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已进入瓶颈期

文 张天兵　　(作者为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全球副总裁)　　从2010年开始，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方向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首先是不再集中投资产能建设了，而且在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上有更大的投入。同时也在加强在华富裕的二线和三线城市的营销能力。这些能够对跨国公司争夺中国消费市场增加很大好处。　　而在产能角度，也有两个趋势变化。第一是出现了更多平衡，产能从沿海地区往中国中西部和内地的转移。另外是产能向中国以外的地方转移，包括东南亚、非洲、东欧以及北美墨西哥、东南美洲。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现在这种转移已经开始，但是任何国家都比不上中国已有的规模，所以在未来三到五年内，这样的产能转移对中国制造不会形成巨大挑战，但是这个趋势是存在的。　　究其原因，中国制造的最大优势—劳动力，其廉价性和充沛性都在降低。有关调查预测，2014年起中国人口依存度将逐步上升。简单理解就是：不劳动人口比劳动人口多，需要抚养的人口在增多、而能生产的人在减少。这样一来，过去10多年高速发展过程中的人口红利就依赖不了了。劳动力的供应减少，劳动力成本还在上升。瓶颈就出现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接下来的具体问题就是如何提高中国制造的效率，以及改变中国制造的生产模式。富士康事件说明中国制造已经遇到了瓶颈。而作为解决方案，富士康最直接的做法是涨工资，但这不会改变代工厂的业务结构和生产模式。问题的关键是，生产线管理亟待优化。此外，工人需要在工作之外找到精神和心理的寄托。　　优化生产管理，可以借鉴现在一些最新的趋势。以前台湾、日本的工厂曾流行把生产线分开，让每个工人每天千万遍重复一个工序。而现在一些电子元件代工厂已尝试将工人的工作内容延伸扩大到一个完整的单元。这样可以让工人觉得能控制的事情更多，从而会有责任感和自我价值感，效率也会因之提升。　　在工作之外的寄托，一种较好的方式是把工业产业园区往城市化的方向发展。1990年代中末期，工业产业园区产生后，过于强调生产的集中性，似乎生产就不需要生活。于是，那块地方就像是另一种ghost town(幽灵城市)，白天很热闹，夜晚一片死寂。城市化的发展能解决这些生活问题。只不过现在在社区营造上，还没有到位。这一点，富士康等“小城市”的管理，甚至不如国企。一些开发油田、矿山的国企周围是个完整的社区甚至城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娱乐，工作不是那么紧张，工作之外有家庭等的正常生活。　　现代的大型生产企业，在为股东追求利润的同时也承担着社会职能，无论是国企还是民营或外资企业。油田、矿山等国企营造社区环境最早是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的。从富士康的事件可以看出，民营或外资企业进行大型商业生产也会对社区组织带来需求。然而就现在的社会发展条件，他们本身并不需要依靠政府或者企业自身出力，只需允许开放园区，哪怕是宿舍区，让社会力量进来经营也可以达到丰富社区精神生活的目的。　　至于中国制造在整个产业链上的位置提升、利润突破，三个关键因素：资源、技术和品牌(包括营销渠道)。资源，也就是原材料，如果被跨国企业控制，那就相当于卡住了产业链上游的利润。如果品牌和技术，这些下端利润也被卡住，那么代工厂就只有加工费可赚。如果劳动力成本再增加的话，那利润就会更少。所以中国制造升级，要么控制资源，要么需要突破技术或者品牌营销。　　现在中国制造的升级效果并不明显。第一因为这方面的投入还不够大；另外，即使投入，实施规模和范围还比较有限。但是可以看到的是，中国本土品牌竞争力正在增强。家电、日用品、饮料、鞋帽，它们发展很好，增长和盈利能力很强的。　　(本文由《环球企业家》记者李晨蕾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