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中兴专利战：地球村的商业围猎

丘慧慧 深圳报道　　一道坚硬的商业光芒，刺痛了中国公众的眼睛。　　如此出乎意料，又如此在意料之中。4月28日晚7时，中国公司华为宣布，将以侵犯公司数据卡、LTE专利和商标权的名义，正式在德国、法国和匈牙利对中兴通讯(000063)提起法律诉讼；仅仅是20个小时之后，4月29日下午，中兴通讯发表反诉声明称，已于当天“在中国针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侵犯中兴通讯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LTE)若干重要专利递交了诉状。”　　中兴又被告了，这是一个月之内，中兴在欧洲陷入的第二场知识产权诉讼。但是，与上一次股价受到压抑的情形相反，这一次，资本市场却作出积极的反应：当日中兴A股小幅低开后迅速上扬，以27.59元报收，上涨1.42%。　　或许是中国的投资者已经迅速习惯了全球通信市场“你告我，我告你”的局面——雷同的情节，曾经在最近的半年之内，在摩托罗拉、诺基亚-西门子(诺西)之于华为，爱立信之于中兴通讯公司之间，反复上演；也或许是资本作出反向解读之后，按照“谁动了谁的蛋糕”理论，得到一个诡异、并且功利的心理暗示——被诉者从来都是市场的入侵者，他将改变既有的分配格局。　　刚刚重新排定了座次的全球通信设备行业，又燃起了硝烟。如果说，过去5年，分别挤入全球第二位的华为、全球第五位的中兴通讯两家中国公司是以驱逐北电、阿尔卡特、西门子等海外巨头作为进驻国际商业俱乐部的必经战役的话，接下来最激烈的交锋或将发生在他们俩之间。　　是时候将这两家同城兄弟视为“国际公司”，而非仅仅是“中国公司”的时候了。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20多年里，从农村包围城市，从中国起步开始全球围猎，他们之间从来不乏商业的争执和磨擦，甚至针锋相对，但是更多的时候，竞争中的共同前行远远大于由此带来的消耗和磨损。　　“中华”专利战：地球村的商业围猎　　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在一年之前接受本报独家专访时，对于业内喋喋不休的“中华”之争，有过意味深长的一段阐述：　　他首度向记者坦露了惺惺相惜之情：“大家可能有一种认识，认为我们两家在很多地方看起来是一种恶性竞争，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质上我们从一开始到现在竞争了20多年，两家企业通过竞争，在实力、能力、企业素质方面都迅速提升，这是主流。我想这要感谢竞争，不然的话，为什么外国同行越来越不如我们了？”　　他同时对有可能会继续恶化的“中华”之争已经有所预见：“事情都是两面性的，大家都有这么多员工，靠领导去激发员工也很难，就是要靠每个地方的充分竞争，面对面打仗，大家才有斗志，才有激情，这个比领导的号召作用要大很多。所以我也有信心，在竞争中不断地成长。”　　同时，他也有所忧心：“我觉得从市场的集中化角度来讲，竞争应该更良性一点，当然这个不是短期的，可能还有很多地方、很长时间内还会有很恶性的互相残杀，这个更加考验彼此。”　　这一切，正在被应验。　　商业地球村的淘汰赛　　有行业人士说，连“中华”之战都从桌子底下打到了台面上，持续了近十年的全球通信设备业淘汰赛或将上演“终结”篇。　　上一轮竞逐的最终座次如下：老大爱立信营收308亿美元，净利17.3亿美元；华为1851.76亿人民币(约合280亿美元)，净利237亿人民币；阿朗217亿美元，经营利润2.88亿欧元；诺西172亿美元，经营利润为9500万美元；中兴通讯营收为107亿美元，净利6.65亿美元。　　可以看到，这张被改写的全球“前五”排序，它的动力即来自中国的两家公司，他们不仅将北电等曾经的全球IT巨人逐出了商业地球村、改写了产业的势力版图，同时他们现有的竞争能力，无论是销售规模还是利润情况，还在威慑着“前五”之内的其它欧美厂商。故而引来了最近半年内，摩托罗拉、爱立信的专利官司。　　但是，接下来，一度被忽略的，也是未来最为“坚硬”的商业碰撞，将是“中华”两家公司的相互威慑。　　关于此次“中华”专利战的源起，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两家公司都有过各种各样基于在全球“某一区域市场”上的交恶举证：　　比如在欧洲市场上，率先冲入欧洲的华为开创性地推出了基于USB接口的无线数据卡，从而助推了这一应用在欧洲的普及，但是市场蛋糕做大后，随着中兴通讯的闯入，早年每部100美金的数据卡已经降至了目前的20美金，市场空间以及利润空间已经被价格的恶性竞争所蚕食，这直接引发了华为指责“入侵者”中兴窃取了其在数据卡等领域的专利、甚至是商标权；　　又比如，中兴向记者指称华为选择4月28日宣布起诉中兴“别有用心”，因为当天中兴在马来西亚获得了欧洲运营商Telenor(挪威电信)在当地部署5000个HSPA+/LTE站点的4G合同，这一合同不仅极有可能导致此前由爱立信和华为两家公司部署的网络搬迁，还有可能会影响到华为与Telenor未来在欧洲其它项目上的合作关系。　　回到全球商业的大格局来看，或者事情的本质更为明了：尽管一度由十数家厂商竞争的全球通信赛场上只余寥寥5家设备商，但是每年1500亿美元的市场容量已经开始随着全球3G的渐次落幕而触及天花板。前几年预期最高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太市场销售增长正在大幅减速，加之北美出于政治原因的封闭和坚不可摧，欧洲事实上成为了中国两家公司争夺最为激烈的战场，这将加剧厂商间对欧洲运营商客户的争夺。　　以中兴通讯的年报为例：去年中兴在
中国市场的销售增长仅为5.9%，中国以外的亚洲市场仅增长3.87%，而欧洲市场则大刀阔斧地增长了50.26%，与此同时，中兴在过去欧洲厂商拥有优势的非洲市场也增长了55.07%；华为财报亦显示，2010年，中国本土市场的销售额也只有9.7%，远低于其海外33.8%的增长。　　加之4G新一轮全球圈地运动已经起锚，一城一池之失才显得如此的斤斤计较。　　成本战，还是成本战　　在奉“效率”和“成本”为铁律的通信业，专利战的交锋还牵涉到双方基于“成本”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商业策略。　　华为CMO余承东对记者说，华为每年都花费巨资向竞争对手交纳专利许可费以获得国际市场进入的“门票”，从而赢得了时间窗。以2010年为例，华为付出的专利许可成本为2.2亿美元，换来了280亿美元的销售额。“用了别人的专利就要交钱，我们都已经连续交了10年的门票了，可以说，华为是中国唯一一家与国外竞争对手签定了交叉许可协议的公司”，他认为中兴要获得欧洲的准入，向爱立信等专利巨人交学费是为必然，同时在华为优势专利上，也必须付出相应代价。　　2.2亿美元其实只是华为去年一年花在专利战略上的成本的局部，还有更多的钱花在了在各国申请专利许可上。　　通信行业的专利存在巨大的悖论，一方面它强调互联互通，而互联互通的前提是开放与合作；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专利的围城无所不在，厂商间的专利博弈仍充满了挑战。因为，一项有优势的核心专利，在其生命周期内在全球各国获得许可总花费甚至要高达300-500万美元，而还有更多资金花在了非核心专利申请上，以增加谈判筹码。而这些，都将成为企业的“净成本”。　　通信设备厂商之间，时常不得不互相玩这种专利竞争游戏，牺牲部分的效率来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这直接导致很难去分辨躲藏在法律与道德帷幔背后的真相。实际上在过去一年间，发生在全球通信产业的诉讼就多达数百起，其中苹果公司相关诉讼46起，摩托罗拉44起，三星32起，诺基亚27起……这里边充斥了跨国巨头间令人眼花缭乱的互为原告和被告的关系，比如苹果与诺基亚、台湾HTC、摩托罗拉互为原告与被告；三星既是苹果的被告，又与KODAK互为被告与原告……　　他们之中，很多在专利战的刀光剑影之后，又有不少已经握手言欢。比如HTC和微软，摩托罗拉、诺西与华为……　　“中华”之争与他们一样，也只是商业围猎中的游戏。　　未来的追问　　无论是中兴还是华为，诉讼背后都回避不了未来的追问。　　对于中兴而言，2011年的开局即遭到“五强”之中的两强进行专利狙击，并且诉讼之地皆选在了去年业绩的主要产粮区——欧洲，可能多少令投资者有些苦恼。　　诚如中兴通讯无线产品一位负责人对记者所言，中兴去年在欧洲的收入贡献达到了20%，“这是欧洲收入首次突破10%的贡献率”，这一表现支撑了中兴A股股价在2月之后从23元起步，一个月之内冲高至34元。但是爱立信的诉讼案爆发后，又迅速下挫至27元上下徘徊，它体现了投资者对其未来业绩维持增长的犹疑。　　还有一点令人不安的是，从2007年以来，中兴分两批向约4000名公司核心人员授予的期权，在年内将面临第二轮解禁潮，受压抑的股价将会影响到其“军心”，因为与几乎“全员持股”的非上市公司华为相比，受A股政策所限，中兴对员工激励已非常有限，而员工是高科技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再则，如果诉讼失利(或者以付费为最终结果的和谈)还会增加公司的费用支出，这将影响到中兴未来的每股赢利，过去几年，中兴每年每股收益都保持在了20-40%的增长回报上，未来是否还有持续的高增长？股东们的追问是为压力之一。　　华为也并非高枕无忧。这个长期以来，每天都在追问“生”与“死”的华为，最近正在大声地发出“转型”的声音，余承东说，300亿美元对于一家通信设备商而言是一个瓶颈，不转型，市场的天花板已触手可及；但是，如华为所宣称的，从系统网络向企业市场、终端市场要增长，是一件容易的事吗？电信网络市场全球优质客户为40-50家运营商，而全球优质的企业以“万”、“百万”级来计，而终端消费者市场则以10亿级来计，这对华为的商业模式、机制、文化都是莫大考验。　　而如果不能继续实现高增长，华为去年向6万多员工派发的每股2.9元高分红的表现，将何以为继？而华为创业以来以人为本的主要激励手段一旦失效，华为20年从一无所有冲进全球第二的业绩，又将何以为继？　　有人说，华为诉同城而生的中兴，是为不得已，在竞争的驱使下，对未来的焦虑使其开始在“进攻”的同时，也选择了“防守”，因为正如大家都称他“狼”一样，他一出生就是一只理性的、凶猛的商业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