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对话，中美在金融服务业方面，中方承诺在2007年下半年取消对新的外国证券公司的一项准入限制，重新开始审批包括合资证券公司在内的证券公司申请；在今年底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中方还将允许外资证券公司在华扩展业务，包括经纪、自营、资产管理业务。
此外，中国将扩大QFII规模，将累计投资额度从100亿美元提高到300亿美元；保监会将在今年8月1日前，就海外财产保险公司申请将分支机构转成子公司一事作出决定，并承诺对此类申请的审批时间不超过60日。另外，中方将简化金融机构提供企业年金服务的申请和批准程序，拓展海外保险公司在华业务范围。
双方在金融方面达成的共识还包括，中方同意外商投资银行发行自有品牌的人民币储蓄卡和信用卡。也就是说，从此美国银行可以同中国本地银行展开全线人民币业务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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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讨论了两天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昨天上午结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与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共同宣布第二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闭幕。吴仪称赞对话取得圆满成功，“双方就全局、战略和长期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取得了具体成果”。而双方在金融方面达成的协议，更是引人关注。
那么，金融专家和业内人士将如何看待此次“更大程度的金融开放”？
QFII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地位
记者：此次对话，中方决定将QFII投资额度从100亿美元提高到300亿美元，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特别是在国内，会否引发股市疯涨，并与央行刚刚打出的“三板斧”产生冲突？
人大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QFII额度提高200亿美元，并不是一两天之内就能做到的，因此，从短期看，对股市的影响应该是心理层面的。因为投资者认为会有大批资金进入股市，带来利好消息，可能会引发短期的涨势；但由于这笔资金是要在一系列审批程序之后才能逐步确定引进的，并非短时间实现的，因此，对股市的中短期影响应该不大。
但从长期发展来看，却可以提高我国投资市场的成熟度，促进结构多元化。
因为我国资本市场处于发展中，投资者素质、国际化程度、投资风格都与国外资本市场有着很大的差距。缺乏资金也是长期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此次提高QFII额度，使得更多海外成熟的投资者获得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机会，从而带来大量资金，对于改善我国资本市场投资结构、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规范其运作和透明度都有帮助。
另外，有影响的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表明其对中国市场的看好和信心，可以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在国际上的地位，这是钱买不来的。
当然，在利好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我们有必要担心这些海外资本未在中国市场形成良性竞争，出现恶意操作，从而产生不安全因素，冲击股市，引发如东南亚危机一样的结果。
因此，我们要懂得如何应对。一方面是主动性，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引进投资者。另一方面要做到可控性，加强审查力度和审查项目，从投资者能力、经验等多方面考查，尽可能做到进来的都是优秀的机构投资者，成熟一家，批准一家，进入一家。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此次对话之前，我就认为提高QFII投资额度是一项可供选择的成果，只是没有想到会一次提高这么大幅度而已。其实，扩大金融服务市场开放度是长期方向，提高QFII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目前宣布提高QFII投资额度对我国的潜在冲击并没有当初看上去那么巨大。
首先是因为变相内流进入我国股市的国际游资规模已经不小，提高QFII额度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追认现状之举，也有助于推动灰色资本流动显示在阳光之下。而且，不少境外投资者已经开始从境内股市撤离，以至于目前市场上最大的QFII基金——新华富时A50中国基金和封闭式基金摩根士丹利中国A股基金都遭遇了集中的赎回风潮，其市场交易价与其净值相比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折价。
由于QFII额度稀缺，也由于中国内地股市表现良好，这两个基金在去年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溢价交易，1月初溢价率高达20%左右。但进入2007年以来，其溢价率却随着内地股市高歌猛进而逐渐缩小，1月下旬开始出现折价，随后折价率逐渐扩大，4月下旬达到了15%，与A股市场的上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2004年11月成立到2006年8月，新华富时规模曾连续上升21个月，今年3月1日达到15240万份的高峰，随后连续遭遇赎回，到5月9日规模下降为11760万份，与3月1日相比累计赎回3480万份，占总规模的1/4 。而“2·27股市波动”之后3月份中国贸易顺差账面统计数据大幅度缩减，也未必不是跨境投资者出走A股市场、回流海外的表现。
所有这些现象表明，A股大幅飙升已使跨境投资者降低了对A股市场的盈利预期。不少境外QFII基金投资者选择获利了结。在这种情况下，提高QFII投资额度并不会立竿见影地导致巨额套利资本内流、冲击我国市场，更不用说额度提高的具体时间、步骤尚未宣布，其间仍然可以设置“防波堤”。
国内券商面临激烈竞争
记者：中方还承诺在2007年下半年取消对新的外国证券公司的一项准入限制，重新开始审批包括合资证券公司在内的证券公司申请；在今年底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中方还将允许外资证券公司在华扩展业务，包括经纪、自营、资产管理业务。这等于宣布，中国并不成熟的证券市场也将扩大开放幅度，这对中国整个证券行业有哪些影响？
赵锡军：中国的券商都是在封闭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大单的业务从来都是国外券商负责，比如企业在海外上市的承销等，本土企业能拔尖的非常少，只能局限在A股的承销、买卖，这些技术含量都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证券公司进入，与国内券商抢市场，可以想见没有强大对抗能力的国内券商面临的威胁有多大，部分证券公司被吞并是在所难免的。
本土银行希望有公平环境
记者：中方还同意外商投资银行发行自有品牌的人民币储蓄卡和信用卡，也就是说，从此外资银行可以同中国本地银行展开全线人民币业务竞争。那么，中国的银行业是否感受到更大的压力？如何应对？
国内某商业银行不愿透露姓名的高层人士：此次中美对话后，我们看到中国的金融开放程度更大了。对于消费者来说，将有更多的选择，但对于本土银行来说，压力更大了，但开放是迟早的事，只要是在公平的环境中竞争，就没有问题。
但是，本土银行也有很多苦衷。一方面，公众只把外资银行当做企业看待，而本土银行却必须要在舆论监督下，肩负部分社会责任，只要是收费就必遭谴责，这就造成了中国永远不可能出现一流的银行。而另一方面，外资银行同样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了，虽然1元可开户，但其账户管理费很高，对此，公众却没有批评。如果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本土银行为何要惧怕外资银行？
汇率不让步在意料之中
记者：对于美国一直紧逼的汇率问题，此次中美对话并未过多涉及，为什么？纵观整个对话，结果对哪方更有利？
赵锡军：汇率问题是意料之中的，中国的汇改主动、渐进、可控性原则短期不会改变。这一点，美国其实也很清楚。中国必须用“试错法”渐进试探地前行，人民币如果短期自由兑换，后果难估。
综观此次中美对话，任何协议都是在双方各作出让步下签订的，任何威胁之下签订的盟约都可能面临被推翻的危险。但我们也看到，中美的贸易互补性大，但金融没有太多互补性，这也造成在金融方面，中国作出了很多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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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失落 华尔街欣然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与美国财长保尔森共同宣布战略经济对话圆满闭幕后，美国各界迅速作出反应。金融界、企业界普遍欢迎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成果，而重视汇率问题的国会、协会和中小制造商则表示失望。
“这轮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具体成果证明美国和中国正在巩固关系，在诸如能源、环保和金融服务这些对两国都至关重要的领域，合作取得了进展。在这些方面，美国产业界的创新精神和领导力会使中国市场受益；更重要的是，美国公司和雇员也会受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约翰·弗里斯比（John Frisbie）发表声明说。
周三下午，在美国众议院举行的中国经济听证会上，代表8个金融界协会的罗伯特·尼克斯（Robert Nichols）被国会议员严词质询。尼克斯试图说明，加大金融开放给美国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制造业转移带来的工作流失。议员们和另外4名证人对战略经济对话成果中金融业开放和汇率问题的不同“遭遇”表示不满，指责中国的汇率政策和鼓励政策将跨国公司吸引到国内，导致生产线、研发中心都日益朝亚洲流失。
他们要求人民币升值20％到40％，并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采取惩罚措施。批评者们希望通过人民币升值减弱中国的贸易优势，而金融业的开放对日益衰落的制造基地并没有带来直接好处。
为了支持战略经济对话，尼克斯担任首席运营官的“金融服务论坛”专门成立了名为Engage China的联盟组织。这一论坛的负责人是美国商务部前部长伊文斯（Donald Evans），下属成员包括美国银行协会、美国人寿保险协会、美国保险协会等。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开始之前，光是报纸整版广告我们就投放了6家。”尼克斯说。
对话成果公布后，美国保险协会主席迅速发表声明：“我们深深感谢美国政府官员将大量精力放在财产和意外险的议题上。这在所有讨论议题中是格外困难的一个。”声明还说：“我们称赞保尔森财长和美国代表团作出的努力。毫无疑问，和没有战略经济对话的情况相比，这个对话让我们在打开中国市场的道路上加速前进。”
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的看法则比较复杂。协会主席英格勒（John Engler）在书面声明中称赞了民航、金融服务业开放、能源合作和大额采购。在汇率方面，英格勒则委婉地表示，希望加快升值步伐。
“我们注意到中国汇率升值在过去几周内加快了步伐。我们希望这不是为了战略经济对话而装饰门面，而是持续下去，朝这个高层对话设计的结构性变化加速前进。”英格勒说。
吴仪和保尔森的闭幕致辞中并未提及汇率二字，双方取得的成果中也没有相关内容。参议员包克斯、众议员拜尔都公开表示，不能忽视会谈双方对这个问题的回避。
“在白宫的新闻稿中，这个词的省略格外耀眼——汇率。”舒默在声明中说。他还怀疑中方能否履行开放市场的承诺。
“在对中国的态度上，美国存在一个界限，一方是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另一方是制造业基地。”乔治梅森大学教授穆勒里（Patrick Mulloy）评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