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马化腾从一开始根本不是创业者?为什么抄袭、模仿、复制的风气在中国愈演愈烈?为什么抄袭他人模式还有大量的叫好者?为什么腾讯式抄袭为何能在中国屡屡得手?抄袭怎么总是发生在中国，为什么美国没有?为什么在大公司的抄袭恶习在中国没有被制裁?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管理科学家、卓学管理学派朱则荣的解释是：主要是创造的风险由谁来承担的问题。
抄袭习惯的养成——创造风险谁来承担?
许多人，特别是中国的互联网界和风险投资界，都会认为美国是互联网创业的天堂，新的商业模式层出不穷，大企业不与民争利，其主要原因是美国人善于创造，善于梦想，美国有着数量庞大的天使投资人队伍支持这些创造者引领世界互联网潮流，再看看中国，似乎没有什么创造，小网抄美国，大网抄小网，腾讯抄大家。
朱则荣：事实上中国的创造一点不比美国少，但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结构不同，美国是一个小型企业大国，而中国是一个大型企业大国。国情不同，注定了再小的创造在美国都会获得脱颖而出的机会，但再大的创造，在中国往往会腹死胎中，创业者带着自己的创造遗恨远离创业。
美国的国家经济核心是小型企业，从小型企业管理局(SBA)到美国商务部，上至美国总统，下至地方政府，其工作重点之一都是全力发展小型企业，保护小型企业。美国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每年美国小型企业的增长数量必须是+2%，比如2010年美国倒闭了10万家小型企业，新开业的小型企业数量必须达到102000家，这个数量必须是正的，是增长。因此，美国许多重要的政府部门都在全力保障小型企业的开办率，银行贷款、政策资金扶持、天使投资人、以及遍布美国的4万多名专职小型企业支援人员，都在支撑小型企业获得新生，创业风险在美国实际上是国家共担。
但是中国的小型企业情况不容乐观，中国的小型企业数量在最颠峰的时候，还不及印度的小型企业数量，而且这个数量在逐年急剧下滑。基本上，中国的小型企业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没有人管你，没有人支持你，什么事情都要你自己去解决。中国对企业规模的划分基准是300人以下属于小型企业，301-2000人属于中型企业，2000人以上属于大型企业，所谓的政府、银行对中小企业支持政策，实际上主要是支持300人以上的中型企业，全国的银行贷给中小企业的贷款，只有不足4%落实给了小型企业， 这种情况非常严峻。
尽管现在全国已经在提倡扶植小型企业，但政府支持和银行目前追求的仍然仅仅是成活率，根本不是开办率，这就导致了很多中国人有梦想、有创业的激情，但是由于缺乏资金，想开业都开不了，何谈成活与发展?在自生自灭的竞争环境中，很多企业求的只是生存，不是发展，在创业学规律中，任何求生存的企业绝对发展不起来，因为它想到的绝不是创造，而是“好死不如赖活”，只要能够维持，赚一些钱就行了，这些企业的目标根本不是去做最好的产品，成为最好的公司，它恰好符合政府和银行的“成活率”目标，但与真正的创业和创造背道而驰。
中国经济结构中真正的创造性创业的这一环，实际上没有多少大展拳脚的机会，创造的巨大风险只能由创业者自己去承担，因此很多人很多企业不愿意冒这种风险，从而在整体上抑制了创业的创造活动，中国无创造，抄袭成代王道。而创造者只能自己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一切苦果自己吞下，我们更相信，有很多想创造的中国人，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里正为创业而苦恼。
与民争利——侵犯小型企业利益谁来问责?
朱则荣：我们说过，中国是大型企业大国，小型企业在中国自生自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基本上政府、银行、协会都是为大型企业做服务的，你象腾讯这样的公司，三天两头的有领导视察，出台个政策都要先问询一下这些大型企业的意见，也包括电视、报刊媒体，基本上全国全社会都是围着大型企业在转。所以腾讯可以堂儿惶之、明目张胆地进行抄袭，没有人找它问责，不少机构“宠”它还来不及呢，还敢向它问责?
说到底，这是“大型企业大国”这种经济结构观念出了问题，在中国，当一个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很容易被“宠”坏，但是政府和社会又拿它没有办法，只能维持着它，不敢让它倒闭。比如电动车问题，一说就扯到农民工问题，富士康一说就是中国就业问题，还有许多民营企业，发展大了以后会大规模征地，把地都征完了，如果这些企业倒闭，你让当地的农工干什么去。腾讯这类已经做大的公司，它是被一种软环境保护起来的，哪怕它抄袭是不对的，没人能够拿它怎么样，企业做到这个份上，只要不是天怒人怨，它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为所欲为。
但是腾讯如果在美国，它早会美国国会听证会下令分拆、处罚、反垄断了。这是由于美国总统还担负着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小型企业的代言人，他必须替美国的小型企业说话，必须保护美国小型企业的利益，他做不到这一点，估计会被赶下台的。这同样是美国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我们都知道大型企业有钱，可以游说政府、操纵舆论，但是小型企业没有钱去游说政府，媒体也不愿意替他们说话，因此美国就明确小型企业代言人这个角色让总统来亲自担任。
腾讯式的这种抄袭行为，会让众多的小型企业蒙受损失，限制了小型企业的发展，这是一种不平等的竞争。从美国卡特总统开始，里根、克林顿等，历届总统在任期内都要在白宫举行总统小型企业会议，倾听来自全国的小型企业主们的意见和看法，意见直达。此外，美国的小型企业管理局(SBA)的局长由总统直接任命，向美国总统直接汇报工作，小型企业遭遇的问题可以在第一时间被反馈上来。例如今年以来，奥巴马就把国家经济的重点放在了小型企业这一块，他发表声明说支持小型企业对美国复苏至关重要，最近几天正在要求增加小型企业援助贷款，敦促国会通过小型企业减税法案，敦促参议院完成小型企业就业计划。
当然，小型企业之所以在美国有这样的地位，也是70多年来美国社会渐进发展的结果，中国不可能一夜就转变过来，但它是一种全球趋势，我们总体的结论应该是：小型企业的利益不容侵犯，它是大势所趋，任何大型企业，都不能够与民争利，这是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在中国，98%的企业是1-300人的小型企业，国内生产总值50%以上是由这些小型企业创造的，60%以上的就业岗位由小型企业创造，70%以上的城镇人口就业依赖于小型企业，几乎所有人的创业致富都要从1-300人的小型企业阶段开始。
沉默的巨人——谁来挑战腾讯?
朱则荣：小型企业，我们这个世界最沉默的巨人。我们不用想都知道，挑战腾讯的杀手级公司，肯定来自于小型企业，这个很容易理解，微软曾经是小型企业，挑战了IBM，Google曾经是小型企业，挑战了雅虎与微软。而苹果、惠普、亚马逊等等今日的美国IT巨头，都曾经是地下室、车库等等某一个不知名的角落里诞生的小型企业，这也就是美国政府为什么要保护小型企业，为什么把小型企业看成举国之重，为什么美国人会认为——是小型企业养活了美国人。
全世界的创业理论形成至今，大约近300年的历史，在1760年以前，世界的创业处于沮丧的创造活动中，这包括了高利贷、农业土地税、军事活动和战争、教堂安抚、社会结构等众多牵制因素。1780年以后，由于土地、资本和工业生产方式发行变化，专业分工出现，行业间的竞争出现，创业的创造活动才开始萌发。直到1934年，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德重新奠定了“创业”这一术语，以美国为首的创业创造活动才大规模蓬勃发展起来，杨振宁在谈到美国为什么在20世纪大量摘取诺贝尔奖时，也曾指出美国在二战以后美国学者大部分是研究管理科学的。创业即创造的概念在这一时期在美国已经深入人心，而美国政府、美国社会、美国经济学者大多遵循的都是熊彼德创业理论。
就熊彼德创业理论而言，强调：创业者才是企业家，创业是一个愿意并能够把新想法或新发展转化为成功机会的创造过程，创业队伍“创造性破坏”了整个市场和行业，摧毁旧的规律、旧的商业模式、旧的科学技术、旧的市场结构，从而创造新产品和新的商业模式。通过这种方式，创造性的破坏主要是负责行业的活力和长期经济增长。
创造性的创业者在经济繁荣这个目的上所扮演的角色比资金所有者更为关键。创业是一创造活动，但创业活动本身处于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一个人由于“实现新的市场组合”而成为“企业家”，而当他一旦建立起企业，并像其他人一样开始经营这个企业时，这种创造特征就马上消失。因此，创业者是一种稍纵即逝的状态，除非他再一次进行新的创造，他才能够再一次被称为创业者，当这种创造的特征不存在，他就不是创业者。
一个国家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就是变化，只有创造才会产生利润，只有创造经济才会活跃，市场中才会产生新陈代谢更新作用，这是美国在20世纪经济飞速增长跃居全球第一的秘诀所在。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原有的市场均衡，“企业家”才会出现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而只有能够“创造”的人，才能够摆脱利润递减的困境而生存下来，那些不能够成功地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人会最先被市场淘汰，这才是社会稳定、经济蓬勃发展的自然规律。
干扰创造——丧失一个国家的未来
朱则荣：创造者和模仿者对国家经济的振兴是不一样的。在美国经济理论中，只有创造者才会创造新的科学、新的应用、新的技术、新的经济，这些创造活动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创造和技术变革的力量来自全国创业者的野生创造性精神，而这些人是谁，他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在哪里，就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将从哪里崛起。另一部分人是模仿者，创业者的创造活动给模仿者创造了机会，而模仿者的主要技能不在于创造，是市场营销和创新利用，模仿者借此维持自己的生命，维持原有的经济，维持原有的市场结构。
我们中国有很多地区经济发展不起来，其主要原因就是忽略了创业者创造的价值，如果一个小城市、小镇能够支持创造，创造人才为什么还非要挤到大城市去，忍受高房价和拥挤的交通?在创业经济学中，只有推动这些创造的行动者，并提供资源和资本投资于研究和开发，一个区域的经济才会振兴。同时，由于大量的模仿者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密集的过度模仿在短期内会维护这些特大城市的经济，但从长期看，则使整个国家的经济严重失衡，地方上的经济都起不来，只有个别的城市获取了最多的资源。
勇于承担不确定性的风险才是创业者。美国弗兰克·H·奈特和彼得·德鲁克分别在1967年和1970年提出：创业主要考虑的是创业风险。他们认为，一个创业者愿意将他的创业生涯和金融安全付诸于风险才是创业，为了一个想法，愿意花费时间以及资本，去承担这种不确定风险的人才是创业者。
创业精神和创业行动所面临的往往是一种不确定性。在互联网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市场与互联网业务如何连结起来，如亚马逊、雅虎、谷歌做了一些大胆地尝试，他们在互联网出现不久就找到了自己的机遇、市场和技术。然而，并非仅仅是空白市场中才拥有机会，例如市场中的可乐市场，纵然存在可口可乐公司，也出现了百事可乐、非常可乐、姜汁可乐等新的可乐品种，当然更不能保证一个已经成熟的可乐市场中是出现新的可乐品种，但这些已经是模仿者的创新了。无论世界如何变化，但创业者的使命绝对是：是不是有市场并不重要，一切只取于创业者自己的创造力，创造的乐趣才是创业者勇往直前的动力。
朱则荣：任何国家都需要警惕对创业者创造的干扰。许多人都可能存在创造的本能，但这些创造者在创业时，却可能因为过高的税收、政府过多的干预、过于繁杂的法律、低下的行政效率，启动资金的匮乏，被引导到寻租、变更创业地点和机会、方式，甚至先去工作五年十年积累创业资金等其他非创造性活动中去，使创造丧失了机会。特别是市场中如果存在一些压制、掠夺创造活动的大型企业时，一个产业甚至一个国家的创造活动都会被瓦解，因为大家无法去创造，创造是在找死，过多的干扰将使一个国家丧失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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