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的底线与底线的合作

帝王思想是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母乳。在我看来，解读中国传统帝王思想，或许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深入到一个新的层面来认识和把握中国企业家的思想和行为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为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的企业家与帝王之间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最近，有一位朋友告诉我：“商场中历来不缺少高位出局的职业经理人，有的事业顶峰突然被架空，如创维恩怨中的陆华强；有的春风得意之时却被董事会罢免，如有的声势冲天却旋即深陷囹圄，如联想柳传志时代的孙宏斌。他们对企业都称得上功勋卓著，但却高位出局，原因何在？”而他的基本结论是：“触犯了老板的底线。”这倒是与我近一年来的思考接上了火，看来有话可说。 北京大学的周其仁教授，在一次讲课时说到：当你对复杂世界某种现象一时无法做出解释的时候，你不妨退回到一个基本的理论范式，然后再往外推，这时候你就可以避免犯一些常识性错误，比较容易找到问题的答案，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不是原话，但大意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关于老板底线的问题，看似复杂，其实只要我们把问题退到人与人的合作来讨论，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摆脱个案的困扰，从更深的层面向受众提供一些具有一般性意义的知识，而不仅仅是对一些个案特殊性的认识。 幸福的合作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合作各有各的不幸。非要把合作破裂的原因完全归于被权力者触犯了权力者的底线，而权力者永远都是正确的，并且还片面地要求大家来理解权力者，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在市场条件下，职业经理人（尤其是高级职业经理人）与老板之间的关系，本质上说是平等的双向选择的关系。谁是真正的弱者？谁来理解弱者？谁更值得同情？这些问题都很值得研究，也值得好好谈一谈。 合作是怎么形成的？ 经济学假设人是自利的。自利的人之所以不得不社会化地生活在一起，是因为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们充分认识到了合作可以为个体的利益最大化提供可能。这里所谓的“可能”是指：并不是所有的合作都能给每个个体带来最大化利益。不成功的合作，甚至可能给某些（甚至所有）个体带来程度不同的伤害。但是，尽管合作有风险，但因为合作的利大于弊，人类还是选择了合作，选择了群居。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类的一切合作都是为了得到好处。这个结论或许可以被定义为所有合作者参与合作的底线，也就是说，没有好处，人们是不会选择合作的。 在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当个体意识到某一项合作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之后，接下来的思维路径自然会进入下一个问题：如果好处实现了，我们将如何分配好处？如果不能实现，每个个体应当承担什么样的风险？当所有的合作者都提出这个问题之后，为了避免“打死狗了再论价钱”的尴尬，合作就进入到一个新的程序，也就是建立合作制度的程序。 关于合作的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界定：①关于各方在合作中承担不同的责任的规则；②在合作中因分工不同而生成的可以干什么和不可以干什么的规则；③关于违反了共同的约定的惩罚规则；④关于利益（风险）和惩罚的度量衡的规则。理论上说，制度就是人类在合作过程中规定的底线，或者说，契约就是契约各方约定的彼此的底线。所谓“修订契约”，就是修订底线。 在有效率的合作中，各方的底线不仅是明确的，而且清晰的，尽管合作的前景总是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但好的制度安排，往往体现在能够保证合作各方的权利与义务是建立在平等和公平基础上的，由此，各方都能够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在正常情况下，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既定的可靠保证，即使出现意外，也能够在既定程序中划定相应的责任，以及按约定承担各自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