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农业：亟待政策助力国际竞争

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转基因产品的市场竞争正在改变全球农业生产、加工、贸易和粮食安全的格局，孟山都、杜邦、拜耳等跨国公司利用其基因技术、专利、市场、营销、服务和资本优势，已经控制了国际种业市场70%的份额。　　生物农业包括转基因育种、动物疫苗、生物饲料和生物农药几大领域，其中，转基因育种是发展最快、应用最广、发展最有潜力的一个领域。　　在我国，由于成功地自主研究出转基因抗虫棉，有效地抵御了国外抗虫棉的冲击，目前我国抗虫棉的市场份额已经达到国内棉花市场的90%以上；与之相反，因研发和产业政策滞后，大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急剧下降，难以抵挡美国、阿根廷、巴西等国廉价转基因大豆的入侵，几年间丧失了3/4的国内市场。　　“围绕生物基因资源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新核战争’的竞争异常激烈，大规模挖掘和拥有核心功能基因、抢占相关的知识产权、技术专利的制高点，构筑国家核心竞争力，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局副局长戴小枫博士表示。　　基因战争　　戴小枫介绍说：“当前各国在生物农业产业链方面的意识空前提高，他们通过整合产业资源、完善产业链条、抢占产业上游的龙头，以谋求对产业链的掌控和垄断”。　　他进一步解释道：跨国集团绞尽脑汁进行企业研发模式的创新：在上游，经过审慎的战略规划和严密的方案，以商业合同的方式，分别委托世界各国顶尖的专家组织实施其研发计划，同时利用全球研究机构和大学的智力资源不断发现和廉价收购有价值的基因、技术、方法、专利，其大本营的专家团队主要是对其进行评估、验证，并不直接进行所有的研究开发活动；在下游的产品和市场开发中，则以强大的技术、专利、市场组织和资本运作优势，通过合资、参股、并购等资本运作，利用目标市场业已存在的育种、生产、加工、销售网络等基础，以本土化的资源整合等组织方式，将技术、专利的优势转变成产品、市场的优势，实现其对整个产业链和市场的掌控。　　而且，各国政府都在制定相应的国家战略、中长期规划，出台一系列政策、法律等，不遗余力地积极推动高技术生物种业的发展。跨国集团则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中国农作物“转基因之母”范云六院士指出，1983年世界首例转基因作物问世之后，给农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世界各国将转基因动植物的研究和开发作为生物技术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也令其得到了迅速发展：1996年转基因作物被批准进行田间试验，短短10年间转基因作物完成了由实验室研究到商业化应用的质的飞跃。　　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的有关报告，从1996年到2008年，这13年间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增长了74倍，转基因作物累计种植面积已超过8亿公顷，从2008年的情况看，全球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的国家已达25个。作物转基因角色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发展和应用最快的技术。　　事实上，迅速发展的转基因技术背后是可观的经济效益。生物技术大大提高了农业的技术壁垒，使之成为能够产生高额投资回报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从而改变了农业产业因季节性波动、消费弹性系数低、投资周期长、投资回报低、不受资本青睐的局面。　　根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组织的报告，2008年转基因作物的全球市场价值约为75亿美元(高于2007年的69亿美元)，占美国2008年全球农作物保护市场价值527.2亿美元的14%，占2008年美国全球商业种子市场价值340亿美元的22%，转基因作物在1996年第一次实现商业化，累计12年的全球价值估算为498亿美元，预计2009年全球转基因作物市场价值可达83亿美元。　　由于转基因作物有利于提高产量、减少杀虫剂、降低成本、改善品质、提高种植的经济效益，在国际市场具有价格优势，使得非转基因作物的种植者遭受冲击。　　一个例证是，转基因大豆由于具有生产成本低、抗除草剂效率高、简化除草管理、减少人畜农药中毒以及提高大豆油含油量等优势，在最近的10年中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大量取代了普通大豆的生产、加工和消费。在我国，由于美国种植的转基因大豆大量进入，黑龙江等地的非转基因大豆种植、加工者受到巨大的冲击。　　先发优势　　目前，出于安全性考虑，中国尚未批准转基因大豆、玉米、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的种植和商业化，但是，由于该项技术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政府主导下的转基因技术研究一直处于积极状态。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刘旭研究员介绍说：事实上，我国的转基因技术大规模组织研发早在1999年就开始了，当年中央财政投入5.1亿元，部门、地方和社会配套投入3.2亿元，启动了“国家转基因植物研究与产业化”专项，重点开展功能基因克隆、转基因新材料创制、基因转化核心技术创新、新产品培育和产业化、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价以及转基因平台建设等工作。　　在国家发改委国家高技术产业化“十一五”规划的16项重大专项中，有一项就是现代农业专项，该专项提出要“重点发展转基因与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推进一批优质、高产、多抗农作物新品种的产业化”。　　而且，国家发改委在2007－2008年期间组织实施了生物育种高技术产业化专项。通过专项的实施，促进主要农作物等新品种的选育及其产业化，培育和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多抗高效的突破性新品种，形成我国农业生物育种技术平台和新品种产业化基地，推动农业种业企业技术进步，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加快提升我国农业生物育种国际竞争力。　　在研究开发领域，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棉花、水稻、油菜、玉米、小麦、大豆、花生、杨树等主要农作物和林、草、花卉、果树、园艺作物等100多种作物的高效、安全转基因技术体系，获得了一批具有应用潜力的转基因大豆、玉米、小麦和水稻材料，已经具备产业化的基础。在转基因玉米方面，也积累了一大批具有优异性状的玉米转基因材料和组合，其中，抗玉米螟玉米、高蛋白高赖氨酸玉米、转植酸酶玉米等品种都已进入了生产试验阶段。　　其中，范云六等专家研制出来的转基因植酸酶玉米作饲料，可帮助家畜更好地吸收食物中的磷，同时也减少了牲畜粪便中的磷含量，从而减少磷污染，并且这种玉米蛋白质含量和营养价值更高。目前这项研究已经转让给奥瑞金公司进行产业化开发，其产品已经通过了安全评价。　　随着技术体系的建立，我国也陆续批准了部分转基因植物作物的商业化生产，如1997年批准了转基因棉花，后来又相继批准了转基因番茄、转基因辣椒和转基因番木瓜的商业化种植。其中，转基因玉米、水稻、大豆的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并完成了大规模多地区的田间试验，已经具备了商业化应用的技术条件。　　产业化瓶颈　　范云六院士对《中国投资》表示，“从发展的眼光看，我国在生物育种技术尤其是产业化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发达国家存在不少差距”。　　“目前我国引导科学家创新和获得专利的意识还不是很强，主要是我国的科研是资金导向的，而不是产品导向的”，范云六指出。虽然我国拥有了抗虫棉的研究与商业化成功，但因体制、机制和政策的问题，其后续改良性的研发并没有很好地跟上。　　此外，无论是在研究领域还是在产业化领域都存在分散的各自为战和恶性的无序竞争。“科技成果谁也不愿意与人共享，而是希望自己从头到尾包下去，打自己不熟悉的仗，做不好，做不深，分散的小而全的研究体系，形不成一个大拳头。企业间的恶性无序竞争，每个都有一些基因，但又做不到那么好，还互相之间压价，给跨国集团以各个击破的可乘之机。这就导致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很少，企业规模小，产业化滞后，始终形成不了国家和市场层面的真正意义上系统的产业链条和利润链条”，范云六说。　　然而，专家普遍认为最大的瓶颈在政策。　　“中国的转基因技术，研究方面我国与国际有差距，但不大，差距是在产业化。我国过去的技术是与国际同步推出的，可是过了这几年，国际上已经做到了第二代第三代，还做了玉米、大豆的转基因产品商业化，已经超过我们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可能很大的原因在于政策对转基因的发展在几年前没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战略、规划、部署和积极的推进，处于一个政策不明、推进乏力的状况”。奥瑞金公司董事长韩庚辰在接受《中国投资》采访时表示。　　其实，早在1993年，原国家科委颁布了《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为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提供了基本框架。根据这一基本框架，农业部于1996年颁布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1997年又发布了《关于贯彻执行〈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的实施办法〉的通知》，并于同年成立了“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委员会”和“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公室”，使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和产业化进入了法制化管理的轨道。　　“《办法》的起草过程历时6年，先后有120多位科学家参加了讨论或发表了
意见，可以说，比较充分地吸收了当时各国管理条例中的优点，较好地体现了以风险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刘旭介绍说。　　但是，作为我国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策略，国务院于2001年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2002年农业部又相继颁布了与该条例相配套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等3个办法。中科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张启发表示，“这些规章存在管理时段太长、管制面偏宽、尺度太严等问题，加之近年审批操作不够规范，管理成本较高，限制了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和产业化的发展”。　　此外，他还指出，转基因作物的产业化进程涉及到农业部、科技部、发改委、卫生部、商务部、环保局、专利局等众多管理部门，而国家又缺乏有效的机制对各部门进行协调管理，这种局面也大大影响了管理效率。　　以大豆为例，我国已经在2004年向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发放了食用安全证书，但是，对于本国的转基因食用作物，如大豆、玉米、水稻等，相关部门一直持谨慎态度，迟迟未允许商业化种植。　　尽管关于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的争议持续多年，但至今没有确切的研究成果证明过其有害或无害，其安全性问题大多是在国际贸易中作为“绿色壁垒”的一个工具。　　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中国放开了转基因大豆的种植许可，那将不能再以安全为由拒绝国际转基因水稻、玉米进入中国，那么这将是拿中国十几亿人口的粮食安全作赌注。而因问题的敏感性，一项转基因食用作物能否商业化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政府单个部门所能决定的，而是需要更强大的决策力。　　事实上，目前，中国转基因玉米和油菜市场已经放开，如果不迎头赶上，有可能要重蹈大豆覆辙。加快转基因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已经成为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然选择。　　范云六　　中国农作物“转基因之母”、中国农科院院士　　科研领域和企业间的恶性无序竞争，给跨国集团以各个击破的可乘之机。这就导致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很小，企业规模小，产业化滞后，始终形不成国家和市场层面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的产业链条和利润链条。　　刘旭　　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整体看，我国生物农业发展的三大制约因素是：一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二是生产规模小，产量低，生产成本高，市场占有率低；三是相关产业和服务体系还不完善。生物农业如何发展，最重要的是突破制约发展的瓶颈，就是要针对上述3个主要问题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