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交警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徐炜。鲁力 摄
深圳交警局新闻发言人徐炜在“5·26事件”处理中，一直处于新闻前沿。鲁力 摄
策划/统筹 南方日报记者 吕冰冰
采写 南方日报记者 吕冰冰 李荣华
日前，人民网(603000,股吧)发布舆情监测信息，公安政务微博舆情排名榜上，深圳交警官方微博因转发、评论、粉丝活跃度等数据而一枝独秀。
深圳交警官微的“火”源于“5·26事件”，该事件包括一起特大交通事故和一起事后舆情处理事件。
在这场事故中，豪车、美女、贫家子、富二代、醉驾、飙车、逃逸、三死、电动车等社会高度关注的关键词糅合，加上各种巧合与偶然，将矛盾聚焦在深圳交警身上，因公众和媒体质疑事故中有顶包行为，一个交通事故，瞬时演变为一场公共事件。
深圳交警派出50余名警力侦办，连续3天召开3场新闻发布会，并通过官微及时公布案情进展，拨开了疑云，赢得公众的理解。
案发后7小时内，交警为何做出结论？三次新闻发布会警方的原委和心态怎样？交警如何看待“对手”网民和媒体？“5·26事件”事后有哪些影响？
6月7日，深圳交警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徐炜接受了南方日报专访。
“假如按照一般交通事故办理，28日掌握到的东西，再加个以后出来的血迹DNA鉴定，基本上就可以定这个案子的。27日晚上之前，我们都在办案，28日"顶包"说提出来后，到30日晚第三次发布会开完前，我们主要是应付媒体和网络。”
“我们意识到，警察办案，也是寻找真相的过程。因为犯罪嫌疑人已抓获，不存在过多的保密事项了。交警寻找新的证据，一方面是办案需要，也是为了回应舆情，所以我们决定干脆透明办案。”
“媒体很大程度上帮了我们，网民也帮助了我们，对我们很好地监督，逼着我们跟媒体澄清。”
“网民有知情权，可以质疑，但是不要侮辱甚至造谣。”
“从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到交警部门面临的公共危机，这推进了我们工作的公开透明，以后也会继续不设防，在公开监督下开展工作。”
深圳交警局副局长
案发后7小时
“顶包”这种念头
根本没有出现在警方头脑里
5月26日3点出事到10点侯某庆自首，这7个小时，交警如何确定肇事者，并且之后如此肯定？
南方日报：事发后，你们首先看到了什么？
徐炜：凌晨3点8分车祸事发，5个报警电话打给值班总台，值班民警陈志民15分钟后赶到现场，发现汽车火焰没有燃尽，肇事车是一辆豪车，车上人都不见了，驾驶座上有一双人字拖。
看到问题严重，陈志民马上汇报值班大队领导和事故中队，请求到其他夜班人员共11人前来支援。因为死亡人数达到3人，属于重特大事故，我们启动了预案，包括交警局主要负责人4点多也都来到现场。
南方日报：那你们是怎么找当事人和目击者的？
徐炜：事发现场有很多目击者，有的说三个女子去华侨城医院了，我们派人去华侨城医院找到了她们。
当时，3名女子身上还有浓浓的酒气，询问得知，其中有两名甚至不知道肇事司机侯某庆的全名，只知道他叫“阿庆”，是第一次与他见面。另一名女子汪某某与侯某庆认识，其余两女子汪某、孙某是她的妹妹和朋友。
南方日报：当时，三名女子身边是什么人？
徐炜：她们的朋友崔某和曾某，后来，孙某的男朋友闻讯也赶来了，看到孙某磕掉了三颗牙，又生气又着急。
崔某就是用奔驰车送3名女子到医院的人，他和曾某也是此前与侯某庆和3名女子在酒吧喝酒的友人。据他说，26日2点50分左右，他们一同离开了酒吧，因为他们的车停在地库，侯某庆的车停在地面，所以，他们看到侯某庆及三位女子先上了车，侯某庆启动开走。曾某跟崔某说，车开得太快了。崔某于是给汪某某打电话，让他们小心，打了两次都没人接，第三次，曾某打给了另一女子汪某，电话通了，汪某接电话，已经出事了。于是他们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南方日报：警方是怎么初步确定侯某庆就是肇事司机的？
徐炜：根据口供，警方调取到了侯某庆的照片，又根据肇事车的资料调取了车主许某辉的照片，连同另两名男子的照片，一共4个人的照片，让3名女子分别指认肇事司机的相貌，她们都明白无疑地指认了侯某庆，那时是凌晨5点。
早上7点左右，认识侯某庆的汪某某被警方带到交警局，局长讯问汪某某时，她依然呈醉态，但清醒了很多，描述了事情经过，包括他们在车里的位置，一切都明白无疑。
南方日报：这些口供的可信度很高，但是，有没有串供的可能呢？
徐炜：从事发到找到3名女子的时间很短，按照当时她们的状态，口供的真实性很高。
日常交通事故侦查程序已经规范成熟，案子一天几宗，侦查大队都很熟悉，口供要串供，人越多越难，在车里坐的位置、方位、如何出事、安全带在哪儿，事件细节上问几个问题就能问出马脚。
我们问得很细，讯问了3名女子和多名目击者，通过多方交叉指正，做了翔实的口供笔录，初步了解到肇事者、事发原因和轨迹，确定了初步事实。
南方日报：除了口供之外，侯某事发前后有很多电话，为何通话单不能公布呢？
徐炜：取证的电话单警方已经掌握了，当时只是没有公布。当时也没看到网民和媒体的呼吁。在第一次发布会上，我们公布了侯某庆在出事后越过了隔离带，到对面绿化带里呆了一阵，又打电话给朋友的事实，说明我们警方已经调查了手机通话的问题。
早上10点多，我们已经派人去抓捕侯某庆，这时，侯某庆自己前来投案。当时他的左眉肱骨上贴了一个创可贴，满口酒气，但伤势不明显，刘凤俊局长亲手撩开他的衣服，发现左锁骨区至右前胸挫伤痕，符合安全带、方向盘及气囊爆出造成的损伤，“就是他了！”
后来马上给他做酒精呼气测试，并提取了血液样本，经检验属于醉驾，其伤情符合交通事故造成的损伤。
当时还有一个细节，侯某庆来自首时，到洗手间上厕所，我们在外面还很担心，怕他承受不了，自寻短见。
南方日报：到那个时候，“顶包”这种念头，根本没有出现在警方的头脑里？
徐炜：没错，一切都那么清楚明白，我们办案的经过、掌握的证据、我们的专业判断，对我们来讲，这个事故自身有不少巧合，但侦查不复杂，也不是很周折就找到了侯某庆。上午11点43分，我们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了第一条消息，随后给媒体发了通稿。
3次发布会
不会为单位荣誉
和个人前途违法
公众怀疑的顶包者，从医院下巴受伤的杨某，转为肇事车车主许某辉，后又转为侯某庆老板许某周，最后又怀疑肇事车上女子，被警方通过发布会、通气会与官方微博等渠道一一澄清。
南方日报：“顶包”说的起因，应该说是与华侨城医院医生遇到的一个巧合有关，正好有一名下巴受伤的男子与车祸中的三名女子同时就诊，引发了误会。当时，看到有关这名男子的报道时，你是什么感觉？
徐炜：周一（28日）早晨，我们交警局正在开党委会研究其他议题，看到“顶包”新闻后，临时改为“5·26”舆情应对会议，当即决定下午召开发布会。
从我了解的案情来看，根据各种人证、自供、调取视频以及其他侦查手段，证据链清晰，存在“顶包”可能性非常小。我看到侯某庆，了解情况后，基本确认就是他。
侦查人员去医院了解到，26日下午，交警通知家属来辨认物证时，恰好侯某要转移至看守所，一位死者家属用相机拍了三张侯某照片，交给记者。而撞车事发后，肇事车上三名女子被朋友送至医院看病期间，恰好有一摔伤下巴的男子，医生误以为他们4人是一伙的。记者找医生辨认，医生说当晚看病的不是此人。疑似顶包案由此开始。
当时看到华侨城医院受伤男子的事后，我们也很不解，第一反应，是不是那天南山还出了另处的交通事故，有人受伤了也去了华侨城医院？后来，我们在医院调到了当时的视频，找到了那名男子，以及陪他就医的朋友，又找到了他们在附近出事的视频资料，澄清了这件事。
南方日报：一个打工仔，泡吧、载美女、开豪车、醉驾、飙车、肇事、逃逸……公众质疑他的身份，质疑这件事的真实性，是不是可以理解？
徐炜：不要说公众，局里很多没有侦办和不是很了解的同事也怀疑，包括家属们都在私下问，是不是真的顶包？
这件事引起网民和媒体巨大的关注，有记者曾经盘点过，认为这件事能引发公众兴趣的元素有17个。你知道网络有多关注吗？发一个微博，会看到转发与评论数字更新速度像跑步机上的计数器，一会儿就成千上万了。
正因为如此，越是了解我们的人，越是知道，合谋“顶包”的可能性不存在，没有人敢用单位荣誉和个人前途来赌博，以严重违法程序来办案。
假如按照一般交通事故办理，28日掌握到的东西，再加个以后出来的血迹DNA鉴定，基本上就可以定这个案子的。27日晚上之前，我们都在办案，28日顶包说提出来后，到30日晚第三次发布会开完前，我们主要是应付媒体和网络。
南方日报：这里出现了一个困境，你们对事实的判断一直是确凿无疑的，但公众不相信你们，怎么办？
徐炜：当时DNA检验结果没出来，假如不一样，我们就出大麻烦了，但可能性极低。但我们都清楚，因为当事人口供细节高度吻合，可信度高，侯某庆的物证和伤情检验也符合交通事故损伤，另外侯某庆脚下一双鞋出事后留在车上，视频显示，他是光着脚回到大梅沙游艇会的。
（公众不相信）问题的起因在哪？就是因为最关键的视频没有。第一，他上车时有视频但很模糊，第二、撞车事故现场没有视频。经我们调查，就是没有直接照到现场的视频，无法确定侯某驾车如何出事、出事后如何离开等过程。
南方日报：从事态的发展过程来看，车主许某辉、老板许某周现身，DNA检验结果，侯某庆驾车的重要视频与截图等，这三大证据是说服公众的关键。交警是在舆情压力下一步一步公布的。为什么第三天才平息，是因为第三天这些证据才齐全了。现在回头看，最初的定论是不是说得太早？
徐炜：连开三场发布会，不是我们计划中的事。
第一次发布会开之前，我们以为开了会就澄清了，没想到，发布会后，网民还是不相信。那好，我们在会上讲，会满足大家的知情权，掌握一批新证据，就公开一批，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第二次发布会，证据增加了，车主被排除了，参加我们发布会的记者和直接了解案情的同志、领导，基本上都不相信了。
第三次发布会，各种传闻和疑点才被一一解答。我们后来还补充了视频截图，回应了网络传言。
第一次就说结论（指肇事司机是侯某庆，不存在顶包），这还是回应舆情的技巧问题，也就是说没想到要继续开。
这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从我们认定事故条件，当时证据基本上满足认定侯某庆涉嫌肇事的要求。第二，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发布会后就不用开了，只需要等DNA证据就行了。没想到第二、第三天还要开。
另一个原因是，警方办案不可能短时期内全部收完。为什么我们没有在核心证据充足时，再开发布会呢？28日，网络和媒体关注持续发酵，我们意识到如果不回应，会变成严重的危机，比现在要严重很多。另外，我们意识到，警察办案，也是寻找真相的过程。因为我们把犯罪嫌疑人已抓获，不存在过多的保密事项了。交警寻找新的证据，一方面是办案需要，也是为了回应舆情，所以我们决定干脆透明办案。
关于网民
网民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们
“5·26”事件推动了交警配合网民与媒体，不断寻找交通事故肇事证据，还原事情真相，尤其是网民的作用，让深圳交警首次在信息时代舆情应对中，交上一篇分数不错的作业。
南方日报：这是一次微博时代的公共事件，网民和媒体全方位全天候地“围观”交警办案，怎么看网民的心态？
徐炜：网民心态很正常，要求把事情搞清楚。我们回过头来看，媒体很大程度上帮了我们，网民也帮助了我们，对我们很好地监督，逼着我们跟媒体澄清。这次应对结果还算比较成功，领导也给了肯定。
但我们一度很迷茫。你找一个证人，无数人都在攻击。网民也代表一种民意，我不能说完全是，但是代表一部分。中国比较特殊，网民有一种情绪，包括不信任公权力机关，这提醒我们，今后要更加关注网民的民意，花很大力气面对网络。我们自己也要培养给自己挑毛病的人。
谣言最后没有掀起来，是因为大多数网民是理性的。面对网民压力很大，但我没紧张过。我们办案机构很清楚。因为没有任何人左右我们，而且取证也很顺利。只是想不到事态发展这么猛。
南方日报：面对网民、媒体的挑刺，你作为公权力机构的发言人，怎么看？
徐炜：没想到事情这么快地发酵。三次发布会，都是保障大家尤其是网友与媒体案件知情权而开的。从准备开第一次发布会的时候，到第三次结束，我们都是为了满足公众知情权。
我们在发布会上，没有因为自己是警察和公权力机关，对这些谣言不理不睬。根据掌握的证据，按以往的惯例和做法，有些质疑完全是不用回应的，因为完全是无中生有的。
但是当时情况是，知道真相的网友很少。所以，我们第一时间要告诉大家真相，把满足网民知情权放在第一位。很多证据，都是办案民警从收集场所拿到发布会上直接发布，我们都没看到。
从决定开发布会到事件基本平息，我们没有什么隐瞒的，只要大家想知道的疑点，我们都通过努力一一回答。
我们一直认真对待网民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和网民是一种平等姿态，所有工作随时接受监督，所有证据材料可以供大家查询。因为目标都是还原真相，为了给去世者和受害者家属最大安慰。网民知情权得到了满足。从我们掌握证据材料来看，从事件发展来看，最后接受真相的，还是家属。
南方日报：跳开身份，你怎么看公众监督？
徐炜：换一个角度，假如我是一个普通网民，也可以理解这次事件。我在最后一次发布会上说过，我们可以质疑、质问，怀疑案件和警方发布的一些信息，但是不能造谣；可以质问政府部门不公开，但是不能谩骂侮辱。
我们希望网民理智、理性地表达意见，要求公权部门满足知情权。而且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网民是这样的。
比如说视频证据PS问题，网民就挑刺挑得很专业，我们没想到那个光圈是干什么的，当时现场人员都回答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我只知道这是民警赶时间，用手机翻拍的原始材料，按照取证要求，没有造假空间。
于是我们在5月30日早晨去大梅沙游艇会了解情况，本来准备5月29日夜间去的，想到管录像的人晚上不在。当时打电话叫上了民警、记者和家属，一起到现场求证。
南方日报：还有一个隐私保护问题，车主和老板本与此案无关，但在压力下，他们站出来帮你们释疑。
徐炜：网民都是福尔摩斯了，我们没办法。不是网民需要，我们也不会这么做。车主许某辉是在帮我们，也是帮他自己，否则网民还会怀疑他，影响他的生活和形象。我们在征询他同意的情况下，拍了他的照片证明清白。老板许某周不同意，说了很久，答应只拍了侧面。
“飙车”反思
舆情发布继续“不设防”
“5·26交通事故”舆情处理之后，深圳交警开始反思，随后开始严厉打击飙车行为，并创造性地依据深圳情况，制定了将飙车定为危险驾驶罪的具体标准。
南方日报：这一次24小时运作，360°公开状态下办案，你觉得最终是依靠什么原则走出疑云和误解的？
徐炜：第一是证据，这是案件本身核心因素，也是平息案件疑云的关键；第二要公开透明，我们为了解释网民的疑点，收集了常规办案之外的很多证据，与网友一同寻找到事实真相。
南方日报：和国内别的地方恶性交通肇事事故事后舆情处理相比，深圳交警对此次处理结果怎么看？
徐炜：撇开事故本身，对网友和交警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双赢的。这件事，给我们上了一课。在我们自己看来，有没有“顶包”是很明白的事，我们真的没想到网民的质疑这么汹涌而来，所以我们没有计划好一开始的新闻发布会。我想部分网民也上了一课，学会如何理性参与公共事件。在国外，公众会不断质疑，政府不断答复，在互动中解决问题。
前几天深圳城管局有人向我谈到广深高速(600548,股吧)公路砍树的事情，就说要好好学习学习深圳交警经验。
南方日报：“5·26事故”事后对以后工作有没有影响？
徐炜：我们对这个案件做了反思，尤其对飙车和醉驾。
这也是一次很难得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机会，比如飙车问题就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关注。
刑法修正案去年规定对飙车等行为将以“危险驾驶罪”定罪量刑，但是没有明确说什么叫竞速追逐和情节严重，这一直是交警部门的执法困惑。根据这次教训和深圳市情，我们在国内率先对飙车和情节严重做了具体化和量化的解释，成为深圳交警的执法依据，可以大大降低飙车问题，不要让它成为解决不了的问题。
南方日报：如何看待此次网民与警方的交流互动？
徐炜：第一，这件事不仅网民媒体关注，上级领导和市局也都关注，第二，网民和媒体都在围观，只要他们提出问题，我们都会认真研究。第三，认真对待网民意见、线索和质疑，也是使真相被公众接受前所做的工作。
这为以后这类事情提供了经验，要求我们把这类案件办成铁案。
从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到交警部门面临的公共危机，这推进了我们工作的公开透明，以后也会继续不设防，在公开监督下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