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赏多罚少金融业道德风险难消弭

本报记者 汪洋 北京报道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认为，监管法案固然可以对华尔街的贪婪加以一定程度的抑制，但金融业的道德风险不可能因此消弭。　　他说，问题的根本在于，金融业赏多罚少，高额利润鼓励了投机家用冒险手法赚钱，而一旦出现亏损，其巨大的经济社会后果却不得不由全社会来承担。　　茅于轼表示，市场必须要追逐利润，否则就没有市场经济了。但人不光要追逐利润和财富，还有别的需求，不能让赚钱成为一切。　　《21世纪》：当前的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华尔街的贪婪——将投资变成了投机。请问美国新近出台的金融监管制度能否在根本上遏制华尔街追逐无限利润的冲动？　　茅于轼：追逐利润没有错，通过在金融市场上投机赚钱也没错。　　现在的问题主要在于赏罚不对称，赏多罚少。赚了钱是投机家的，赔了不是他们的责任，这鼓励了华尔街采用冒险手法赚钱。　　而且，这个问题目前无法解决。金融业的亏损一旦发生就不是小数目，不是个别投机家能够负担的，(但造成的问题却是全社会的)，因此后果只能由全社会来承担。　　当然，通过监管改革可以对此加以制约，但是难以从根本上改变金融业的这一内在矛盾。　　《21世纪》：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此次金融危机带给世界的第二个教训。中国的出口导向经济增长模式到了必须改变的关头。但是很多人认为，这种改变会减少就业，带来大量社会问题。你对此怎么看？　　茅于轼：我们要看到，政府保障就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过度剥削了中国劳动力)，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其实，所谓出口导向就是要利用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并不意味着对高额顺差的一味追求。我们现在出口太多，进口太少。　　要改变这一现象，人民币就需要升值，人民币不升值也是一种贸易保护。人民币不升值就是一种出口补贴，所造成的贸易顺差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极大的不平衡。　　《21世纪》：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指既着意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但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步调，可持续发展所体现的道义性(例如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对于二者是否应该有什么不同的含义？西方国家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要求中印等发展中大国紧随其后，大力减排，是否道义？　　茅于轼：应对气候变化，最终还是为了保持我们的生活。为了将来的生活，彻底牺牲现在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完了，享受到了发展的成果，现在以减排为理由，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是很没有道理的。　　不过，我不认为，发达国家强烈呼吁减排的主要是因为制造业衰落，急于寻求新经济增长点，保持高额利润的心思。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完了，已经不会大幅增加碳排放，将来的排放增加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它们主要还是出于挽救地球，挽救全人类的目的。　　气候变暖是实实在在的，主要由人类活动造成，这些结论都没有问题。但是，气候变暖的后果，其对整个人类社会和世界的影响，在我看来是非常模糊的。　　当然，我也主张对气候变暖采取一定措施。但措施力度多大，是否要发展中国家极大地抑制自身发展，都值得商榷。而且，根据经济学原理减排受益和减排成本在边际上要均等。现在减排成本尚可计算，减排受益还无法廓清，因此气候变化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21世纪》：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假设。可持续发展在学理上，将如何调和追逐利润的本性和增长的道义？　　茅于轼：市场行为必须追逐利润，放弃这一点就没有市场。如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就没有市场经济了。　　然而，人不光要追逐利润和财富，还有别的需求。现在的问题就是，赚钱是一切，超过了所有一切其他的考虑。　　经济学确实可以部分地解释人在家庭、社会中的一些行为，但经济学不能解释经济领域外的一切，或把一切在本质上都看成追逐利润的经济行为。这是经济学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