推进信息社会共识，我认为至少要从技术规律、经济法则以及社会标识，也就是技术、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进行一系列的深入讨论。
须以创新思维推动
信息社会健康向前
《华夏时报》：您如何看待电子商务作为信息社会的一个主要表征？
薛兆丰： 我们看到，全球已有21亿网民，全球电子商务规模接近6万亿美元。中国网民达到了4.85亿，电子商务规模接近1万亿人民币。全球商业网和全球的信息网正在融合形成，得益于两个基本的推动力，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网络化。
今天中国的网民人数、网购人数已超过了俄罗斯，全国的网商人数超过了法国的全国人口，达到了7000万人。同时增长率远远高于传统行业销售零售的增长。
再聚焦看看淘宝，淘宝在2010年单日电器的成交额相当于125个国美电器的日销售额，而在2011年的“光棍节”，淘宝的交易额分别超过了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大城市的单日消费品零售。
《华夏时报》：阿里巴巴何以一度“乱成一锅粥”？
梁春晓：从阿里巴巴的角度来说，2003年我们就感知到，信息社会正在创造出不同于工业社会的一个新的商业主体，就是网商。在电子商务平台这个基础设施上，产生出整个新的商业生态甚至新的行业。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工业社会中，所不曾遇到过的，而且很难在原有的工业社会框架之下理解和解释。阿里巴巴于是提出了新商业文明这一理念。实际上我们现在遇到的诸多的问题，比如商业模式转型、基础设施替换，乃至于包括像网规以及自主环境方面的问题等等，如果说换一个框架、换一个思路，乃至换一个坐标器，可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解答，而不至受限于原有的思维框架，左右为难，怎么都不好办。
如果我们的思维不是停留在原有的框架之下，而是完全跳跃出来的话，我们完全可能找到一种全新的答案、全新的方向。
下一步，阿里巴巴集团研究中心会积极参与，积极地把我们所感知到的一些东西与社会各界充分地分享。我们的定位是12个字：
第一、感知前沿。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能处于信息社会的前沿，比如阿里巴巴数以亿计的客户，相关的各种各样的数据、案例等等，可以感知前沿。我们每年通过发布网商研究报告、网商发展指数、网络购物指数等等，不断与社会共同感知信息社会前沿的一些新动向。
第二、发现未来。发现一些能够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迹象，或者叫理念。阿里巴巴前前后后跟业界提出并且分享了比如说网商、网货、网规、电子商务生态、新商业文明等等很多很多相关的理念，都是一些可能预示着未来发展的理念。
第三、推进公司。感知前沿、发现未来、推进公司，这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不断做的工作。我们可能需要一种崭新的框架、崭新的思维，来面对现在的问题，与社会各界共同推动信息社会进程不断向前。
《华夏时报》：据说阿里巴巴从普通员工到CEO去年有一段时间都非常纠结？
曾鸣：去年我曾跟我们淘宝商城的团队讨论招标的标准，就是什么样的企业可以到淘宝商城上开店。我们讨论了无数遍，真的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结论，要不就是伤了左边、要不就是伤了右边。因为标准太低，可能会没有办法把好的跟坏的分开，会伤到消费者；标准一高，或者说刚性一点，不是那么互联网化的标准，肯定把这个门槛拉高了，肯定不那么互联网了。我们天天就在这个转型期的纠结当中去挣扎、去摸索，希望能够碰撞出一些更多的好的东西。
转型期的纠结其实无处不在。非常需要我们自己时时刻刻保持一种警醒。可能在信息时代，没有公开透明、没有广泛参与、没有充分互动，就根本没有科学决策。
去年有一段时间，阿里巴巴内网上乱成了一锅粥，因为我们开始推动一些开放透明的讨论，公司内部大家全晕菜了，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连马云自己都纠结了大概一个月，就是该说什么话，什么话好像是正确的，什么话是不正确的，以什么身份参加到这个互动当中去，自己真的是一个普通员工吗，或者真的是一个CEO吗？这种纠结非常有意思，我想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不断试错，然后朝着我们可能正确的方向多做一点点，也许可能会慢慢变得更好一点。
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最佳路径是不存在的。在信息时代，更多的是一种生态系统，一种生物层面的效率，而不是机械层面的效率。
所以我们能做的，其实就是借助原来的很多方式、机器、制度，不断往里面加一些东西，让它变得更加开放，那才是我们的未来。
须以共同价值观
奠定新商业文明的基础
《华夏时报》：对于电子商务的未来，您有怎样的预见？
曾鸣：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已在短短10年中走向第三个阶段。最早大家把淘宝、网络销售当做处理尾货的一个平台，这其实是甩掉工业时代不可避免的存货。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有些企业把电子商务纳入到销售的正常渠道，典型的例子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把互联网作为新品首发的平台。这使整个的商业模式有了深入的、大范围的改进，最终走向了C2B的模式，这是电子商务的未来。通过这样的新模式，我们可以体会到新商业文明的曙光，因为不同的经济基础，不同的商业模式，标志着全新的理念和全新的管理方式。公司的这种治理方式，本身就是在过去100年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未来的社会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管理？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根本的价值理念已经成为了网商这个群体大家共同遵循的一个价值观。这就是过去的两三年里所提出的新商业文明的基础：开放、透明、分享、责任。
《华夏时报》：据说您曾率领一个团队对江苏苏北的沙集网商模式作了深入调研，并得出结论认为，农民网商需要持久梦想为驱动力？
汪向东：我们曾做了很多实地调研得到一些信息。
在中国苏北的一个小镇，2006年末的时候，几位年轻的网商被称之为“三剑客”，自发地在淘宝上开店，销售家具，带动了乡亲们纷纷上网，沙集后来因此获得了全球最佳网商奖。去年春节期间，温家宝总理对于沙集模式有过一个批示，这进一步引起各地政府的重视。江苏开了现场会，在全省推广沙集模式。应该说“沙集模式”有多方面意义。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农民的返乡创业，有助于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有助于推动农村的社会变迁。
从沙集模式我们看到，农民网商令当地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网商快速崛起和成功，但是草根网商在网上创业，门槛很低，很容易被复制，简单复制带来的同质化的竞争就很厉害。快速的复制，带来了新问题。
沙集网商要在推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继续往前走，必须要克服长期形成的农民那种小富即安，单打独斗的模式。农民网商要走得更远，需要持久的梦想驱动。这是农民在信息社会实现自身历史性蜕变的一个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