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震撼中国

5月12日14点28分，发生在汶川 ——一个不知名的四川小城的一场大地震，让全中国的民众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这是自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发生在中国的震级、当量和破坏力最大的一次地震。 里氏7.8级。重灾面积10万平方公里。上万生命消失。 汶川，一瞬间成为全体中国人持续关注、关怀、援助的“中心”。 当一个平静的商业社会被突如其来的大灾难扰乱的时候，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还可以平静地在大街上呼吸、行走的时候，你是否记挂着废墟下等待拯救的生命？ 一场大地震和一个商业社会有什么关系？答案是，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速记］ 当公司遭遇地震 在巨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后，有哪些公司被扰乱了正常运转的轨迹？有哪些公司在牵挂员工、客户和灾区人民的安危？ 大地震，打乱了商业社会的脉动，更拷问着企业公民的灵魂。 芯片业的震荡 5月14日，在去往距离震中汶川县仅55公里的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区的路，也是通往重灾区都江堰的惟一通道上，排满了运送救灾物资的车辆。道路两边的草坪上，随处可以看到市民用竹竿和白色床单撑起的简易帐篷。 地震留下的痕迹并不仅仅是损毁的房屋和伤亡的人员，还有对商业运行的现实影响，对某些行业来讲，这些影响正在通过一个个环节，传递到整个链条。成都是中国西部的制造业重镇，也是一些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 在高新技术园区里，记者看到，部分工厂仍然空无一人。 “地震中多数房屋和厂房都没有损坏，但很多公司因怕地震损坏生产设备，都停产对设备进行检修。”成都高新技术园区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企业家》。 在成都市高新技术区西区，牵动着全球PC生产链条上游的英特尔成都芯片封装测试厂因地震于12日开始被迫停产，偌大的工厂内空无一人。 13日，英特尔新闻发言人公开表示，目前还无法确定其设在成都的芯片测试和封装厂何时能恢复生产。 由于芯片生产设备都是精密仪器，受地震影响严重的话，将导致黄光机台及石英炉管断裂，报废大批晶圆。因此，出于安全考虑，工厂水电供应被切断。至于地震和工厂停产对英特尔产品所产生的影响，其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还无法评估。 总投资3.75亿美元的英特尔封装测试厂于2003年落户成都，这是英特尔第5个全球制造基地。 除了在成都的工厂外，英特尔在马来西亚、菲律宾、上海和哥斯达黎加均设有组装测试工厂。其发言人透露，成都工厂的生产可能被转移到英特尔设在上海、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的芯片测试和封装厂。 位于成都市的另一家芯片企业中芯国际成都封装测试厂在地震发生后也处于停产状态，30小时后开始逐步恢复生产，但设备仍需做进一步的气体管线安全预防检测，以及全线通氮气预防性清洗，恢复正常营运仍需时日。 专门从事电路模拟及混合信号芯片设计的芯源系统有限公司在成都的工厂，在强震中没有受到损坏，但仍将暂时关闭工厂，检修电力、设备。 英特尔四川公司和中芯国际的停产，将给半导体产业供应链的顺畅运行带来新的考验。 目前，全球近80％的PC都在使用英特尔处理器。据了解，英特尔成都工厂的产品专门供应亚太地区的PC厂商，停产将造成未来几个月内芯片组、处理器缺货的现象，使PC面临价格上涨的压力。[next] 66家公司停牌事件 66家上市公司。 因为大地震后，一时无法与这些公司取得联系，5月13日，上交所和深交所宣布了对川渝66家上市公司实施临时停牌，要求其公开披露地震对本公司的影响情况后复牌。由于突发自然灾害，采取特别停牌措施，而且面积是如此之大，在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5月13日，震后24小时，《中国企业家》联系上了停牌企业明星电力的董秘蒋青。 “水电气三个方面，供应都没有问题。现在我们是四川接近震中地区惟一没有停电、停水、停气的。明天将发布公告，复牌。”据称，此次地震，虽然对明星电力的基础设施有一定影响，建筑、围墙垮塌了一些，但对生产设施没有什么损坏，不影响生产。 位于四川遂宁市的明星电力是一个以电力、自来水、天然气生产与供应为主的企业。公司电网覆盖面积1900余公里，电力用户40多万户；供气范围为市区及部分乡镇30平方公里；现有用水户10余万户。 明星电力有一份《公司紧急预案》。根据预案，地震发生后，明星电力的董事长要立刻到达公司总调度室，指挥生产。其他高管参与值班——24小时轮流值班，巡查管网，保证水电气的供应。 5月14日，上交所32家公司刊登有关地震影响情况的公告后，复牌。15日，截止到本刊发稿时，深交所9家公司也发布了地震对公司影响情况的公告，复牌。 在这次地震中，东方电气下属的位于绵竹的东方汽轮机厂损失严重。目前该公司仍处于停牌状态。 “这次地震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震中地区在中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小。当然这一次自然灾害对于生命造成的损失很巨大。这是非常揪心的。”美林集团中国主席刘二飞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 一家保险公司的行动 5月12日下午2点后，泰康人寿董事长陈东升正在在北京主持召开全国各分公司电视电话工作会议。这时候，奇怪的现象发生了。视频显示，四川分公司的员工跑出去了，然后重庆和江西的老总先后给陈东升打来电话，“地震了，我们不开会了！” 话音甫落，陈东升自己感觉到北京也震了，接着陕西分公司也传来地震的消息，“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次大范围的地震。” 震中在哪里？陈东升开始查国家地震网，然后看凤凰卫视，得知震中在四川汶川县，震级7.8级。 “我们有1300万客户，其中四川有82万。同时，在四川我们有15000名员工。首先，我关心的是我们的员工有没有伤亡。接着，就是我们的客户，他们在这一次灾害中境况如何？”在明确地震震中以及灾害大小后，陈东升开始牵挂公司的员工和客户。 泰康人寿当即召开紧急工作会议，对于公司如何应对地震作了总体布署。 布署完毕，立即开始行动。四川分公司报回的消息是“我们公司大家都没有问题”。紧接着就启动了理赔程序。 13日，一上班，泰康2万多名在全国各地的员工就开始了个人捐款，共捐了200万元。加上公司的300万元捐款，一共500万元，一并捐给四川灾区。同时，公司给灾区55万个客户都发了短信，给重灾区的5万多个客户逐个打电话。 截止到14日上午记者采访时，泰康人寿北京总部已经派出员工在四川设立了一线指挥部。“现在所有重灾区都有我们的理赔小组工作在那里。”陈说，“目前我们已经受理35个报案（意外伤害险），理赔100多万。抗震救灾，保险是重要环节。” 采访将结束时，陈东升补充的是，“我们在北京的四川籍的员工，家中有没有意外情况，我们也很关心。他们有什么需求，公司也会予以帮助。泰康人寿在全国每个地区、每个县都有支公司，这是一个很大的网络，救灾动员的能力是很强大的。” 地虽远 情相通[next] “和一个客户站在走廊聊天，忽然觉得自己开始打晃。”然后，一切归于正常。易凯资本CEO王冉回忆道。易凯资本公司在北京，商务活动主要集中于京、沪两地。四川的地震不会对公司造成直接影响。 不过王冉却愿对此次重大公共事件有更多深层次的思考。“现在才是真正检验我们是不是爱国的时候。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讨论要爱国要抵制家乐福，围绕爱国掀起了轩然大波。我个人觉得自然灾害，才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的爱国的一个标尺。” “爱国，首先是要爱自己。爱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一个自己。然后是爱家人，爱周围的人，然后扩展到同胞，特别是有危难有需要的同胞。每一个人的生存，其实是和我们周围每个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 5月14日上午开员工大会的时候，王冉动员公司员工给灾区捐款。 与今年春天的南方雪灾不同，这一次，三一重工的总裁向文波远离了重灾区。和很多人一样，他通过看新闻，来关注地震情况，“那么多孩子死伤，让人觉得疼痛。” 地虽远，情相近。湖南雪灾的时候，三一重工把自己生产的设备——成品半成品，甚至还没有漆油漆的设备都改装成破冰机，开到路面上破冰。这一次他们又向四川灾区捐献了价值1500万元的起重机、挖掘机等救灾急需的重型机械设备，甚至还调配了相应的起重机、挖掘机的操作能手。公司还捐献了300万元的现金。“也许起不了很大作用，但可以让灾区人民感觉到人间的关爱。”向文波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 有66家因地震遭遇停牌风波的公司，有虽在震区却依然坚持生产的公司，有参与到救灾工作中去的电信、保险、航空公司，但更多的公司，还是以“远离灾区，但是牵挂灾区”的捐助方式表达对灾区人民的关爱。 ［盘点］ 谁是优秀的“企业公民”？ 意外之一，台资企业对于大陆灾民最为慷慨。富士康科技捐赠6000万元，台塑集团捐赠1亿元，数额远远高出很多大陆企业和跨国公司，充分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的亲情。 意外之二，一贯标榜“社会责任”的在华跨国公司，在此次抗灾活动中的反应速度以及表现，与他们的地位和实力（以世界500强为例），并不相称。迅速作出反应的只有诺菲-安万特、家乐福、英特尔等屈指可数的企业，远远低于大陆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意外之三，当我们把捐赠的企业按照行业来划分的时候，发现金融业的表现“很突出”。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第一个作出捐赠反应的企业是鹏华基金公司。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反应也很快，且动辙是上千万元的捐赠。 与金融业相比，作为公众心目中暴利行业代表的地产业的“小气”，让人为之汗颜。除泛海控股、世茂集团捐献1000万元以外，很多知名地产公司的捐赠只有区区两三百万元，仅仅是一两幢京沪普通公寓的价值。一些知名的地产公司甚至到记者发稿时，还没有作出反应。 意外之四，企业家以个人名义捐款的少之又少。“胡润2007百富榜”上的富豪，几乎没有以个人名义进行捐赠的。 ［公共］ 32年，检验抗灾“中国速度” 此次地震灾情信息公开程度和救灾响应速度之快在中国救灾史上前所未有 文 | 本刊见习记者 胥晓莺 1976年7月28日凌晨4点多，唐山大地震爆发，通讯中断。据后来的报道，是“一辆红色救护车，越过满是裂缝的路面，载着4个人直奔北京中南海，3小时后把唐山灾情报告到了国务院。” 32年后的5月12日，大灾难再次降临。大半个中国均有震感。仅仅十多分钟以后，14点46分，新华社快讯就报道了国家地震台网的监测结果：“北京时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仅仅两个小时后，温家宝总理已经在前往四川的专机上与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人研究抗震救灾的部署。 这就是30年后，中国在地震灾害应急反应上向全世界展现出的“中国速度”。[next] “在总理面前，我们的行动迟缓了” 5月13日上午，《中国企业家》记者在著名扶贫救援机构香港乐施会看到，官员们正在与香港总部和兰州救灾团队的同事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商议尽快赶赴灾区参与救灾。乐施会的一名官员感慨地表示：“在温总理面前，我们的行动已经迟缓了。” 与温总理一样快速反应的还有武警、消防、解放军的官兵们。截至5月13日，已有近两万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到达灾区，另有3万多名官兵紧急前往灾区，实施应急救助。地震局、民政部、红十字会、卫生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等相关职能部门都连夜启动了应急一级预案或召开紧急会议，救灾物资和救灾人员、医务人员一批批向灾区挺进。发改委、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水利部、电监会、气象局等部门也纷纷在12日晚行动起来，从物资调度、能源与通讯、次生灾害预防等方面配合抗灾。12日晚不眠的还有中国电信、中移动、中联通等通讯公司和银行、保险公司等。除了捐款，保险公司向抗灾一线的武警官兵赠送了意外伤害保险。 与以往中国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相比，此次地震灾情信息公开程度和救灾响应速度前所未有。所有的灾情报告、抗灾进展，由媒体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央视从12日下午15点20分，地震灾害发生不到1小时，开始了一场其新闻频道负责人所说的“不知道终点的直播”。央视一套、新闻频道和央视四套打破了平时的节目安排，不间断地直播着从抗灾前线发回来的消息。从成都到都江堰、绵阳、北川、汶川，央视记者的报道与道路开通的速度同步接近震中，14日部队打开空中、水路通道后，记者也和解放军一起挤上了直升飞机和冲锋艇。而在记者暂时进不去的地方，观众照样能通过卫星电话听到先锋突击部队官兵对救援一线情况的介绍。除了央视，新华社也在第一时间从前方发回了重要的文字和图片报道。14日中午12点多，新华社记者随直升飞机抵达灾情发生后通讯交通中断40多个小时的震中——汶川县城，发回了第一批图片报道。新闻信息的畅通还表现在灾情发生后的第二天，国务院新闻办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这一制度还将随着抗震救灾工作的开展持续一段时间。汶川地震中的伤亡人数也及时对外公布并不断更新，从13日上午的9276人到15日晚间的19509人，数据就更新了5次。而在唐山地震中，死亡人数的统计是在足足3年后才对外公布的。 地震救灾应急体系的快速反应让真相跑在了谣言前面。此次地震发生后不到10分钟，国家地震局就迅速通过新华社向社会发布了消息，并及时发布了各地的震感信息，使公众很快知道了真相，避免了恐慌发生。事实上，谣言并非没有出现，12日下午地震发生后，网上传出北京、重庆等地当晚会余震，上海也谣传沪浙交界处发生5.7级地震，当地地震局都很快进行了辟谣，谣言在权威信息下立刻停止了传播。14日，网上又传都江堰一化工厂爆炸，成都饮用水告急，环境保护部立刻向媒体公布了在长江流域的水样监测，消除了人们的顾虑。 信息公开将灾区最真实的情况和最迫切的需求传达出来，接受全社会甚至全世界的援助。直播节目中说前方部队缺少挖掘的器械，四川周边地区的水利、交通等部门崭新的救灾车辆满载着器械开赴灾区；报道中称前方缺医少药，第二天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集结出发，北京、上海等地献血人员剧增，达平日的数倍。 与唐山地震我国拒绝国际援助形成鲜明对比，此次抗灾中国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开放的态度，中国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先生13日在北京表示，中国欢迎国际社会对四川地震灾区提供援助，会及时将接受的捐赠款物送达灾区。温家宝总理还在救灾现场两谢前来帮助救灾的美国友人。 信息公开和快速反应赢得的不仅是灾民生还的机会，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13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布《汶川地震：中国形象的嬗变信号》的文章，作者高嵩写道：“在中国，这是一次少有的媒体反应快过行政部门的救灾、调查进度的竞赛。从北京到边远的贵州，可以看到整个行政体系都在把‘及时公开准确信息’作为稳定民心的关键，电视、网络甚至手机短信，都成为官方信息的发布渠道。” 而仅仅就在三个月前的南方雪灾时期，高嵩在一篇名为《中国预警系统的软肋》的文章中评论道：“信息传递的滞后一直是中国式救灾的通病。这个毛病在2003年的SARS期间暴露无遗，到2008年的这场冰雪灾害仍然明显。问题出在哪里？中国式的信息传递思维仍是先外后内、先官后民。” 而这一次，真的不同。[next] 应急管理提速的背后 应急反应速度的加快，似乎要归功于一个并不让人乐观的事实——近年来我国突发公共事件频繁发生，使得我国的公共应急体系积累了更多应对灾难的经验。仅以刚刚步入5月尚未过半的2008年来说，百年未遇的雪灾，奥运圣火传递的波折，胶济铁路列车相撞，手口足病疫情的蔓延……无一不需要各部门快速反应、密切合作、妥善处理。 频繁的坏消息让人们又回味起了那句老话，“中华民族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这似乎与史实相符，据邓拓写于1937年的《中国救荒史》统计：3700多年来，我国有历史记载的大范围灾害达5258次，平均每年近1.5次。著名经济史字家傅筑夫先生集毕生研究总结道：“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中国灾荒史。”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3年发表的《21世纪风险分析》则告诉我们，频繁发生的灾害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通病。因为现代社会中的要害系统在未来变得更加脆弱，21世纪的风险将呈现“系统性风险”的特点：卫生、服务、运输、能源、食品和水供给、信息和电讯产业领域的要害系统容易遭受单一或一连串灾难性事件的严重破坏，从而导致整个系统的瘫痪。 此次汶川大地震造成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在四川的通信网路中断，多达2300座基地台无法运作。外界与灾区一时间失去联系。 风险的系统性、复杂性给应对风险带来了难度。对中国而言，近年来最大的挑战出现在2003年春天，抗击非典暴露出来我国的应急管理体制条块分割、分兵作战的缺陷，当时尽管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都有应急管理机构和处理突发事件的相关部门，但这些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并没有形成有机的整体，造成了责任不清、协调不易、落实不到位的结果。信息发布不及时造成了社会恐慌加剧和灾害的迅速扩散。 抗击非典也成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转折点。2003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3年下半年，国务院成立了“建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工作小组”，总结国际国内经验，重点推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和应急体制、机制、法制建设工作（简称“一案三制”）。在具体实施方面，从2004年开始，全国从县级以上直至国务院开始建立应急办公室，以便更好地进行统一协调。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于2005年1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得到通过。在此期间，各地、各部门也制定了相应的应急预案。2006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25件专项预案、80件部门预案，共计106件。全社会范围内的国家应急管理体制初步建立。2007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突发事件应对法》，10月正式实施，标志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进入法制化时代。 当巨灾来袭，新闻报道如何纳入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全过程，确保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使媒体发布与政府决策形成良性互动，也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一审稿曾规定：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这一规定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争议。转机出现在一年后，二审稿删除了此项规定，媒体欣喜地称之为“解禁”。 而就在“5·12”地震发生前10来天，《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5月1日正式实施，更被媒体解读为“阳光政府”的翩然起步。 ［现场］ 近乡情怯 绵竹噩梦 汶川地震即使令中国大地伤筋动骨，亦不可能动摇这个国家的精神 文 | 本刊记者 丁伟 一切为了抗震救灾。5月14日，在汶川地震两天后，《中国企业家》记者乘坐从北京赴四川绵阳的飞机探望灾区中守望的亲人。为了给救灾物资让路，该航班从原定的8：20起飞推迟到9：50. 飞机上座位并未坐满，焦急的乘客大都是赶回绵阳老家探亲的，其中有一位民工“忍痛”买了头等舱票，以缩短不能早点看到家人的痛苦。机上工作人员中有一位空姐老家也是绵阳的，但纪律规定，她只能过家门而不入。 中午12点半，飞机抵达绵阳，零星的墙壁裂缝、玻璃碎片让人揪起了心。虽然此前已经从电视上看到了地震的惨状，但不到现场谁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尤其是近乡情怯，自己的家人就在重灾区绵竹（距离汶川仅40余公里）。[next] 但从绵阳再回绵竹颇费了一番周折。机场没有大巴，也很少有出租车开进城，焦急中遇到了此前听说过的“爱心车”。一对年轻夫妇开车来接朋友，顺便捎上了我们。小伙子说地震发生时他是从24楼跑下去的。他们这两天已经往绵阳市九洲体育馆（5月13日下午温总理到此慰问）跑了好几趟送饮食、衣物，路上非常拥堵。 到了绵阳长途汽车站，钟表大楼显示的时间是14：31，停留在地震发生后三分钟的那一刻。绵阳发往四川周边县市的车大都能通行，包括到北川、安县、德阳、什邡等重灾区。但到绵竹的左等右等未见，我和爱人只好和另外两人合打了一辆私家车，每人80元；平时长途客车40元左右，打的得200元。 这车走的是近路，没走成绵高速，但一路望去，都是毫无例外的碎裂房屋和简单帐篷，以及紧急赶路的军车、警车、物资车。广播里说上午温总理已经去了北川视察——下午又去了汶川。这一天，制造了悲剧的老天爷还算开眼，没下雨（之后三五天四川省大部地方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利于救灾工作的开展，救援队已进入重灾区所有市县。 在路上少不了聊地震的事儿。司机是做生意的，他说有人开车当志愿者，也有人对“爱心”收费，但关键是汽油奇缺，每个加油站都排很长的队。同行的中年妇女对1978年的松潘7.2级地震记忆犹新。据说当时地震前有一些征兆，比如玉兰重花、箭竹开花死亡使大熊猫缺食等。我爱人补充道，程琳唱的那首《熊猫咪咪》就是以此为背景的，“请让我来帮助你，就像帮助我自己……这世界，会变得更美丽。” 同行的另一个年轻妈妈是绵阳一所幼儿园的老师，地震时她们反应很快，带领40个儿童安全撤出，她说自己很自豪……但一说起那些不幸遇难的孩子们，她立刻泪水涟涟。这也许是每一个经历过地震的人的正常表现：不断诉说悲剧本身，宣泄恐惧情绪，从而达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净化作用”（Catharsis），净化心灵，激发人强烈的生命力感和互助精神。 过了一小时，我们终于到了绵竹市，见到了我们一岁零一个月的儿子，和家里人在帐篷里团聚。我爱人说，当年唐山大地震，全国均有震感，她父母就是带着仅半岁大的她住帐篷的。没想到，32年后，我们1岁的儿子（地震时在绵竹老家）也有了住帐篷的经历。 更让她有历史恍惚感的是，她就读的绵竹中学里面的回澜塔的塔尖坍塌了——该校源自宋代的紫岩书院，是绵竹代表性的文物古迹。 当然，在地震造成的伤亡面前，任何感慨都是矫情和苍白的。比起下面沿山县镇的惨状，绵竹市人们沿河边草地上住帐篷只算小痛痒了。那两天触目惊心的伤亡毁灭，套用鲁迅的诗就是：“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在绵竹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500人失踪，东汽中学200多人被埋，汉旺幼儿园旁边仍在掘地三尺……汉旺正是我爱人的老家，东汽厂是这儿最大的一家企业。据一位逃生者说，地震时他就站在车间门口，拼命往院子里跑，但等他回头看，其他人都被尘埃淹没了。最早随救援部队到绵竹、汉旺的新华社成都分社记者苑坚是我爱人的大学同学，他拍了一张令人深感悲怆的照片：汉旺中心广场的钟楼指针定格在14时28分。 坐着摩托车，经九龙镇－遵道镇－汉旺镇，我分明走过了一道死亡之幽谷。山路边，人们在这时节应该收割的麦子地里搭起帐篷。九龙镇小学近200名学生被埋，仍有三名家长为孩子的生死未卜哭泣不止。在遵道镇，一所幼儿园50多名小孩死亡，小书包遗落在废墟中。楠木沟景区有1万余名居民被困，据说一座山倒了，又形成了一座新的山…… 悲剧也总是伴随传奇和神秘。由于道路被阻、通信中断，清平乡、天池乡仍与外界隔绝（14日已空投物品），2万多人生死不明。但仍有人徒步走了出来。据说走得鞋都磨破了。 地震最严重的汶川，要知道，这儿是大禹的故里（一直有禹生理县说、汶川说、茂县说、北川说等）。1940年，于右任以古稀之年，登临汶川石纽山刳儿坪寻访禹迹，但未果，留下“禹王明德古今悬，那计汶川与北川”的诗句，对禹乡之争这一善意规劝，恰成为羌族民间大禹崇拜的最好注解。但收服了大大洪水的大禹为什么没能给予汶川保佑呢？ 几乎是最晚被救援的茂县，有一个叠溪古城遗址，是1933年松潘7.5级地震造成的，是国际地震界研究的重要现场，叠溪海子也是九寨沟、黄龙旅游一道独特的风景。但是，2008年汶川地震将给大自然和人们的心里留下什么样的奇观和黑洞？ 在去往接近震中地区的路上，我重读了两本书：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和贾雷德·戴蒙德的《崩溃》。我认同前者：“……人类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唐山地震后的2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20年……”，对后者不敢苟同：“一个建立在脆弱生态之上的社会，环境恶化往往引发社会崩溃。” 用《纽约时报》创始人阿道夫·奥克斯的话说——他之前做《查塔努加时报》时，黄热病蔓延到该市，阻碍了经济发展并使366名人丧生，他实施了一项紧急救济资金，并在社论中写道：“这是不是将毁灭查塔努加呢？不！如果这个城市的诞生是为了被毁灭的话，那么它几年前就被抹掉了。” 对于灾难的反思，对于风险的承担，对于家园的重建，我们可以不必像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给了华盛顿最坏的，但给了商业最好的”（《财富》杂志语），倒不妨借鉴“9·11”之于美国，正因为各个层面的应急机制，美国虽然遭受重创但仍良性运转，第三天华尔街就开始重新上班了，《商业周刊》写道，“其中传达的信息很清楚：恐怖分子只是摧毁了资本主义的两个图腾性的标志，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换句话说，汶川地震即使令中国伤筋动骨，但不可能动摇这个国家的精神。 美国费城的一个记者采访宾夕法尼亚矿难，那里数百名矿工被活埋，亲属围着哭泣。这位记者在发回报社的新闻导语里写道：“今夜，上帝坐在一座小山上，俯瞰着灾难现场……”当在电报机上看到这个句子，一位大编大叫“停下！”然后电复那位记者：“别管什么灾难了——采访上帝去。” 如果真有上帝俯瞰着四川，我一定会去采访他，并且要询问他，为什么要制造这场人间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