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成功企业家至今仍对当年差点被风投“搞死”的经历心有余悸。当时企业在经历了A轮融资之后，产品逐步成熟，也想进一步扩充资金。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认识了风投L先生。在交谈之后，L先生对这位企业家的公司十分赞赏，当场就要作势签支票。“要不这样，我们搞个隆重的融资发布仪式，当场签约。然后风投对企业家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去花钱，把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弄上去，之后争取三年上市。
这位企业家兴冲冲地跑回去，从自己创业的小办公楼里退出来，花几十万租了个看上去比较像样的办公地点，交付了租金之后开始装修。
这期间该风投也到公司做了尽职调查，但是却始终没有实践最后签支票的一步———事后才知道，这家基金已经投资了该企业家的竞争对手，尽职调查是为了掌握更多关于企业的数据与内部情况。而这使得本来就缺钱的企业家在搬回原来地方的同时，又不得不支付租楼违约金，公司也险些就此一蹶不振。———而这位风投至今仍活跃在业界。
面临忽悠与被忽悠的“灾后重建”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业界的笑话中总有夸张的成分，而且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笑话和不那么好笑的现实例证，但如果用“忽悠”来形容风投群体特征，显然对那些用心工作、尽心扶植企业成长的投资人不够公平。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业内普遍存在忽悠与被忽悠的现象，虽然可能“震级”不一样，但每次发生都可以看作是对诚信理念的摧毁，以此形成的负面效应甚至是恶性循环后患无穷———创投可以忽悠企业，企业反过来也可以以种种“中国式手段”来对付创投，最终只能是越来越恶劣的商业环境。因此，创投行业面临的“灾后重建”任务艰巨。
根据赵本山对范伟“早期、中晚期”症状的总结，创投和企业之间往往也会体现出不同 时间段的典型症状，而“忽悠”种种怪现状也可以分为创投和企业家之间的对内忽悠，以及包括对媒体、对公众(包括对二级投资市场的股民)、对同行(其他风投)的对外忽悠。
而公平地说，如果按“主观”和 “过失”来划分，“忽悠”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归为纯粹的“人品”和诚信问题，但也不排除有当事人“只缘身在此山中”，对企业形势、行业形势、包括资本市场错误的判断，而从客观上起到了对忽悠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一开始就抱着忽悠心态的，也有到后来被“逼上梁山”的……当年有一部老外写的《MrChina》专门讲自己是如何被中国合作者忽悠的，而近两年来风投界的类似主题素材也足可以写成一本著作。
为什么创投界会有如此多的“七十二变” 忽悠？归结起来无非是“机会多，法规少，人才缺”，在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无数商业机会，众多行业都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在资本市场造就的 “创富神话”刺激下，人选择多难免有急功近利的做法；而另一方面，风险投资行业在中国还刚刚起步，随着创投队伍在短时期内的大量扩充，其中难免良莠不齐，有水平、有经验、熟悉中国本土市场的创投人士还远远不够，而这个行业也更多地还处于以游戏规则做事，而不是以准则和信条来做事的状态。
这一期我们先来看看“对外忽悠”的典型症状，下一期我们再着重看看风险投资人与创业者相互之间的“对内忽悠”。
“对外忽悠”的典型症状
对外忽悠的典型症状包括：“兑水”夸大融资数据吸引眼球、同行之间玩“击鼓传花”、相互抢单、忽悠二级市场投资者。
曾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某中国知名公司，上市前曾经在媒体上曝出三轮融资，其中包括2500万人民币启动基金，4000万美金A轮融资，“数千万美元”B轮融资，3000万美元C轮融资，但在上市前的招股说明书中，却显示创业者加上A轮融资的投资一共也投入了不过600多万美元，B轮融资也不过1200万美元，只有C轮融资与所公布的金额相差无几。
当然这其中可能有创投签约承诺与实际投资的差别，但是实际差距如此悬殊，不能不说是“大跃进”意识的结果。有这样成功者的案例在前，在很多人意识中“大即是美”，为了获得媒体注意力、社会公众以及合作伙伴的信任，企业你追我赶地刷新融资纪录，而在这背后给融资金额“兑水”似乎已经成了行业普遍的潜规则。
“这一年不仅被企业忽悠，而且也被同行自己人忽悠。”这是在一次创业论坛年会上一位投资人的慨叹。尽管很多投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投资功夫在前不在后”，但不少事例恰好相反，不少企业为了融资，堆砌概念，项目仓促上马，投资人只花两三个礼拜甚至更短的时间做尽职调查，之后发现问题，投资人再想办法“击鼓传花”吸引下一轮投资者，而被忽悠进来的风投如果不甘心吃这个哑巴亏，最终只能是把问题企业交给二级市场投资者——— 普通股民。
在投资高潮时期，对热门企业的投资不仅仅投资人之间相互抢单，而业界彼此间的生存状态也越来越紧张，同行之间相互隔岸观火、火中取栗、甚至趁火打劫的事例比比皆是，在风投间矛盾最为激烈的时候甚至也有为此对簿公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