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企业家》：这么多年来联想集团不断壮大，必然也要面对企业转型和战略转变，在那种挑战时期，联想在方向性选择上是否也走过弯路？
刘军：我研究过这个问题。我的EMBA毕业论文就是战略管理。中国有很多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有一道坎儿挺重要，那就是从中等规模企业到大型企业的转变。关键是要上这个台阶，这个台阶背后最重要的是战略管理，也就是如何制定一个非常好的战略和提前的布局。
其实联想遇到这个坎儿是在2001年至2003年，联想当时曾经有试图多元化的战略，内部分六大群组。到了后来，因为收购IBM，我们又专注回到PC发展上，元庆回来以后，兼顾短期和长期发展的平衡，觉得移动互联网是下一拨热潮，我们必须要为联想集团未来的五至十年的成长去投资，所以就把联想移动买回来。其实联想目标一直是智能手机，不是传统的手机，因为智能手机才是跟我们核心业务有协同效应的业务，联想移动做了铺垫，为联想进入移动互联网打了一个雪球的心，你滚雪球也要有一个核心。这是非常宝贵的资产。
《东方企业家》：从收购IBM时就可以看到东西方企业理念的不同，而且在柳总眼里，你们是创业者，或者说是创业者和职业经理人的双重角色合二为一。纯粹的经理人是否会跟联想的文化相悖离？
刘军：当时做IBM收购确实难度非常高，这里面包括很多的妥协，甚至是核心领域里的妥协，比如说企业核心价值观。有一段时间联想核心价值观都是妥协的。其实东方企业和西方企业还是有不同的理念，联想这个企业又有它独特的哲学，柳总说是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柳总的理念一直希望企业的管理层不是雇佣兵，而是子弟兵，希望大家把自己当作企业的主人。雇来的人对当前的事负责，最大化当前的业务，主人会想得更长远，今天、明天、后天他都会兼顾。在这两个动因、两个不同的心态下面，行为是不一样的。这两种不同的管理哲学，有利有弊，没有绝对好坏，但是联想的管理哲学的确还是比较东方化的。
《东方企业家》：现在还会焦虑地睡不着觉吗？
刘军：我现在最满意的是，我不再会因为一个问题纠缠得自己恨不得一夜睡不踏实觉了。现在不会了。没有那么大压力，不至于。我这个人还是比较爱玩，打球是多年的好习惯，不至于说到了睡觉的时候还满脑子全是工作，会更平衡。联想移动互联业务是一个长跑，我也这样劝我的同事。我觉得用比较好的状态去准备好了，去做一个长跑。这个市场太大了，而且竞争者太多了，我们要非常聪明地赢这一场战斗，而不是靠着热情、血肉之躯。
《东方企业家》：移动互联领域，你认为你们未来的竞争对手有哪些？
刘军：强大的竞争者我认为是苹果和三星。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新兴市场，一般竞争是针对有限市场，因为就那么大的地方，此起彼伏，此消彼长。现在世界很大，你要发现新大陆，这时候竞争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怎么优化你产品的客户体验？怎么样吸引和黏住你的客户？我不是很看好那些互联网服务企业来做硬件。这个市场真正的商业机会还没有完全量化出来，这时候它们比较着急去做一些拓展和调整，会使自己拖上一个巨大的包袱，因为硬件的运作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
《东方企业家》：你有感到危机的时候吗？
刘军：天天都在感到危机。我跟团队讲，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为了生存而战。因为这是一个先行者优势很明显的市场，你必
去捕捉这个机会，成为先行者和领先者，否则就会比较累。另外，联想去做移动互联期望值很高，不会小富即安。公司现在2000亿人民币的规模，对未来的支柱产业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时间又非常有限，怎么在短时间内实现公司的期望？这个事是很有难度的。
《东方企业家》：你怎么看乔布斯和苹果引爆的这场智能化革命？
刘军：我觉得乔布斯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企业领导者，失去他对苹果肯定是巨大的损失，也是巨大的考验，从产品角度看苹果也确实面临着危机。市场一旦启动，开始了爆发性成长，客户需求就变得多样化，很难用一款产品同时去满足不同口味顾客的需求，联想希望针对细分需求去提供产品。
我觉得苹果要特别注意不要走PC的老路。PC业的发展过程中，它曾经是特别领先的，可以跟今天的情况相提并论。但当PC市场真正爆发以后，苹果反而越来越被边缘化。从产品的创新上来看也是一样，iPhone领先其他智能手机大概5年，iPad大概是2－3年，苹果电视领先智能电视行业多长时间呢？可能是负的。今天联想拿出的智能电视，在2－4兆带宽上实现3秒钟即点即播的高清，无一能与我匹敌。我的意思是说，在产品创新上其他厂商已经在逐渐地赶上来了。
《东方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会倒掉一批巨人？我们认为像诺基亚这样的巨人就很危险。
刘军：我非常同意，这是一场大革命。智能化是一场大革命。这场革命，看似爆发很快，但实际上企业越大，面对新的市场，新的大潮，它越难调头。今天的市场，对于过去几个行业领先者都是很大的威胁，越是大象越不会跳舞。这场大革命是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过程。
《东方企业家》：你在联想最快乐和最痛苦的一段经历是什么？
刘军：我最快乐的经历是在美国那一段，那段时间经历很多，都很快乐，有很多很好的回忆。另外一段是在2000年，那时候我们从英特尔那儿拿到了中国人的第一个电脑设计全球大奖。天禧电脑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产品。当时，我们背负很大压力去做创新，我记得天禧电脑研发投资要1000多万人民币，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它的成败变成很大的压力。我当时花了很多时间在研发上面。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们出了很多ID设计都不管用，马上将近截止了还没有满意的结果，最后我们作了一个决定，大家放假，结束这种封闭式的开发。我们现在联想创新设计院的姚映佳，也是我们祥云火炬的设计者，他当时是天禧电脑ID主设计师，放假他就自己出去玩去，到海边转悠转悠，看到贝壳后一下子有了灵感，拿起笔就开始画，回来后大家都觉得那是老天爷的恩赐。我们在最后的时间点把这个设计拿出来了，非常有创造力的设计。这算是痛苦和快乐交织的一段经历吧。
《东方企业家》：你在联想已经有20年时间，对你影响最大的那个人是谁？
刘军：我觉得柳总和元庆这两个人都对我影响很大。我特别感谢柳总，他能够在很复杂的环境下，把联想从一家国有到民营企业逐步带到世界500强。我觉得没有柳总就没有联想人的跑道和舞台。在过程中，他一直是一个导师，在最关键时候会出现，给你最重要的提示和方向，我真的是非常感谢他。元庆也是我必须要谈的，从1994年，我去联想第二年，就跟元庆一起工作，当时跟元庆还隔得挺远，但是从1996年我直接向元庆汇报变成了他的助手，从此我一直在他麾下，他带着我一步步往前走。元庆业务能力非常强，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的特点是非常有魄力，而且追求完美。我很幸运有这么两位导师。联想之外对我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我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