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本月共有1264862人参加购车摇号，中签率再创新低，达1：67.2。在大多数人屡摇不中时，细心的市民发现从今年5月至11月，“刘雪梅”这个名字连续7个月中签，被尊为“摇号帝”，有人更是戏言若再摇不中不妨改名“刘雪梅”碰碰运气。对此，北京市交通委回应称，七个“刘雪梅”是重名造成的（见本报今日A11版报道）。
1：67.2的“摇中”比例，购车摇号正在向彩票中奖几率靠近。随着私家车保有量的持续增加，不难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类似现在上海地区已经出现的“牌比车贵”现象还会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上演。当车牌号成为一种稀缺社会公共资源的时候，能否保障分配的公平，牵动着公众的利益神经。这次，网友们“围观”的焦点显然在于，“摇号帝”究竟是一个“刘雪梅”还是七个“刘雪梅”？
伴随着网络延伸普及到“寻常百姓家”，舆论生态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近年来，几乎每一条公共政策的出台、每一项公共措施的推行，都会引发网络公众舆论的互动。这样的互动，从积极意义上说，改变了那种“上传下达，到此为止”的传统行政运作模式，肯定有利于现代公民社会的发育和形成。但是，部分公共部门在权力惯性中可能还没有“拐过弯来”，难以适应这种新的舆论环境，有些人甚至觉得网友的“围观”是在“添乱”、“添堵”。
公共部门有他们的政策立场，大众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处理好公共部门和">网络舆论之间的微妙关系，需要更多的包容和智慧。现在网络上活跃着一群“意见领袖”群体，他们往往具有左右舆论走向的能量，如果这种能量不是被善用，而被滥用，就会很容易打破网络舆论生态的平衡。
虽然，在以往的新闻事件中曾经出现过不少网络“围观”的质疑声，其实只是“不明真相”的误解的情况；但是，不管你适应与否，褒贬也罢，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的公民“围观”正在逐渐成为常态。公共部门需要主动适应公民的“围观”，即使这种“围观”是情绪化、碎片化的。
另外，“傲慢与偏见”是一对孪生兄弟，网友的“偏见”情绪，常常也是被部分公共部门的“傲慢”和不作为逼出来的。比如，前段时间网友对福彩开奖直播延时的质疑。在真相未明之前，公众的猜测和质疑，反映了公共部门公信力的缺失，公共部门想要重建公信力，则需要及时回应真相。
其实，在北京有关部门随后的回应解释中，已经较好地说明了，重名是很普遍的现象，仅“刘雪梅”就不止人们发现的7个而是达20个之多。如果北京的购车摇号在前期程序更加透明，公众对“摇号帝”的质疑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大。或者一旦在公布名单中出现类似“刘雪梅”重名的情况，是否可以在保护个人信息隐私的前提下，做一个更加细化的区分，比如名字后面注明东城区、西城区、某街、某路，这样一来，不管是出现7个还是17个同名“摇号帝”，都不会引发公众的“胡乱猜想”。 本报评论员 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