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富移民潮：精英的候鸟式生活

李娟　　“怎么样才能移民去澳洲呢？”他们是一个圈子里的朋友，刚好是两对夫妻，最想去的地方是澳大利亚，都还没有孩子。　　其中的一对夫妻有很明确的想法，想让孩子在澳大利亚出生，“新婚的时候去了一趟澳洲，当时被澳洲的环境所吸引，就想移民。”这对夫妻中的丈夫王涛(化名)告诉顾问，“他们的生活像生活，我们的生活叫活着。”　　移民的念头一发而不可收拾，在这对夫妻的周围，有不少移民的朋友，这样的典范或多或少起了暗示作用。　　移民的热潮在这两年似乎扑面而来，在搜索引擎的广告中，“移民”这一关键词创下了最高叫卖纪录，首页的第一个广告，点进去一次广告主付费高达80元。　　不过，中国社科院研究人士李小丽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第三次移民潮’。”她是《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近几年的作者之一。　　今年6月16日，国务院侨办宣布，中国海外侨胞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绝对数量稳居世界第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推动了国际人口的迁徙。从数量上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这一现象，被认为是以新富阶层为代表的精英群体的“集体式出走”，并冠以“第三次移民潮”的称号。　　尽管移民确实在增加，但李小丽认为，中国移民的比例在整个世界上是偏低的，把“移民”概括成一种“潮”只是炒作。　　温州抱团出走　　7月18日，北京的一场美国投资移民项目官方说明会上，甚至打出这样的广告：“投资50万美元，全家快速获绿卡！”　　“大概从去年开始，我发现身边不少朋友都开始移民了。”温州商人王福中正准备去新加坡一次，今年6月份，他也开始去办移民手续，目的地是新加坡。　　王福中选择新加坡的原因很简单，华语是当地的官方语言之一。“150万新元(相当于750万人民币)在新加坡政府核准的投资基金上5年就可以了。”　　新加坡、欧洲等地都是温州人比较喜欢移民的地方，“浙南的华侨很多，像温州的不少华侨都居住在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等国家。”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表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不少温州人都去办移民，主要原因是受投资渠道的限制，移民欧洲的温州人主要是在商业、旅游和贸易方面有来往。　　温州更多的是“抱团式”的走法，意大利一个小镇就有3万浙江人在打拼。“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发现，一桌子有一半的人都在办或者已经办了移民。”王福中表示，这是他想移民的很大促因。　　这些有丰厚家产，以投资移民为主的富豪，被业内称为“商业性移民”。　　“很多时候一家人办了，会带十几个朋友过来办。”浙江新通出入境公司总经理王峥表示，今年1~5月，公司有效客户的咨询量就超过了1500人，去年、今年办的人数都比较多。　　“候鸟”生活　　“我们在办技术移民去澳洲，爱人去读书，我可能一年有半年时间在澳洲，半年时间在杭州。”在杭州经营一家广告公司的姚先锋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　　2009年5月，姚先锋去了一趟澳大利亚，回来之后就开始办移民手续。在他看来，澳大利亚跟杭州比较接近，中国的杭州就是墨尔本。　　他也不愿意放弃原有的环境，这种撕裂的状态也是新时代移民中最多的。　　“办新加坡移民的话，中国、新加坡两地都会跑来跑去。”王福中说，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签证方便，并没有考虑完全移居过去。　　这就是新时代移民的最大的特点，像候鸟一样迁徙，没有一个完全的终点。　　和过去不同的是，老一代的移民要相对稳定得多，“以前是移民了汇钱回来，现在是先汇钱再移民出去。”王福中说，这很大程度是和职业特点有关系的。　　以温州为例，早期移民的温州人大多数从事木业，除此之外还有在皮革、印务、理发及建筑行业谋生。从1993年的《新加坡温州会馆70周年纪念特刊》的会员通讯录中发现，867户会员中，从事木工的会员还有15.45%。　　这一身份现在已经基本被商人所取代，“现在办移民的都是企业家，基本上都是为了生意方便才去办移民，很多都是为了中转方便。”周德文表示，“真正把家迁走的比例非常之小。”　　这更多的是一种候鸟式的生活，有不少人没有真正告别祖国的原因是想留条后路，“毕竟根在国内，万一国外的经济环境不行或者出现政治变动，还是可以回到国内。”姚先锋表示，他更愿意把移民澳大利亚看做是一种“度假”，每年有三五个月的时间待在澳大利亚，其他时间就在国内赚钱。　　2007年中国社科院的这份关于移民的调查显示，在加拿大的移民中，有15%的人拿到移民身份不到一年就会重返中国。　　精英移民？　　新时代移民，被冠之以高学历、高技术、高成本等特点，亦即新移民群体的“精英性”，这所谓的“精英性”被高度关注。　　在这背后，有一组数据值得深思。2008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8.7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一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年；每万人中高校学生在校生数由2000年的72.3人增加到2009年的212.8人，总人口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超过7000万人，位居世界第二。中国已从一个人口大国发展成为人力资源大国，正在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如果以财富来取决精英的话，中国富豪的钱袋子正在不断地放大，1999年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国首富身家是19亿美元，2009年，王传福以396亿成为新的首富。　　“假设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定义为知识精英，中国知识精英群体的比例正在迅速扩大，移民中知识精英的比例肯定会上升。同理，经济精英也是如此。将‘精英性’概括为新移民群体的特征是有很大问题的，这种概括对事物整体没有全面、宏观、深入的考察。”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胡伟略表示。　　被夸大的负效应　　据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出国的移民，留学人员、知识型人才占了很大比例，据估计，在海外的中国内地专业人才超过了30万人，许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北大有些科系的学生76%移居到了美国。　　“人往高处走，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选择。”胡伟略对此表示，有些学科在国外的发展土壤目前更好一些，所以不少人愿意出国搞科研，从长远来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人才要素的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必备条件。　　教育部的一份调查显示：2004年至2007年，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回国人员中，有51.3%到高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2003年以来，实施“985工程”的高校共从海外引进了近4000名优秀人才，其中相当于海外高校副教授以上的近400人。　　担忧的背后还有经济的流失，有不少媒体表示，移民会带来百亿资金的流失。事实上，在2004年，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国际移民汇款达到2258亿美元，其中中国收到的移民汇款达到了213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　　“香港大学有个计算方法，是把移民的人口和整个国家的人口按比例来计算的，这样算下来，中国的移民比例就非常小。”李小丽表示，很多国家都出现过“移民”的现象，但并不能以此认定移民完全带来负面效应。　　与此相对的是，中国经济同样在呼啸中前行，中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塑造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金融格局方面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不得不看到的是，中国正在扮演移民输入与输出国的双重角色。2004年，美国人阳和平拿到了第一张中国绿卡，此后，数字不断攀升，其中，2004年8月15日至2007年8月15日，申请中国永久居留资格的有1460人，其中686人的申请获批。　　其中，申请人数最多的前五个国家依次为美国、日本、新加坡、加拿大和韩国，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　　移民，只是世界经济、社会、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一个表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