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已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列入“反四风”查处范围。昨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做客中纪委官网时透露了上述消息。
前7个月查处量超去年总和
据黄树贤介绍，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1600起，处理党员干部67679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8365人。“今年前7个月的数据均已超过去年全年的总数”，黄树贤说，至8月12日，中纪委官网曝光台已累计通报1892件违反八项规定典型问题，曝光3013人，“这里面既有省部级干部，又有纪检监察干部”。
黄树贤说，当前，执行八项规定、“反四风”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有的地方和部门压力传导不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存在上紧下松现象；有些违规问题由公开转向隐蔽，公款吃请由明转暗，送礼收礼花样翻新”。
黄树贤强调，对“两节”期间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行为，要快查严处。对纪检监察干部在“两节”期间的“四风”问题，我们决不遮掩、决不护短，一律从严查处并点名道姓公开曝光。
“从数据流中筛查可疑线索”
黄树贤特意提到了“微信红包”等新型送礼方式，“对利用现代物流快递送礼，以提货券代替实物商品，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等，要仔细甄别，善于发现，及时查处”。上个月，江西、沈阳、教育部、体育总局也曾下文，称重点查处利用“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行贿受贿等行为。
官方究竟如何盯防“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北京市西城区信息办特聘专家、北工大教授石宇良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微信红包”、电子预付卡等都是依托于网络、移动终端进行交易，表面看起来似乎防不胜防，隐蔽性很强，但实际在技术层面并不难防范。
“只要有交易，那么手机号和TD都会留下轨迹”，他解释说，防范利用“微信红包”、电子礼品预付卡行贿受贿，需要运营商、金融部门协同作战，“首先是监控数据流，然后如同情报分析一般，建立模型，从数据流中‘过滤’、筛查可疑线索，找出异常支付、异常交易的蛛丝马迹”。
他称，美国对于上述网络、移动终端的可疑线索筛查已形成相对成熟的工作模式，但我国启动较晚，技术层面虽然不难实现，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现行法律也需要修改，“比如监控数据流，这是不是涉及侵犯个人隐私权？哪些部门有权监控哪一类数据？这都需要修改现行法律”。
节礼“变形记”
月饼促销火爆“朋友圈”
“隐形”送礼无孔不入，网络、手机等新媒体遭“渗透”。如今月饼促销活动已悄然在微信朋友圈里红红火火搞起来了，有的承诺可上门送卡或异地提取，有的则说可开各类发票。
送实物退现金隐蔽安全
去能退货的大商场买件奢侈品或价值不菲的小物件，将礼品及发票一起快递送到收礼方家中，收礼方可直接拿着礼品和发票去商场退货套现，隐蔽又安全。
公交一卡通成“渠道”
北京的公交一卡通因可不记名办理、可以在便利店购物支付，而且最高可以充值数百元，所以有些人将其作为送礼工具，收礼方既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到退卡网点匿名退成现金。
手机话费充值简便易行
为收礼人充上数百元话费，再短信说明，双方不用见面，收礼人甚至无法拒绝。据新华社
■ 调查
政府团购少了 企业送礼仍存
天津市大桥道食品有限公司一位负责人称，今年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团购月饼的情况几乎看不到了。在安徽采蝶轩蛋糕有限公司的一家门店内，一名店员说：“现在预订月饼的客户主要是附近的工厂、公司等，目前还没有事业单位之类的跟我们预订。”
“498元买了两盒火腿月饼，送给一个关系不错的客户。”昆明某私营旅游公司的杨女士说，“现在风气好了，那些搭配红酒、茶叶的高档月饼礼盒不见了，不用花那么多钱，但月饼还是要送，表达一下心意。”
网上卖礼品册 可开办公发票
不少礼品册在淘宝上打着“中秋送礼”的旗号热销，并公然打出“适合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进行商务活动、单位福利、个人消费和节日馈赠”等广告，售价高达数千元。记者看到，一款售价为998元的15选1的礼品册中，包括月饼、牛肉、红酒等众多选择，近期销量明显上升，不少买家直接购买10本或者20本，评论中不少买家表示，基本上是以送礼为主，“可以开发票为办公用品、礼品、劳保用品和耗材。”卖家说。 综合新华社
■ 案例
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10年收礼1000多次，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排队给县委书记送礼 80名干部被免职
近期，安徽萧县80多名领导干部被免职：从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县长等数名县领导班子成员，到财政局长、交通局长、教育局长等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全县23个乡镇，近20名党政“一把手”被免。这些干部的“落马”都与一个人有关：原县委书记毋保良。自2012年3月被“双规”，毋保良案经历了漫长的司法程序。安徽省高院最近最终裁定维持原判：对毋保良非法收受他人1900万余元财物，以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00送礼人员多为公职人员
在对毋保良的起诉书上，向其送礼的人员多达近300名，公职人员占一半以上。这些“送礼干部”又分三类：第一类是向毋保良行贿且自身亦有贪腐行为的干部，如萧县原公安局长单严法，已另案处理；第二类是曾行贿但数额不大，且能主动交代的干部；第三类干部，法院审理认为，他们为“联络感情、处好关系”在年节时送给毋保良“金额不大”的财物，虽不排除有谋求关照之意，但直至案发也未提出明确请托事项，故认定为“非法礼金”，但不以犯罪论处，此类款项不计入行贿数额。
萧县被免职的80多名干部，属于后两种情形，尤以第三类为多。
萧县“干部送礼”有四大特点：一是人数多、涉及面广；二是多集中在过节、婚嫁，以“人情来往”为名；三是次数多、时间跨度长；四是“半公开化”，年节送礼成惯例。
送礼成“关系的证明”
法院认定，毋保良10年中收礼1000多次。现年54岁的毋保良，早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后曾任安徽宿州一家酒厂负责人。1999年，毋保良受重用担任宿州市埇桥区副区长。当时，前途看好的毋保良意外落选区委常委，据称被评价为“不合群、威信不高”。
2003年，毋保良调任萧县常务副县长，为吸取落选“教训”，他努力和各级干部搞好关系，将吃吃喝喝、请请送送作为密切上下级关系、搞好工作、提升威信的途径。
2007年后，毋保良先后升任萧县县长、县委书记，仕途顺遂让他尝到了送礼的“甜头”，以至后来认为这是一种“关系的证明”。毋保良自述，有的干部节日期间没来送礼，他还会怀疑是不是对自己有意见，“直到这个干部节后补上礼金，我才放下心来。”
萧县一位曾给毋保良送礼的干部说，对当地不少干部来说，县委书记收不收自己的礼、收多少，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是否被看成“自己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权力圈接纳，乃至有没有发展前途的象征。
“边收边交”以逃避责任
毋保良收礼有一大特点，即“边收边交”。从2006年到2012年，他先后将收受的1790万元交存到县招商局和县委办，用于公务开支。法院表示，毋保良历年“收”和“交”的时间、金额均对不上，也未及时交到纪检部门、廉政账户，而是交到便于控制的下级部门。毋保良亲属称，“他担心如果公开交到纪委，打破了‘潜规则’，会暗中被孤立，影响工作和个人发展。”
2012年春节前，听闻组织上正在调查其问题，毋保良召开全县干部廉政会，表态坚拒收礼，“结果，往年他每个春节能收几百万，那年只收了8万元。”办案人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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