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视点
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有很多客观条件：第一，班加罗尔是印度有名的“科学城”，以班加罗尔为中心，集中了印度多所大学，软件产业发展有较好的基础。第二，班加罗尔地区的生活成本比较低，而且气候好，风景好。第三，班加罗尔具有语言优势。英语是印度官方语言之一，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大学生，都能熟练地阅读英文文献和进行英语会话。第四，印度软件从业者的逻辑分析能力较强。从古印度到现代，数学是印度人逻辑思考的原动力，印度高校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印度软件从业者大都具有良好的逻辑分析能力。不过，班加罗尔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除了上述客观条件外，更重要的是能从本国、本地实际出发，发挥本土软件人才和语言的比较优势，制定了适合本国本地的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特别是，科学的人才战略和人才政策对班加罗尔软件业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印度班加罗尔 金三林 来有为班加罗尔的发展条件与优势
班加罗尔是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首府。班加罗尔软件科技园区成立于1992年，核心区面积1.5平方公里。在印度政府和卡纳塔克邦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班加罗尔集聚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软件企业，形成了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软件出口占了整个印度的半壁江山，成为印度的软件之都。目前，班加罗尔的软件企业正由早期的低成本软件开发的提供者逐渐沿价值链升级，开始进入电子商务、无线应用程序、嵌入软件和客户关系管理编写软件等价值链的高端位置。威普罗、印孚瑟斯、塔塔等一批印度软件企业的领航者，主营业务已经从软件开发附加值低的编码环节转向利润更高的整体客户解决方案，力图在软件开发价值链中获得更大的价值份额。
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有很多客观条件：第一，班加罗尔是印度有名的“科学城”，以班加罗尔为中心，集中了印度多所大学，软件产业发展有较好的基础。第二，班加罗尔地区的生活成本比较低，而且气候好，风景好。第三，班加罗尔具有语言优势。英语是印度官方语言之一，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大学生，都能熟练地阅读英文文献和进行英语会话。第四，印度软件从业者的逻辑分析能力较强。从古印度到现代，数学是印度人逻辑思考的原动力，印度高校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印度软件从业者大都具有良好的逻辑分析能力。不过，班加罗尔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除了上述客观条件外，更重要的是能从本国、本地实际出发，发挥本土软件人才和语言的比较优势，制定了适合本国本地的软件产业发展战略。特别是，科学的人才战略和人才政策对班加罗尔软件业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印度和班加罗尔的主要人才政策
充分发挥地区人才优势，夯实软件产业发展的基础
软件产业成功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人才，班加罗尔发展软件业人才优势明显。首先，班加罗尔地区人才数量多。班加罗尔所在的卡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教育改革，目前是印度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的邦之一，每年的高校毕业生占到全印度的10%。班加罗尔云集了如印度理工学院、印度管理学院、国家高级研究学院和印度信息技术学院等许多名牌大学。这些高校每年可为社会输送3万名工程技术人才，其中1／3是信息技术人员。其次，同世界上软件业发达的美国、瑞士、加拿大、爱尔兰等国相比，班加罗尔地区人才成本相对较低。第三，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培养和吸引高端人才。政府部门除了扶持、加强原有正规的理工技术学院在信息技术及软件产业高级人才培养方面的传统优势之外，还在中学、大专院校开设不同层次的电脑软、硬件课程，形成多层次的人才培训体系，以满足软件产业发展的多种需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政府都在税收、股权、金融扶持、工资待遇、来去自由、创业辅导、子女教育等方面制定了一整套优惠政策，吸收了大批科技人才到班加罗尔工作或创业，主要集中在班加罗尔软件科技园。
充分发挥海外高层次人才的领军作用
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印度政府就十分重视输送和鼓励高素质人才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留学。印度政府以宽容和大度的姿态对待出国留学现象，并把其作为一种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渠道。拉·甘地总理曾经说过：“不要把出国留学看成是人才外流，而应该把它当成智囊银行，正在积聚利息，等着我们去提取，我们可以将其投资于印度的建设中。”几十年来，印度的大学生一直可以自由地到国外去求职，尤其是印度6所完全与国际接轨的理工学院的毕业生，每年都有一半以上的人到国外就业。印度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印度和欧美尤其是美国之间在高技术产业方面的市场联系也非常密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政府对软件产业实行了一系列政策优惠，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为海外留学或工作人员回国开办软件企业及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大开“绿灯”。随着印度软件产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在硅谷的印度软件企业家开始兴起“归国潮”。这些“海归派”中的大部分人在印度自主投资开办软件公司，或者受跨国公司（多数位于硅谷）的委派，回印度开设软件加工基地或软件研发中心，微软和英特尔公司等跨国公司都通过在硅谷工作过的印度软件工程师和企业家帮助其在班加罗尔设立海外软件加工基地或研发中心。这些人才回国创业，促进了软件技术在印度的快速扩散和印度软件产业的迅速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印度软件技术及软件产业与国际接轨。印度“海归派”与海外软件同行保持密切的业务关系，软件出口信息灵、渠道畅，从而促进了印度软件产业出口的迅速增长。印度曾在海外打工的软件技术人员中，具有创业冲动和经营管理素质的那一部分逐渐发展成为创业者、企业家或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从事软件的接包开发工作，对印度软件产业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包括班加罗尔在内的印度各级政府在吸引国外人才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其中包括：
对等承认双重国籍，吸引海外印度人才回流
2003年，印度政府宣布正式对等承认双重国籍，对等承认主要对象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芬兰和意大利等16个西方发达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是海外印度高级人才主要聚集地。此外，海外出生的人，只要父亲或爷爷具有印度血统，都可以申请印度国籍。以便让海外印度裔人才消除回国顾虑，即便留在海外加入了外国国籍也可以保留印度国籍，彼此可进行长时间的合作。双重国籍政策的出台，推动了海外印度人才的回流，促进了软件外包业的发展。
设立“科学人才库”吸纳海外高层次人才
20世纪60年代，印度政府开始投资创建“科学人才库”，吸引并接纳海归人才。为此，印度政府在主要发达国家都建有海外专家人才数据库，尤其关注那些能为印度重点项目解决难题的人才。人才库的建立，使印度政府可以有效掌握海外人才分布，根据国家发展需要，有针对性地吸引人才回流或为印度服务。
创设“海外印度人日”凝聚海外印裔人才
2003年，印度政府决定每年举办一次规模盛大的“海外印度人日”，旨在吸引更多的海外印裔人才为印度建设出钱出力。这种以节日形式将国家政策品牌化，以民族群体凝聚人才的政府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国际效果。
注重人才培养，形成层次合理的软件人才队伍
一个软件企业需要各种层次的软件人才，如程序员、项目分析师、程序设计师、行业专家（需求分析设计师）、应用人员（如数据库分析设计师）等等。因此，成熟的软件产业的人力资源结构应该呈“金字塔”型，顶端是若干名高端管理技术人才，底端是一大批基础技术人才。软件产业三级（高、中、低）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综合体系，要协调发展。印度及班加罗尔就成功地探索出了一条培养高水平、实用型软件技术人才的途径，形成了一套国际公认的软件人才培养模式，软件人才形成了“金字塔”结构，特别是大量能够编程的“软件蓝领”使得印度的软件企业可以形成项目经理、系统分析员、程序员这样合理的人才结构。
具体来看，班加罗尔软件业的人才培养主要有三条途径：
一是依靠高等院校。印度有400余所大专院校设置了计算机专业，每年可培养毕业生1万余人，政府还为250余所院校提供部分教学经费。
二是依靠民办或私营机构培训人才。目前这类机构有700余家，每年可培养数万名学员。最著名的是NIIT技术培训。NIIT是全国信息技术学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简称，在印度全国有上千家培训机构，在其他国家有分院，是印度最为成功的信息技术专业技能培训机构。 NIIT是私营企业，专门为BPO和IT服务业培养就业人才。经过NIIT培训之后，很多人直接被大企业录用。
三是软件企业自身建立培训机构。印度各大公司都有自己的培训依托机构，新人录用和提升都要经过培训考试。例如，TCS每年从印度300所学院招募员工，学生们需要参加TCS在线智力与分析能力测试，通过测试后要接受一个三人小组的面试。然后，新雇员要在TCS的新人培训基地接受52天的培训。加入公司之后，员工每年还要拿出15天来接受培训。这些培训不仅为员工提供了更多学习机会，也激励员工更多地了解企业，更加敬业。再例如，Infosys在每一笔1000美元的收益中，要花65美元在员工训练上（2006年测算数据），而其主要竞争对手IBM在员工培训上只花费6.65美元。结果是，Infosys获得了更多西方上市公司的外包业务。
印度不仅重视中高级软件人才的培养，更重视软件蓝领的培育。印度软件人才主要是通过职业教育，而不是高等教育来培养。目前，印度每年约有50万新生软件人才，其中大学毕业生只有7.4万，其他人都是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培养出来的。 “订单式”的职业教育定位，符合了印度软件企业的需求，不仅为印度培养了大批技能娴熟的“软件蓝领”，有效地解决了中低端人才缺乏的问题，而且大大缩短了人才培养时间。丰富的软件人才储备降低了班加罗尔等科技园的人力资本成本，提升了软件企业和软件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印度软件人才职业教育是市场驱动的。政府没有具体规定学校如何运作，职业教育由学校自己决定，并由学校自己决定收费标准。这种模式决定了职业教育有高的质量和好的声誉才能招到学生。同时，市场驱动还决定了职业教育不但要有质量，还要对技术变化反应快，能及时提供培训等。为了保证课程质量，在课程开发中，学校要进行大量调查，预测3年后的岗位需要什么样的知识、技能和态度。课程每年进行更新，平时做小的调整，如更换一、二门课程，一年半内，更新所有课程。为了使教学内容跟上技术发展，学校还要和大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不仅从大公司了解新技术的发展动向，还了解新技术产生的背景。
通过开展职业教育，使印度大量蓝领性质的软件编程人员和欧美高层次的软件人才在软件开发生产中进行合理的分工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促成了印度软件企业和国外软件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推动印度发展成为世界软件产业的出口大国。
创建科技园，为高端人才创业搭建平台
印度政府为国内外各类高科技人才创建了很多科技园，并出台优惠政策，建立风险基金，帮助这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鼓励开展软件外包业务，提高国内的科研能力。1986年，印度政府颁布了计算机软件政策，1987年印度信息产业部门又发起了 “软件技术园区”计划，1992年被称为印度硅谷的班加罗尔建成了第一个软件技术园。随后，海德拉巴德等8个软件技术园也先后建成。软件技术园的建立和壮大，吸引了大量海外人才，以及欧美大批高科技公司。不仅促进了印度的科技研发水平，也使印度可以利用外国资金培养本国科技人员。
印度和班加罗尔的人才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建设科学的人才培训体系，促进各层次人才均衡协调发展
在成熟市场中，软件人才应当是金字塔结构，即低端人才最多、中端次之、高端最少。但是，目前我国却是橄榄型，低端人才缺乏，中级人才占大多数。这种结构迫使本来低端人才就能胜任的基础工作不得不由中级人才来完成，造成了企业运营成本上升和人才浪费。而大力发展职业培训机构，则能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这些培训机构的培训周期较短，比学历教育往往更注重即时性和实用性，能迅速、大量地为企业提供一线应用型“蓝领”人才。同时，参加职业培训的学员一般学历都较低，根据企业通常的薪酬标准，付给他们的工资会低于科班出身的大学生，还能为企业降低成本。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些机构为企业培养中低端人才。目前，我国中职、高职、社会培训机构很多。今后应引导职业学校和培训机构将实践教学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借助行业、企业的实践教学资源优势，在互利双赢的基础上，将企业纳入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来，使求学者“在做中学”，培养他们的实际动手能力和操作技能。可以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来制定培养目标和方案，有针对性地向企业输送可以快速上岗操作的实用型人才，重点突破“蓝领人才”缺乏的瓶颈，使中低端人才与高层次人才互补，形成整体合力。
开展校企互动，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一方面存在人才缺口，另一方面又存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说明人才培养在供需方面存在结构性的矛盾。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部分高校毕业生所学的专业知识相对滞后，与企业的实际需求脱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企业由于其行业特点需要招聘研发工作熟练的员工，而大部分学生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能迅速高效地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推动学校与企业进行更深层次的沟通与合作，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培养实用型人才。学校应该针对企业和行业的实际情况，适当增删教学内容，让学生有更多机会参与企业的实际研发工作，以获得宝贵的实践经验。同时，也要引导和鼓励企业主动与学校或其他培训机构联系，积极吸纳学生尤其是高校大四学生、研究生、各类职教生参与企业的实际工作，用企业的项目对学生进行实际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在此过程中选择企业所需要的各类人才。
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信息库，制定更加开放灵活的引才政策
建设人才强国，必须大力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制定更加开放灵活的引才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引进和聚集高层次人才。中关村人才特区为入选中央“千人计划”、北京“海聚工程”、中关村“高聚工程”的外籍高层次人才解决了长期工作居留和多次往返签证问题，但政策覆盖面仍很小。可借鉴印度的经验，面向外国专家、外籍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种外国技术人才，提供通关、居留与出入境便利，降低办理永久居留条件，鼓励海外高层次人才加入（恢复）中国国籍。同时，要建立海外高层次人才信息库，并适时动态更新，及时跟踪出国留学生、海外华人华侨以及一些非华裔科技人才、金融人才、管理人才的动态，为我国引才、用才提供全面权威及时的信息。同时，要完善海外高层次人才的评价、考核、激励机制，不断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将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推向深入。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