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家的角色意识和胜任素质

无数的创业行动证明了，在创业家最初的对商机的塑造中，在确定创业战略和组织公司的设计中，以及在初期开拓市场的过程中，如果你只能从市场营销人员的视角观察事物，或者只能从财务人员的角度思考问题，那你不大可能领导一个企业走向成功。但是如果你能以传教士或者销售人员的热情来看待问题，然后反复在头脑中思考，再以物理学家或是财务人员的严谨来审视这个问题，加以思考，最后再从经济学家或是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样你就很有可能找出一个创造性的答案。你箭桶中的的箭越多，射中目标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里所说的就是创业家的“角色意识”和“胜任素质”问题。　　绝大多数的创业家都不可能同时具备所有上述的胜任素质，也就不可能充当所有这些胜任素质所对应的各种角色。这就要求创业家们了解和熟知自身特有的或者说较为擅长的某一方面的素质，充当依据和对应这些胜任素质的特定的角色，剩下的事情，应该由另外的人来做。所以我们说，创业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创业行动必需要一个创业团队，你必须在想要和计划创业的最初先行考虑好能不能组成一个创业的团队。　　创建西汉王朝的汉高祖刘邦，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但是他具有过人的个人魅力，不拘小节，恢宏大度，有梦想，具有能够凝聚人的人力资源管理天赋，还有一个有野心、有眼光又非常能干的夫人——吕雉的协助，于是他把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天赋运用到了极致；而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天才政治战略家张良，擅长将兵且多多益善的、攻城略地战无不胜的天才军事战略家韩信，抚国家、给馈饷、不绝粮道的天才理财大家萧何，就都从各方面弥补和大大增强了创业家刘邦的胜任素质缺陷以及角色缺位。　　在企业创业史上，这种格局更是常见常有的事情，微软的比尔。盖茨与营销专家保罗。艾伦，苹果的乔布斯。史蒂夫与沃兹，等等，还有日本的本田、丰田的创业都是这种情况。　　实际上，越是伟大的创业家，关于创业行动角色意识和胜任素质的自觉越强烈。就比如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帝王政权创业家东汉光武帝刘秀、三国演义的曹操、唐太宗李世民，他们本身就同时具有创业行动所具有的多种胜任素质，同时担当着创业领导人、军事战略家、政治战略家、甚至是直接领军出征的大帅，然而他们又同时是非常出色的人力资源管理大师，因此他们在创业的同时，也创造出了当时的也是千古美谈的创业团队。　　关于创业行动的“角色意识”以及“胜任素质”，我们就以东汉光武帝刘秀为透视的对象。刘秀在东汉政权创业的行动过程中。同时担当了“大智大勇的英雄将领”、“军事战略家”、“政治战略家”、“人力资源管理大师”等角色，甚至在名垂青史的“昆阳大战”中发挥了不为人知的“政委”的角色，与他在当时所有创业争天下的各路豪杰中素质表现最优秀的创业团队一道，成功而且完美地实现了“匡扶正义、一统天下”的创业目标。　　以下分别刘秀担当各个角色的具体情况概略论说之。　　《资治通鉴》对刘秀的介绍是：“刍湫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高祖九世之孙也，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光武年九岁而孤，养于叔父良。身长七尺三寸，美须眉，大口，隆准，日角。性勤于稼穑，而兄伯升好侠养士，常非笑光武事田业，比之高祖兄仲。　　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　　这段文字传递了刘秀的这些信息：喜欢稼穑也就是耕植，而且确实，据史载他种的田地与一般的农民相比收成很高，这大概是他有知识科学种田的缘故，他的哥哥刘縯笑话弟弟刘秀（字伯升）从事农田耕植就如同刘邦的哥哥刘仲那样；刘秀去过当时的京城长安上过“太学”也就是大学，而且专攻记载治国安邦大略的《尚书》，学业成就是“略通大义”。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在上太学时，因为缺少生资，就伙同一个姓韩的同学“合钱买驴”，安排他的从人给人家驮运物资赚钱（《东汉观记？光武帝》记载，刘秀随叔父在萧上小学后，去长安继续学习，受尚书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资用乏，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令从者僦已给诸公费。）　　青年时代的刘秀是富有大志的。他关心时事，大义略举，因学世事；朝政每下，必先闻知，具为同舍解说；高才好学。在长安，他结识了许多胸怀不凡和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严光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就少有高名，与刘秀同游学时，给刘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建立东汉王朝后，刘秀令人物色访他，可惜这个严光矢志不仕，终于垂钓浙江富春江终身。后来成为刘秀打天下的重要助手、云台二十八将之首的邓禹，也是刘秀在长安时的同学，“禹年虽幼，而见光武知非常人，遂相亲附”，结下了深厚友谊。刘秀在长安时还结识了当时被诸儒号为神童的少年才子张堪，甚为嘉许他的志操美德，称帝后，立刻加以重用，成为光武一朝著名的廉吏。此外，与光武在长安时的同学，还有刘嘉、强华等，后来皆随刘秀打天下，也都为刘秀的创业作出了一定贡献。　　长安一段时间的学习生活，对刘秀一生起了重要作用，使他了解和体会到治理国家中知识和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应当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刘秀比刘邦知觉得更早，没有走过刘邦有一段轻视知识、不信任知识分子的弯路。史称他：“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阕文，补綴（DUO）漏逸”，从而形成东汉一朝文化的兴盛时期。大概也正由于他来自民间的关系，刘秀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到社会上了解民情，《东观汉记》称他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刘秀作了皇帝，对于青年时就能了解乡里民情，仍觉自豪，常常对臣下说：在家所识乡里能吏，次第比类。　　角色一、英雄　　首先是刘秀的基本的创业素质：勇敢无畏、坚强坚韧，他是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合身而上的“英雄”。　　刘秀参与且主导的“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战争历史上屈指能数的“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而他就是在这次战争中一举成名的。因为昆阳之战，刘秀展示了他的平时城府深藏的英勇大无畏：“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　　王莽篡夺西汉政权建立“新朝”的末年，天下连岁灾蝗，寇盗锋起。地皇三年，南阳荒饥，诸家宾客（指地主家里的佃农）多为小盗。光武当时跟随他的叔叔“避吏新野”，这时他从事粮食的贩卖“因卖谷于宛”，收获颇丰。宛（河南南阳人）李通等以图谶游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意思是天下将大乱，姓刘的将重掌政权，我们姓李的将成为辅助。光武初不敢当，但是他历来关心国家大事，洞察了王莽政权必然灭亡的趋势，而且目睹其具有雄才大略素质的哥哥刘縯（字伯升）正在秘密准备起义的大事，于是“然独念兄伯升素结轻客，必举大事，且王莽败亡已兆，天下方乱，遂与定谋，于是乃市（买）兵弩。　　十月，与李通从弟轶等起于宛，时年二十八“。　　那时他的哥哥刘縯（字伯升）已会众起兵。最初，各家子弟恐惧，纷纷“亡逃自匿”，都说“伯升杀我”。这时刘秀出面了，而且刘秀是以“光武绛衣大冠”的形象出面。平时刘縯、刘秀兄弟在南阳一带早就有着较高的威信，而其中刘秀的谨慎宽厚，更比乃兄胜过一筹。于是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农家子弟“皆惊曰”谨厚者亦复为之“，乃稍自安。刘縯（伯升）为了积蓄力量，果断加入了绿林起义军系列的新市、平林兵，与其领导人王凤、陈牧”西击长聚“。　　初时起兵，条件艰苦，刘秀骑着牛当作战马打仗，“光武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进屠唐子乡，又杀湖阳尉”。那时军中打胜仗后常常分财物不均，众恚恨，欲反攻诸刘。光武刘秀“敛宗人所得物，悉以与之，众乃悦”。接着进拔棘阳，与王莽前队大夫甄阜、属正梁丘赐战于小长安，汉军（为扩大政治影响，当时绿林军推举刘氏宗族的刘玄为帝，故称绿林军为“汉军”，刘玄是个无能之辈）大败，还保棘阳。　　这时不久就发生了著名的昆阳大战。　　大战前的情况大大地不乐观。王莽听说镇压义军的地方官员甄阜、梁天赐已被义军杀死，而且绿林军立了新皇帝刘玄，“汉帝立，大惧”，于是派遣朝廷中最大的两个官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将兵百万，其甲士四十二万人征伐义军。刘秀那时领兵只有几千，“将数千兵，徼之于阳光。”起义军风闻王莽四十二万大军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大军有熟悉兵法战策的军事家六十三人，而且居然还有一个奇人“长人巨无霸，长一丈，大十围，以为垒尉”；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威武。这种事闻所未闻，“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义军大众胆怯了，“诸将见（王）寻、（王）邑兵盛，反走，驰入昆阳，皆惶怖，忧念妻孥，欲散归诸城”。　　这时候的刘秀展示了他惊人的战前动员能力，表明他甚至还是个极其优秀的政委。光武议曰：“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其他的领兵将军们被刘秀的一席宏论激怒了，诸将怒曰：“刘将军何敢如是！”刘秀不慌不忙，笑而起。这时侦察的骑兵回来，报告说王莽大兵已至城北，军阵数百里，不见其后。跑是跑不了啦，众将想到也许刘秀有主意，诸将遽相谓曰：“更请刘将军计之。”刘秀复为图画成败。大军压境下的诸将忧迫，都愿意听刘秀的，皆曰：“诺”。那时城中只有八九千人，刘秀命令成国上公王凤、廷尉大将军王常两人留守，当夜自与骠骑大将军宗佻、五威将军李轶等十三骑，出城南门，搬取援兵。　　那时王莽大军到昆阳城下列营者有十万众，刘秀等十三骑几乎不得出。好不容易到达昆阳东面的郾、定陵两处的绿林军驻地，而驻于此地的义军诸将“贪惜财货，欲分留守之”。刘秀劝说动员道：“今若破敌，珍宝万倍，大功可成；如为所败，首领无余，何财物之有！”义军诸将也深知利害得失，这才同意随刘秀前往昆阳救援。　　前去救援的义军中，刘秀带领一千多人为先锋，“秀与诸营俱进，自将步骑千馀为前锋，去大军四五里而陈”；那时王莽大帅王寻、王邑亦遣兵数千在城东，刘秀奔之，斩首数十级。诸将喜曰：“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　　刘秀继续进击，王寻、王邑带领的数千兵退，刘秀的援军诸部共乘之，斩首数百千级。　　“连胜，遂前，诸将胆气益壮，无不以一当百”。关键时刻，刘秀组织敢死骑兵队三千人从城西水上冲其中坚；机会就在
敌人的失误间，仗势自欺、目空一切的王寻、王邑调换了指挥位置，各自统帅万馀人布阵，命令其余诸营皆按部不得动，“独迎与汉兵战，不利，大军不敢擅相救”。在刘秀敢死骑兵队的猛烈冲击下，王寻、王邑阵乱，刘秀的汉兵乘锐崩之，遂杀王寻。固守城中的王凤、王常观察到战场动向，及时率军“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势，震呼动天地。莽兵大溃，走者相腾践，伏尸百馀里。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战，士卒赴水溺死者以万数，水为不流”。　　这一战的结果是王莽政府军大帅王邑、将军严尤、陈茂轻骑乘死人度水逃去，尽获其军实辎重，不可胜算，举之连月不尽，或燔烧其馀。　　残余的王莽军队“士卒奔走，各还其郡，王邑独与所将长安勇敢数千人还洛阳，关中闻之震恐”。　　昆阳大战更重要的结果是全国各地风起响应，“于是海内豪桀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遍于天下”。　　刘秀的“英雄本色”大无畏精神还在刘秀征伐河北另几支联合作战的农民起义大军——铜马义军时淋漓尽致地得到展现。面对刚刚十几万战败放下武器投降的义军，刘秀为体现信义，宣示接纳的真诚，独马游营，宣传他的政策——　　《后汉书。光武帝记》记载说：　　当刘秀初破铜马、高湖、重联时，虽迫使其渠帅（将领）皆降，并封为“列侯”，但降者“犹不自安”。光武知其意，敕令降将各归营勒兵，刘秀自乘轻骑，按行部阵。投降的义军互相传言说：萧王（那时刘秀被绿林军的建立的更始政权封为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刘秀将投降的义军统统分配给自己的诸将，刘秀大军一下子增加了十几万人，实力为之大增。这个例子和刘秀对待河北另一个割据并且与刘秀为敌的首领王郎的降兵降将用柔道御制，是同样的手法，是颇得人心的。　　宋朝的一个名叫陈亮史学家评论说，此举实在是要比汉高祖刘邦高明多啦，高就高在，这是大智大勇大无畏：　　“吾又闻自古服群叛，驱英豪者，无如汉高帝。而光武之行事，有高帝之所未能为者二焉。光武降铜马，封其渠帅，降者未安，将有他变，此何异于沙上之谋乎；光武勒使归营，单骑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齿而后诸将安也”。　　在战争中的英雄们具有很大的影响离和号召力。昆阳大战的“英雄”声誉和他在长安就读“太学”的资历，使刘秀当时即名扬四海，连同他是刘氏汉室（就像三国演义时期刘备以“刘氏皇叔”的资格作为他最重要的政治资本那样）的资格，导致了天下风闻刘秀大名的很多仁人志士相继来投的有利局面。　　所以，创业之初就有成功作生意记录并且为人知情的创业者，更容易得到投资者、上下游合作伙伴、甚至银行金融机构包括“风投”的支持，也就毫不奇怪了。创业初期的这个角色很重要。　　角色二、人力资源管理大师　　《资治通鉴》高度评价了光武帝刘秀取得具有政治和军事谋略大才的邓禹、冯异、耿弇、邳彤等人的谋划而在创业道路上避免曲折的价值：“冯异获于俘执而建方面之功，邓禹杖策诣于军门遂定大计，采耿弇之谋而起兵上谷，听邳彤之计而不弃信都。故威谋靡抗，动辄得志”。　　他能够争取各个山头各个派别力量的合作支持，形成一个比较能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这一个领导核心，随着一个一个地接连胜利而不断扩大，武将逐渐形成了以云台二十八将为中心的军事体制，文官则逐渐形成了以习儒术和重名节为其特点的东汉新的最高统治阶层。　　光武帝依靠正确的用人政策，使自己的领导决策中心不断增加新的成分，同时也就通过他们和各个地区各种阶层取得联系，形成极为关键的股东层面和消费者大众层，获得绝大多数社会阶层的拥护，并依靠这些人的帮助取得天下。不可忽略的是，陆续加盟的人士中很多是豪强大族，多有钱币粮食。　　正如同南宋时期的军事家李纲所评说的：“必有宽大之量以保众，然后规模宏远而足以济天下；必有诚一之德以与贤，然后终始无间而足以大有为”。光武帝的云台二十八将，来自各个地区各个山头，有自南阳起兵就一直跟随他的邓禹、李通，有出身河北渔阳、上谷为北地豪杰的吴汉、耿弇、寇恂，有原来被更始封为归德侯的岑彭、和原属绿林下江兵首领的王常，也包括原为河西（陕西山西一带）雄杰的窦融，尤其可贵的是光武帝能够兼容并蓄，收揽各派代表人物，甚至是敌对阵营。　　比如原来为绿林军更始政权重要将领的朱鲔，其人曾参与杀害刘秀哥哥刘縯的阴谋。但这样的人，光武帝却能不念旧怨，当朱鲔准备归顺，并把顾虑透露给光武帝的大将军岑彭时，光武帝说：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鲔若降，官爵可保。结果朱鲔果然以洛阳降，而光武帝也毫不失言，拜朱鲔为平狄将军，扶沟侯，而且后为少府，传封累代。　　曾经受到绿林更始政权重用受封为太尉、一度与刘秀分道扬飚的王常，在更始败后，他将妻子诣洛阳，自己肉袒自归，而光武帝见之，却给以特殊荣宠，甚欢劳之，曰：王廷尉劳苦。每念往事，共更艰厄，何日忘之，向他谈起昆阳之战的战斗情谊来，而且立即委以重任。　　对原来曾为割据陕西甘肃的豪强隗嚣战将的王元、号称勇力才气雄于边陲的牛邯皆量才录用，隗嚣败后，一个任为东平相，一个任为护羌校尉，牛邯后来屡有战功。而曾为割据四川的豪强公孙述北方战场悍将程乌、李育，亦因其才干而用擢之，这些做法，皆收到了用一人而收其一群的效果，史称蜀中程乌、李育等人受到重用后，“西土皆悦，莫不归焉”。　　在用人方面，光武帝还有一点是其他创业者所不及的，即是他能够博采众议，真正能作到群策群力，使领导集体的智慧能充分发挥作用。光武帝统一战争中有不少关键时期的重大决策，是某些将领首倡或集体谋画之功。　　更其显著者，还有独采原来效命于割据隗嚣的马援之计以取隗嚣的定策。《后汉书？马援》传曰：光武帝刘秀在河北称帝后的建武八年，亲自率大军西征隗嚣。到达一个地名为漆的地方，诸将多以为王师之重，不宜远入险阻，犹豫未决。适逢应招而来的马援深夜到达，刘秀大喜引入，把众文武的忧虑告诉马援，并询良策。马援就是那个历史上以“马革裹尸还”的豪言状语名垂青史的著名军事家，而马援也当仁不让、毫不含糊，“因说隗嚣将帅有土崩之事，兵进有必破之状”。又在刘秀面前为“帝前聚米为山谷，指画形势，开示众军所从，道经往来，分析曲折，昭然可晓”。结果光武帝以事实说服了众将，果然取得了西征隗嚣的胜利。　　光武帝的知人善任也是很值得赞扬的，比如前面说过的他听从邓禹的建议，任用河北寇恂守河内（山西），使光武大军北征燕代，坚守转运给足军粮，无后顾之忧。　　征讨割据河南、湖北一方的豪强延岑、邓奉、田戎时，任命深晓南阳地理人事的岑彭为征南大将军，命曾为更始南阳太守的王常为其副手；西征甘肃天水时重用与隗嚣关系密切的大将来歙；讨伐公孙述时把曾与公孙述少相善的马援作为主要谋臣。这都是用其所长、充分发挥诸将才智，而又能起到知己知彼克敌制胜作用的高明决策。　　刘秀对其麾下的将领还能做到任之以专，充分信任，放手使用，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需要臣下随时付出生命代价的战争年代，这种信而不疑的用人原则更显得特别重要，也是历史上政权创业的诸皇帝们特别是刘邦、朱元璋们根本做不到的。刘秀贯彻这一原则，就使他与将帅之间建立了上下协和的信任关系，无论是将帅还是地方官，一经任命后，即赋予其全权，除必要而关键的指令外，不予掣肘，因而文武官员都能大胆负责地工作，整个团队中锻炼形成了深而且厚的名曰“自我效能”的集团心理资本。　　还以刘秀骨干将领、河北寇恂为例。他任河内太守后，尽职尽力，成绩卓著，刘秀数次赐书，对他的工作慰劳有加。寇恂的一个老朋友董崇劝导他说：“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侯以此时据大郡，内得人心，外破苏茂，威震邻敌，功名发闻，此谗人侧目怨祸之时也，昔萧何守关中，悟鲍生之言而高祖悦（这是指汉高祖刘邦在荥阳与项羽大军对峙，猜忌在陕西关中为前线源源不绝筹粮募兵保证刘邦军队的萧何）。今君所将，皆宗族昆弟也，无乃当以前人为镜戒。”寇恂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为避免可能的猜忌，在刘秀南攻洛阳路过河内时，要求随之南下，但刘秀根本不作如是想，坚持他留河内，认为该地离不开他寇恂。　　再如赤眉军离开关中以后，关中各种武装集团多如牛毛，互相攻歼，搞得一团混乱，民不聊生。这时，刘秀的军事战略家冯异率军在关中，大刀阔斧，全力整治，“诛豪杰不从令者，褒奖降附有功劳者，悉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众归本业，威行关中”，经过三年的努力，长安又恢复了繁荣与安定。冯异感到自己久在长安，位高权重，怕引起怀疑，于是上书朝廷，要求到京师作官，刘秀不同意。不久，有人上书刘秀，弹劾冯异“专制长安，斩长安令，威权至重，百姓归心，号为‘咸阳王’”，刘秀同样不以为然，将奏章随意发送给冯异。冯异看后，惶恐不安，于是上书刘秀，委婉为自己辩解。刘秀送奏章给冯异看完全是出于对他的信任而没有别的意思。得到冯异的上书后回书表达了对冯异的极大信任：“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惧意”？建武六年春天冯异回洛阳朝见刘秀，君臣再次表达互信之意，刘秀让冯异返长安，索性连冯异妻子也一同前往。要求他坐镇长安，全力筹办对公孙述用兵的后勤事务，冯异再一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光武帝在用人方面，还有一点十分可取的地方，就是他对部将不求全责备，对其长处充分利用，对其短处则加以批评或严责后，只要其改正，仍委以重任。　　例如吴汉，这位给光武帝建立过无数功勋的北州大将，虽然以勇骘有智谋为当时人所著称，但有重大缺点，他常常好胜多杀而不讲政策。建武二年在汉军攻取河南南阳诸城时，即因为吴汉军所过多侵暴而惹起了南阳人邓奉的兵乱，花了一年的功夫才平定了这次叛乱。后来在讨伐公孙述的战争中，身为大司马的吴汉又一次不听光武帝的劝戒，过分轻敌，致被十数万公孙述军所拦截，几乎招致大败。幸亏吴汉急中生智，想出一条背水一战的奇袭妙计，才转败为胜。　　所以光武帝在吴汉出征时，常常提心吊胆，总怕他出事。史称：（吴汉）性强力，每从征伐，帝未安，恒侧足而立。远征的大将吴汉常常让刘秀担心的侧足而立、坐卧不能安，然而光武帝对吴汉的长处还是深深了解的，知道他战时虽有时不慎而偶败，但他败而不气馁，往往转败而反胜。因此史又称曰：诸将见战阵不利，或多慌惧，失其常度。吴汉意气自若，方整厉器械，激扬士吏。刘秀有时遣人观看时任大司马的吴汉“何为还言方修战攻之具”。乃叹曰：“吴公差强人意，隐若一敌国矣”。吴汉个人的存在竟然就像是一个敌国。君臣如此互相了解知心，这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南宋名将李纲说：光武推赤心置入腹中，其待寇恂、邓禹、耿弇、贾复、皆出卧内，如子弟然。大约这也就是史评家所经常夸赞他豁达大度、善循诸将的原因吧。　　。例如后来为刘秀拜为后大将军的邳彤，原来是王莽新朝的下曲阳县令，刘秀后来到河北，邳彤首先举郡归降，立即受到刘秀的重用。　　。原更始的渔阳太守彭宠，在王郎起兵时曾一度游移不定，首鼠两端，但经吴汉、耿弇等说服归顺刘秀后，刘秀立即中用，封为侯，赐号大将军。臧宫本来是下江兵中将领，刘秀从不因为他不是舂陵嫡系，就有所疏远，而是“甚欣纳之”。　　。尤其可贵的是，即使原来在王郎麾下曾与刘秀为敌的那些人，刘秀在既得胜后，也一概既往不咎。　　。史称刘秀诛割据豪强王郎后，从邯郸收文书，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他一律不予追查，令诸将烧之，说令反侧自自安。这种大度，起到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后来曹操在官渡之战灭袁绍后，就学习了光武刘秀的这一招数，令曹操阵营的文武们感奋不已。　　人力资源管理，是涉及人的心灵的事情。所以当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兴起“人本管理”的浪潮也就是必然的趋势和发展规律。不能只依靠人力资源的制度，制度是死的，而且任何死的刚性的制度难以保证公平，也就难以恩威震撼致达人心。相比之下，“制度外的管理”才是是否人力资源管理大师的分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