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圣祥：需要价格干预更需国企让利

今年下半年以来，CPI始终在高位运行，通胀率居高不下，各种民生消费品和物资涨幅惊人，加之银行负利率的整体环境，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生活成本严重提高，民间对于价格暴涨累积怨气颇多，对于中央出台稳定价格举措更是翘首以待。　　在这样的背景下，“必要时实行价格临时干预措施”的提出，其实首先应该被理解成一张 “安民告示”。换句话说，它无异于告诉公众：对于价格普涨下的民生疾苦，中央不仅知道而且非常重视，不仅不会置之不顾而且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虽然对于何谓“必要时”，一些
网友提出了质疑和担忧；然而，这样的强调却是谨慎的必需，否则很有可能陷于滥用，从而得不偿失越搞越糟。　　某种意义上，公众对于价格干预政策，本不应抱有不切实际的过度幻想。须知，价格干预不仅绝非治本之策，而且还是一把“双刃剑”。非万不得已情况下，过滥的价格干预无疑是一种倒退，其副作用与后遗症，早已成为各类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定论。即使是价格干预，也必须建立在对市场机制的认识和尊重基础上，一旦市场机制的根本遭到破坏，结果必然会由此遁入一种恶性循环。　　对于价格干预政策，笔者以为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是垄断国企特别是央企应该承担起主要的社会责任，要主动让利；二是要谨防易于操作且易显政绩的价格干预手段，被地方政府基于政绩需求而随意滥用。　　在前一点上，垄断国企的合法性依据本就是为了“保障国计民生”，那么，在此关乎国计民生的通胀时刻，理当首先由国企站出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一方面，人造“油荒”逼宫涨价、天然气涨价、自来水涨价、居民用电涨价等等必须被及时叫停，并且追究迎风涨价的相关责任；另一方面，像固定电话月租费等不合理的垄断收费项目，应该借此时机进行大范围的清理或取缔；此外，国企上缴国家的红利比例更应该大幅提高，并以此用于补贴弱势群体。　　在后一点上，应该认识到地方政府可能会存在滥用价格干预措施的可能，这是一种基于政府自利的举动，而并非真正基于保障民生的立场。比如有些地方已经出台规定，对小白菜等蔬菜价格进行限定，结果最受伤的不是别人而是菜农，本来的弱势群体生活因此愈加困难。不顾价格上涨的背后缘由与构成因素，仅仅对某种商品价格进行行政限定，看上去似乎很有效，结果却只能是打击供应。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平抑物价难有作为的情况下，粗暴进行价格干预，也许是最简单的，还可能是最见效的，但同时也是危害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