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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德曼的百吉饼，和一场经济学实验

费尔德曼曾是个有着鸿鹄之志的人，20多年里一直在华盛顿从事分析工作。他职位很高，收入颇丰，但他受到认可却不一定是因为其兢兢业业的工作。在办公室的圣诞派对上，同事在向妻子介绍他时，对他的称呼不是“公共研究组组长”（这确实是他当时的职位），而是“带百吉饼来的人”。

送百吉饼最初只是偶一为之的奖励措施：员工拉到研究合同就会得到老板的犒赏。接着，这成了他的习惯，每周五他都会带百吉饼、一把锯齿刀和奶油乳酪到单位。上下楼的同事听说了百吉饼的事后，也纷纷表示想要。到最后，他每周要带上15打百吉饼，为收回成本，他摆了一个投币篮，贴了一张价签。结果，其成本回收率约为95%，他认为，没给钱的人是因为一时疏忽，而非有意占他便宜。

1984年，他就职的研究机构经历了管理层更迭，费尔德曼对未来做了一番斟酌之后，觉得前景堪忧，他决定辞职卖百吉饼。他的经济学家朋友觉得他丧失了理智，但他的妻子却支持他。毕竟，他们最年幼的三个孩子即将大学毕业，而且房贷也供完了。

他开车挨个绕遍环绕华盛顿的办公园区，用极其简单的推销手段拉拢客户：每天一早，他会将百吉饼和一个投币篮放在各家公司的餐室，然后中午再回来收走钱和剩余的百吉饼。这是一种全凭自觉的生意方式，而且确实行得通，仅仅几年间，费尔德曼的周送货量就达到了8400块百吉饼，业务遍及140家公司，收入恢复到了他做研究分析员时的水平。他摆脱了方寸隔间的拘束生活，可以活得逍遥自在了。

他同时还—在无意之中—设计了一场巧妙的经济学实验，费尔德曼从一开始就在一丝不苟地记录百吉饼生意的数据。因此，通过对比回收所得与百吉饼缺失数量，他发现他可以衡量客户的诚信度，且精确到分。他们是否占了他的便宜？如果存在此种行为，好占便宜的公司相比不占便宜的公司有何特点？什么情况会助长人们小偷小摸的行为？什么又会减少此类行为？

因为缺乏有效数据。白领犯罪的关键一点是，白领犯罪者何其多，我们所听说的骗局被拆穿的案例只是沧海一粟。多数侵占公款之徒不为人知，理论上仍然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因为盗用公司财产的员工很少被发现。

与之相反，街头犯罪却非如此，因为无论罪犯是否归案，行凶抢劫、入室盗窃、谋杀通常都会被记录在案，且街头犯罪有着明确的受害者，而受害者通常会向警方报案，数据随即生成，进而又会有犯罪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据此发表不计其数的学术论文。但白领犯罪并无明显的受害者，既然不知道犯罪对象、案发率或损失程度，罪行又如何定量呢？

然而，保罗·费尔德曼的百吉饼生意则不同，因为整件事确有一名受害者，就是他自己保罗·费尔德曼。

大量的心理学及经济学研究表明，对同一种商品，若出售者不同，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也有所差异。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在其1985年的研究《沙滩上的啤酒》中证明，同样一瓶啤酒，若是在度假酒店内出售，口渴的日光浴游客愿意支付2.65美元，而若是在一家破破烂烂的杂货店出售，他们只愿意支付1.50美元。

面对现实情况，费尔德曼逐渐总结出，付款率只要超过90%就算是“诚实守信”的公司了：80%~90%的付款率“可气但还过得去”；如果一家公司的付款率长期低于80%，费尔德曼则会张贴一张警告标语，如：

今年以来，百吉饼成本大幅上涨。遗憾的是，也有越来越多的百吉饼无故消失却无人付款。切勿继续此种行为，我猜想，你不会教自己的孩子行偷窃之事，那为何自己却明知故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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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吉饼的数据究竟说明了什么？

1.公众的同情心影响诚信度

近几年，总体付款率经历了两次值得注意的变化。其一是1992年起出现的长期而缓慢的下降。至2001年夏，总体付款率已经下滑到了87%左右。但当年的“9·11”事件发生之后，付款率立即上涨了整整2%，且此后再未出现明显回落。（假如付款率上涨2%听起来不算多，那换个角度想：未付率从13%下降到了11%，即盗窃数量下滑了15%。）由于费尔德曼的不少客户均在国安部门工作，这种“9·11”效应或许有些许爱国主义色彩，这也有可能表明公众的同情心有了普遍的提高。

2.小办公室比大办公室更守信用

数据还显示，只有几十名员工的办公室付款率要比几百人的办公室高出3%~5%，这似乎有违常识。在大办公室，百吉饼桌旁理应常有许多人在场，众目睽睽之下，你不得不投币进钱箱。但大小办公室的对比说明，百吉饼盗窃与街头犯罪类似。农村地区的人均街头犯罪率远低于城市，主要原因是农村地区的罪犯被发现（进而被抓获）的概率更高。此外，在规模较小的社群，预防犯罪的社会因素更加强大，其中一大因素就是羞耻心。

3.个人情绪对守信程度的影响

例如，天气就是一大影响因素：反常的好天气能提高人们的付款率；而与之相对，遇到反常的寒冷天气，则会出现大量未付款的现象。暴雨或强风天气也有同样的影响，影响最恶劣的是节假日：在圣诞周，付款率会下降2%，即盗窃数量上升15%，这与“9·11”造成的影响程度相同，但效果相反；感恩节半斤八两；情人节当周也非常糟糕；4月15日所在周也不外乎如是。但也有好的节日：7月4日、劳动节和哥伦布纪念日所在周。两种节日差别何在？欺诈率较低的节日仅仅是放假一天而已，别无他意，而欺诈率较高的节日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烦心事和来自亲人的种种期许。

4.关于守信，费尔德曼有他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多是从生活经验总结而来

他逐渐相信，工作士气是一大因素—如员工爱戴自己的老板、热爱本职工作，这样的办公室更加守信。他同时还相信，在公司内地位较高的员工欺诈率要高于底层员工。他多年来一直在为一家办公室占用了三层楼的公司送百吉饼，从中得出了这一观点—该公司顶层为主管办公室，较低的两层为销售、服务和行政员工的办公室。费尔德曼猜测，这些主管有欺诈行为是因为特权思想膨胀。他所没有考虑的因素是，欺诈或许原本就是他们坐上主管之位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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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明知自己的所作所为无人目睹

会有人能抵制住诱惑，不去作恶吗？

如果说道德代表着在人类心目中，这个世界应该如何运转，而经济学代表着其实际的运转方式，那么费尔德曼的百吉饼生意则恰好处于二者相交的范畴。没错，很多人占他的便宜，但绝大多数人，即便是无人在场的情况下，也没有越界。这一结果或许出乎某些人的意料，包括费尔德曼的经济学家朋友，他们在20年前劝阻他，说他这种全凭自觉的生意方式完全行不通，但这却没有出乎亚当·斯密的意料。实际上，亚当·斯密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的主旨就是人类生性诚实。

“无论人类被描写得有多么自私，”亚当·斯密写道，“其本性之中显然有某些原则，令其关注他人的命运，让他人的幸福成为对其来说不可缺少的东西，尽管除了眼见此种情景所获得的满足之外，他从中一无所得。”

费尔德曼有时会向自己的经济学家朋友讲述《裘格斯戒指》的故事，故事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

在苏格拉底的一堂课上，一位名叫格劳孔的学生讲述了这个故事。苏格拉底同亚当·斯密一样，认为即使没有外力强制，人类一般而言也是生性善良的。格劳孔则同费尔德曼的经济学家朋友一样，不以为然，他讲述道，一位名叫裘格斯的牧羊人偶然间在一处隐蔽的山洞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上带着一枚戒指，裘格斯将戒指戴在自己手上后，发现戒指令他隐身了。在无人监控其所作所为的情况下，裘格斯干尽了坏事—引诱王后、弑杀国王，等等。

格劳孔的故事提出了一个道德问题：如明知自己的所作所为无人目睹，会有人能抵制住诱惑，不去作恶吗？格劳孔似乎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保罗·费尔德曼则和苏格拉底及亚当·斯密同属一个阵营，因为他知道，在至少87%的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

 原文发布时间为：2016-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