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未来30年应搞清如何共同富裕

郭丽琴 江艾欣　　2010年的中国，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在外，后金融危机时代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在内，人均GDP将达4000美元的关键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对改革的期待与焦虑等各种因素相互影响和胶着。　　如何缓解压力和探求动力？人们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及“包容性增长”等关键词都充满期待。　　在此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无论是妥善处理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还是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都在考验决策者的眼光和能力。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在难题面前，如何实事求是、放眼长远、坚持科学发展，让大多数人分享发展成果，应成为执政者长期思考的问题。　　围绕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他一向坚持以改革的思路面对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中，第一次把科学发展以主题形式在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来。在你看来，这有什么时代特征和含义？同时，在这份两万余字的《建议》中，没有提及任何“数量型”的指标，基本为方向性、战略性目标。你对此如何解读？　　周天勇：中国前30年的经济发展非常注重GDP增量，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消耗能源、资源、环境来获得发展机会。　　“科学发展观”就是讲几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一提法意味着，今后五年的发展要有很大变化。　　关于《建议》中没有提及“数量型”指标的问题，我反倒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在中国，一旦中央设立指标，就会存在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加码的现象，反而影响“科学发展”。比如，如果中央定明年GDP增速为9%，到了省级市可能就定12%，地级市可能定15%，到了县里甚至定20%。这种指标加码和攀比比较严重。所以，我觉得《建议》淡化增长方面的指标有重要意义，即消除层层加码和各地指标攀比的行为。　　日报：你刚才提到中央政策到地方执行发生扭曲的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者黄靖描述过这种扭曲，比如，来自中央的“节能减排”指令，到了地方就成了大范围的拉闸限电。你觉得在未来的5年里，怎样解决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这种执行上偏差的问题？　　周天勇：中央应该更多地用税收、价格等机制来调节经济，而不能单纯通过下达指标。　　下达指标，实际上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手段，这往往导致地方政府用行政的办法来完成指标。所以，“十二五”期间应更注重节能减排这些机制方面的建设，如价格、税收等。　　总体来说，中国经济30年来强劲的增长，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相比较而言，主要的力量来自于地方政府，不能光说是中央政府的推进。　　因为，第一，地方政府有土地资源；第二，地方政府有GDP攀比的竞赛；第三，地方政府热衷于比如融资平台、招商引资等办法。　　实际上，中国近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行政性推动角度说，地方政府的竞赛和地方政府利用土地资源和融资平台、招商引资等是最主要来源。　　日报：今年是“两难”问题特别多的一年，比如调结构和保增长，人民币升值与保出口，长远发展与短期目标，保就业与科技创新等，都存在如何协调和权衡的问题。在你看来，这些“两难”的形成，有什么具体原因？　　周天勇：“两难”问题的形成，主要是“科学发展”在遇到具体国情时可能需要妥协。　　“两难”可能存在于三个领域：一是宏观调控；二是经济发展；三是改革和民生。这三个方面都存在大量的“两难”。　　宏观调控领域，比如稳定物价和增加就业，加息和人民币升值等。经济发展方面就是调结构和增长速度的关系等。中国目前处于重化工拉动经济发展阶段，现在提出转型走新兴工业化道路，这本身就是“两难”。因为，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就意味着结构要轻型化，资源能源的消耗要降低。但我们的国情决定了中国还处在重化工业阶段。要建大量的住房、高速铁路公路，都要水泥；要通过发展制造业积累财富，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本身就要耗能。　　在改革和民生的“两难”上，我们国家土地、淡水、粮食这些资源都不够。我们去年已经进口了相当于5.8亿亩面积的油料，而去年国内的播种面积也就23亿亩。事实上，我国如果油料也算作粮食，95%的粮食要自给的线已经被突破。但是未来的城市、住宅、交通建设等都需要占用土地。关于淡水、粮食、土地，要让人们形成节俭意识，只有通过价格与税收的办法，但提价后对老百姓的生活又有影响，但这些又不得不改，这就是民生与改革的两难。　　收入和分配领域里，我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目前导致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非常重要的力量就是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垄断、国有金融垄断、国有土地制度，都是推动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但我们既要在政治上坚持公有制，又要在收入分配上不让这些因素导致两极分化，这就是最大的“两难”。　　很多“两难”都是由国情决定的，比如人多地少，既要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但资源又少。政府一方面需要通过高税收、高价格抑制过度资源消耗，但一说到加税，来自民众的阻力又很大。第二，过去的一些改革，有些是改错和改得不到位而导致慢慢积累起来的“两难”问题。第三，我们坚持的体制和这种体制导致分配不公的结果。比如刚才说的公有制中的国有制导致两极分化的问题。　　日报：我们该如何坚持科学发展来解决这些“两难”？　　周天勇：首先是“要按规律办事”。比如，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这是一个大趋势。关键问题还是城乡差距太大。差距大的原因在于农业上创造的财富比例越来越少。要缩小城乡差距只能通过把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城市，让更少的人种更多的地。再比如工业升级的规律，工业领域必须要大企业和小企业并存，光有大企业没有小企业就没有地方就业。还有产业变动规律，即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服务业的发展比例要达到一定程度。如果总不发展服务业，就业人口也无法进入这个行业。仅发展大工业——大工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忽视工业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后者又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结果就是资本分配得多，劳动分配得少，形成收入分配差距。　　其次，看准的领域，早改比晚改好，彻底改比妥协改要好。这个主要看我们党和政府的魄力。如果说改革总是往后推，体制内就会形成厚重的利益格局。　　还有，如果本来应该彻底改的妥协改，就会带来很多“两难”问题。比如住房制度改革，如果一开始就征房产税，也就是说，如果在增加工资的同时开征房产税，愿意住大的就多交税，而不是学香港地区过去的办法，那么现在就没多大压力了。　　由于当时改革不彻底，导致我们的房地产是低收入人向政府交钱，高收入人积累财富：第一，很多农民世世代代的地让政府以三四万元/亩的低价拿走了，最后倒卖为一两百万/亩，使得财政一大收入就是从农民手里拿钱；第二，很多人在城市工作了5年、10年，却面临房价越来越高，这些人要通过贷款，来交出政府的土地租让金等。与此同时，一些富人如果很早买了房子，现在价格涨了，却不用交相应的税。　　因此，我国土地和房子政策是典型的穷人交钱来维持地方政府财政运转而富人不交钱。但是，国外是反过来的，他们没有什么土地出让金，也没有什么集体土地要征为国有土地，就是在市场上交易，政府收增值税就完了。　　一个“早改”比“晚改”好的例子，来自于国有银行、国有金融体制。《建议》里没有考虑这点，这个可能是个更长期的问题。本来，国有工商企业的利润要给国家交10%左右就已经够少了，但国有金融企业一分钱不向国家交。我们从1997年开始就不收国有工商企业的利润，那现在能从他手里拿出80%的利润吗？这些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　　再比如资源税的问题，如果开始就把石油、煤炭等资源税率定好，有了这笔储备资金，现在一些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日报：这些改革当时没有痛下决心，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天勇：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个比较好的改革总体设计，或者说没有一个配套的设计，造成很多改革只顾眼前不顾以后，很多都是之前的遗留问题。这主要是缺乏协调性和前瞻性改革规划造成的。　　比如，房地产领域的土地“招拍挂”就是，一拍卖就是70年，把这个城市的地在十年内全部卖完，那么后60年的钱从哪里出？　　我觉得，不管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改革，都应当有一个整体的方案，即先后配套、各方面协调。有些方案是不能妥协的，妥协后将后患无穷。目前我们的改革或者政策设计都缺乏综合性、长远性、配套性。　　日报：现在这么强调科学发展，肯定是因为存在很多不符合科学发展的现象。比如在保GDP增长方面，过于强调增长，但忽视了资源使用效率；再比如，汶川等一些地方，过急地想要恢复建设，却没有考虑地震带来的次生灾害，导致建好的房子又被泥石流冲掉。类似现象经常发生，这除了官员考核机制的问题，还有什么原因？　　周天勇：地方政府官员即使不考核，也有两个硬性任务：一是要把当地的经济规模做大；第二，财政收入。财政收入是硬指标，政府要发工资、要搞建设等，没有钱是不行的。　　我倒不是说增加财政收入不对，关键是我们现在的财政体制不对，比如，为什么地方上会形成土地财政，就是因为卖地越多财政收入越多，我们在房地产领域就设计了这样一种扩大占用土地和吃子孙饭的体制。　　在许多现代财政体制的国家中，省级政府一个很重要的税种是消费税，还有房产税。比如，一个地方即使一家工厂也没建，但只要有人到这儿买东西、抽烟就都要交税，在居民区买房就要交房产税。但在中国不行，中国即使收烟酒的消费税也是从工厂收，不从抽烟的人那里收。因此，地方政府如果不上工业项目，就没有税收来源。　　因此，不仅土地政策有问题，我们的税收制度也有问题，或者说，税收结构、财政体制不合理。因此，地方政府只有开办企业才有税收，服务业没多少税，养活不了政府。所以，这个阶段更多强调向企业收税和土地出让金，没人办企业，没人投资，地卖不出去，地方政府的财政就有问题了。　　但是，如果要改革，可能在执行上会面临一些困难。　　在中国，如果从企业征收消费税，税务部门很容易执行。但如果通过每个老百姓买烟的时候交税，则可能会漏税。这与我们国家税收、财政现代化程度有限有关。在许多国家，你去吃饭，由于透过信用消费，很容易征收10%的消费税等。而在中国，则存在大量不要发票、通过现金交易而不通过信用卡交易的行为。　　日报：根据《建议》，“十二五”规划中，社会类和生态类指标的比重将上升，经济类指标的比重将下降，类似的提法，还包括收入分配改革的强调。这些内容反映了执政理念的哪些变化？　　周天勇：我们过去30年注重的是经济发展，来自于小平同志说的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我觉得他当时说的意思主要是，解放后我们把搞阶级斗争当成是社会主义，而把发展生产力当成是资本主义。小平同志说的没有搞清楚，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30年来，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疑问我们解决了，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同时，小平同志也提出来社会主义的含义有两条：一条是发展生产力，一条是共同富裕。　　第二条实际上就是发展生产力后怎么样让社会公平、公正，让老百姓过得好，收入分配等公平，也就是共同富裕。　　但是，共同富裕怎么实现，我们这30年也不是太清楚。以前说要坚持公有制来实现共同富裕，现在看来，我刚才提到的三大“国有”都是推动两极分化的。　　所以，我们现在首先应该按规律办事，把该转移出来的农民转移出来，让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让服务业发展起来使得人们有就业机会。其次要改革，尤其是税收等要改革，形成公平的制度鼓励创业。最后就是社会事业、民生。　　我们前30年创造了生产力发展的奇迹，理解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含义。未来30年，要搞明白的就是，如何搞好民生事业，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正、公平。这样，我们需要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搞清楚如何搞社会主义，即以国家管理现代经济的办法调整结构，用税收、财政、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式，按规律来解决问题和实现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再以计划经济体制中大力发展国有制等思维方式来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