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中国慈善十大事件

2010，慈善业，很多事如“浮云”。　　免税政策岿然不动，政府触角越伸越长，慈善法千呼万唤不出来。　　2010，公益圈，很多人很“给力”。　　破冰，联名，上诉，试图突破制度瓶颈，给公益一块净土。　　就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事情发生，因为，唯有发生，才有改变；唯有改变，才有希望……　　“巴比”慈善晚宴　　富人慈善VS平民慈善　　2010年9月月底，两位世界顶级富翁沃伦·巴菲特与比尔·盖茨来到北京邀请50位中国富豪参加了一场“慈善晚宴”。由于此前二人在美国成功劝说40名美国亿万富翁公开承诺捐赠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这场晚宴举行前就被媒体和舆论解读为劝捐的“鸿门宴”。闻此风声，许多富豪纷纷准备拒绝参加晚宴。“巴比”不得不出面澄清“此次中国之行从来就没有劝捐的打算……这次只是一次普通的聚会，互相交流慈善心得，相互了解。”最终，作为晚宴上唯一的在场“记者”潘石屹夫妇通过微博“直播”了这场晚宴：这不是一场劝捐的鸿门宴，而是一场中国慈善之路的讨论会。　　会场之外，还有另外一场平民慈善晚宴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快捷酒店举行。巴比晚宴，人们关注富豪，关注裸捐；平民晚宴，人们强调的是“全民慈善”。它的举办试图告诉大家，慈善不只是富豪的时尚秀，更是全民的狂欢。　　“是富豪慈善还是平民慈善？”“中国何时会出现巴比这样的慈善家？”“裸捐到底好不好？”……这些争议不绝于耳，并仍在继续。这场争论的可贵之处不在于达成共识，而在于在争论中，每个人都能重新认识慈善、理解慈善，并看到每个个体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贡献的力量。　　五部委“汇缴”玉树捐款　　谁是公益主体？　　2010年7月29日，民政部会同五部委发布《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其中规定，玉树地震中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需要汇缴拨付到青海省政府、青海省红十字会、青海省慈善总会的专用账户中，由青海省方面统筹安排使用。　　这招致10多家全国性慈善基金会的困惑，乃至明确的反对：“我们在灾后重建中还有什么权利？这是做慈善的底线问题。”至今，汇缴进程缓慢，多家全国性慈善组织尚未明确资金汇缴事宜。　　这一“缴”一“拒”的斗争其实早已开始。1998年洪灾后的慈善捐助中出现虚捐、诈捐等情况。以此为鉴，每次大灾之后，民政部便会发文确认可展开救灾募捐的社会团体和基金会名单，由这些机构统一使用善款。这种做法一直沿用至今。　　“汇缴”事件的发生，有人大呼中国公益领域“国进民退”。中国目前的公益事业大多带有官办色彩，政府在扮演管理者、裁判的同时常常摇身一变成为“运动员”，违背了慈善、公益的民间本性。　　也许，正如徐永光所说，中国公益事业需要一场“正本清源”的革命。　　基金会中心网开通　　开启“透明慈善”之旅　　公开、透明是慈善的天性。因为慈善，关乎善，关乎爱。在人们心中，那是圣洁的化身，容不得一丝腐朽和不堪。而现实，却总让人失望。　　中国公益事业尚未完成向现代公益的转变，公益的主体仍是政府和富人。大灾来时，许多公益组织凭借厚实的政府背景，即使不透明，不公开，也可以“坐等”善款；而由于缺少时间和精力，民众无暇顾及自己那一两百元捐款的去向。如此一来，内生动力与外在压力的缺乏，中国慈善事业的透明度同人们的期待相距甚远。《2010年全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现状报告》显示，约有75%的慈善组织“完全不披露或仅少量披露信息”。中国慈善事业透明之路亟待破冰。　　“民间公益行业自律从基金会开始，基金会行业自律从信息披露开始”，在这样的理念支撑下，7月8日，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35家公募、非公募基金会共同发起筹建的基金会中心网正式启动。　　基金会中心网希望能够将全国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的基本信息，公益项目以及财务使用情况“昭告天下”。于基金会来说，这是一个竞争的平台，竞争的筹码只有一个——公开透明。谁公开最及时，最透明，谁便能够出现在网站显眼位置；于民众来说，这是一个基金会“大卖场”，捐赠者能够根据基金会的项目执行、财务公示等信息来挑选信任的、合适的基金会作为受赠机构，而捐款之后同样可以通过该网站了解善款的流向。　　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平台，“基金会中心网”让捐赠人和受赠人实现了信息对等，赋予了捐赠人自主选择权和监督权，同时向受赠人“施压”，让其不得不公开、透明。　　“基金会中心网”如同一缕阳光，照亮慈善的天空，让腐败、黑暗无处可逃。　　基金会联名抗税　　挑战公益基金会免税政策　　2008年，中国青年基金会共接受善款4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各界捐给汶川地震灾区的。2亿被拨付灾区，结余款剩2亿。　　现行法律法规，公益基金会免税资格悬而未决，其盈利性收入尚未进入免税类目，缴税仍依照2008年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25%的税率计征。据此，青基会需在2009年5月前缴清税款5500万。这笔“巨款”让它左右为难。　　无奈之下，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挑起了面向三部委的联名免税请示，24家基金会参与了这次联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涂猛说，“这不仅是为我们机构自身，也是为了这个行业，没有不加入的道理。”　　现行的法律政策规定公益基金会获得的捐赠收入属于免税之列，前提是各机构需要进行免税资格申报，不申报或者申报审核不合格的，照样不能免税。不少公益基金会抱怨免税门槛太高，即便获得了免税资格认定，也是“先缴税，后退税”，现实常常是：免税资格认定下来，税务征税部门却不予退税，理由是“进了国库的钱怎么给你退？”　　保护中国非营利组织的成长、独立和成熟，中国政府需要更“给力”。　　曹德旺的2亿捐赠对赌　　中国“慈善问责”第一单　　2010年4月，在玉树地震央视赈灾晚会上，曹德旺之子曹晖为玉树捐出一个亿，在上台举牌的同时，他对外宣布，“家父还将向西南旱区捐款2亿元”。同在现场的许多基金会负责人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都为之一动：“曹总这笔钱可不可以捐给我们？”与所有的民间机构一样，慈善组织同样需要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做大做强”。　　中国扶贫基金会率先找到曹德旺，希望曹能将这笔捐款捐赠给扶贫基金会，然后再通过基金会发到灾民手上。但曹德旺却提出了颇为苛刻的合作条件，他表示要亲自监督善款的发放，由曹氏父子组成的监督委员会将随机抽检10%的家庭，如发现1%的不合格率，中国扶贫基金会需按照查抽获得的超过1%部分缺损比例的30倍予以赔偿。然而这只是众多苛刻条件中的一条而已。曹德旺对项目执行的管理费比例以及项目完成时间均提出了具体而严格的要求。　　虽然苛刻，中国扶贫基金会还是“咬牙”签下了这笔“赔本买卖”，和曹德旺一起开创了中国“慈善问责第一单”。所谓问责，是要求问责对象就其决策、行为向问责主体进行说明和解释，据此接受问责主体的奖惩。民间公益组织如何良性高效地运行，是一个被普遍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而问责无疑是重要的手段之一。公益组织的非营利性并不能成为它可以不接受问责的理由，相反，正因为其公益性、全民性才更无法容忍黑暗与腐朽。　　让公益组织更具公信力和专业性，必须加强问责。而曹德旺无疑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壹基金“中断”风波　　触及民办公募基金会天花板　　2007年9月12日，李连杰接受央视“面对面”采访时，称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会的合作可能会中断，壹基金困境再度引发舆论关注。　　目前政策环境之下，我国对于民间组织的审查和管理比较严格，只有公募基金会才有资格公开募集善款，而成立公募基金会的“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两大门槛将许多民间申请拒之门外。壹基金也只是与中国红十字会签订一个三年合约计划，虽然暂时可以向公众募款，但是没有独立的账户和公章，于是在募款操作上存在重大不便。远远无法实现李连杰最初设计的每人每月最少捐一元的设想。如今三年合约计划到期，李连杰公开壹基金困境，试图借此突破民间成立公募基金会的制度门槛，为中国慈善事业注入更多的民间力量。　　自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放开了个人或企业成立自主管理基金会的限制条件。之后，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开始起步，数量增长速度之快，势头迅猛。然而，对民间办公募基金会的门槛仍“岿然不动”。至今为止，只有中国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和上海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这两家民办基金会获得了“公募牌照”。民办公募基金会之路在曲折中前进。　　公益的本质是民间，唯有回归民间，中国慈善事业才能重获活力。李连杰的良苦用心是否被理解，壹基金的以身试法是否能得偿所愿，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值得每一个人努力。　　北师大壹基金研究院成立　　打造慈善界“黄埔军校”　　2010年6月21日，56岁的王振耀告别了22年的民政部司长生涯，投身民间公益，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一职。“壹基金”研究院是国内首家由大学与公益组织联合发起成立的公益研究院，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任理事长，马云、马化腾、王石等著名企业家也都出任理事。而在王振耀手中，拥有一支在国内学界知名的社会政策研究团队，首批筹措的2000万元人民币运营资金，将主要用于慈善事业研究，打造像布鲁金斯学会那样的智库。　　研究院从2011年起将在国内首次开展公益项目、基金会管理专业的招生和教学工作。希望通过研究、培训来解决公益人才缺乏问题，为公益领域提供政策研究及项目服务。在李连杰和王振耀的规划中，将建立多家高校共同参与的全球公益教育培训体系，力争5年内新增100名具有公益研究和教学水平的教授或研究人员。　　当然，业内人士猜测，“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创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李连杰正式申请注册成立“壹基金公募基金会”的前奏，或者是正式进行注册前的一次“热身”或者“铺垫”。　　电影里的李连杰常常演英雄，投身公益领域，他常常“当孙子”；官场上的王振耀位高权重，投身公益领域，他从零开始。所以，他们的转身不被理解，惹人争议。其实，从始至终，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一样的——为了让这个时代变得更好。　　富士康“13连跳”　　企业社会责任在哪里？　　2010年上半年，位于深圳的富士康厂区接连出现员工自杀事件，勾勒出了中国工人群体身影的悲情轮廓。在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时代大背景下，深圳富士康集团员工坠楼事件成为一个标志，一个警示。谁该为此买单？　　第一位自杀者为富士康科技集团年仅25岁的员工孙丹勇。此前，公司交由其保管的邮寄给苹果公司的16部苹果iPhone样机少了一部，孙曾接受公司环安科的调查。在富士康，劳动和睡觉成为生活的全部，由于重复、繁重的劳作，工人之间沟通甚少，而场内的休闲娱乐设施也变成摆设：“同样一个动作就做十个小时，下班吃饭然后回宿舍睡觉”。　　富士康员工的生活是中国一些企业员工生存状况的缩影，尖锐的劳资关系重新引发对“社会企业责任”的思考。　　企业不应只承担创造利润的责任，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等更多的社会责任。过去，人们只把企业社会责任寄希望于企业家个人的价值取向和智慧，忘记了从法律、道德上对企业进行约束。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的提出，将原本冷冰冰的企业形象化为具有人情味儿的社会公民，作为社会的一员，企业应当承担比商业利益更多的责任。这并不需要企业超然的道德水准，因为这一切关系到企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广东吹响全民公益集结号　　为公益提速　　2010年12月5日，中国扶贫基金会携手广东省政府联合主办的全民公益启动大会无疑是吹响了全民公益的集结号。在公益事业成熟的国家，普通公众捐款占80%左右，企业机构大额捐赠占20%。在中国，情况恰恰相反。2007年公众捐赠占当年总捐赠额的14%，2008年占到54%，而2009年占比又回落到23%。这表明中国公众参与公益具有偶发性特质，公众经常性参与捐赠的比例不高。传统慈善理念中，捐赠与政府有关，公民的捐赠常常是在政府的号召、鼓动甚至摊派中实现，少有自愿、经常性的小额捐助。而随着中国富人队伍的壮大，人们又将目光从政府包办慈善转向富人慈善。直至今天，中国全年的捐赠总额中，富人、企业的大额捐赠仍占主要地位。　　公益，关乎教育、医疗、环保，也关乎社区治理，妇女权益，还和养狗的管理，楼道的管理有关。大地上的事情千千万万，没有一个政府可以凭一己之力办到，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靠着几个富豪解决，唯有依靠全民的力量。　　中国不是别的什么，每一个人站立的那块土地便是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若在你、在我、在他的生活中，公益成为常态和自觉，那么中国，便不会寒冷。　　王健林豪掷十亿惹风波　　商业还是公益？　　11月8日，中国地产首富王健林以个人名义捐赠10亿元，用于重建南京金陵大报恩寺。这10亿元的捐款也被称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笔个人捐赠”。据报道，今年年底前，10亿元将一次性汇入中华慈善总会，再以三次拨付的形式交给南京市政府。　　金陵大报恩寺是南京历史最为悠久的寺庙。2001年，在南京举办的世界华商大会上，该寺的重建项目首次亮相，称为南京市重点招商项目，此后，年年出现在南京市的重大项目洽谈会上。但由于建设资金难到位，项目始终进展缓慢。随着10亿元捐款事件的爆出，一个困扰了南京市近10年的开发项目被迅速推红，而王健林巨额的捐款动机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虽然南京市有关方面着力强调重建项目的“文化”和“公益性”，但争议之声依旧不绝于耳。人民网载文质疑大报恩寺的“文化性”，有
网友称：“靠善款新建这么一大片地方，商家林立，恐怕还是会商业化运作吧？”此外，大连万达集团在南京的大力布局，也引发了公众不断猜测。以建设“万达广场”闻名全国的大连万达集团在南京已有两个大型商业项目，未来3~4年内还将新建两个万达城市综合体。正是由于这种商业布局的存在，致使王健林豪捐的目的备受多方质疑。大连万达集团发言人则称，“王健林先生个人的捐赠不带有任何附加条件……所有项目都会遵循公开公平的竞争原则，通过市场化方式获得。”　　尽管如此，这场围绕着大报恩寺的争论大潮仍在继续，迟迟不肯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