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动主导运营商积极性是携号转网成功关键

本报记者 林琳　　据《中国消费者报》报道，近来，天津市一些手机用户反映，他们在电信运营商营业网点办理携号转网业务时，频频受阻；无独有偶，《IT时代周刊》也发表了题为《携号转网遭遇重重阻力》的文章。2010年底开始试点的携号转网被各方寄予了诸多希望，也正因如此，作为一种技术性而非体制性的不对称管制方案，在实施过程中难免有那么多不能承受之重。　　从两个试点城市的情况看，目前各暴露出哪些问题？中国联通真如报道所体现的那样成为赢家？在政策与监管上如何推进才能真正调动主导运营商的积极性？为此，记者采访了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凯老师。　　记者：从两个月左右的试点来看，两个试点城市的携号转网政策在试点过程中各出现哪些特点？对推进单向转网、双向转网各有什么实际的指导意义？　　王凯：携号转网试点已两月有余，从试点的情况看，在天津和海南两地开展的携号转网业务并没有引来用户的转网热潮，总体来说还稍显冷清。但是，两个试点区域的携号转网政策在试点过程中出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较高的移动电话普及率使得携号转网政策实施成为了可能。据2011年1月26日工信部公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移动电话用户净增1.12亿户，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8.59亿，普及率达到64.4部／百人。其中携号转网两个试点地区天津和海南移动电话普及率分别为86.58部／百人和64.8部／百人，从国外携号转网的实践经验来看，这两个试点区域已基本达到可实施携号转网的规模，使得携号转网政策实施成为了可能。　　二是“设置门槛”和“绑定客户”的策略加大了携号转网政策实施的难度。不论是在天津，还是在海南，为了争夺用户转向自己，电信运营商通过各种手段来限制、缩小可转网用户的范围，或集中突击发展用户等非正常的市场反应，使得试点地区携号转网政策实施的难度增大。据海南省和天津市通信管理局各自披露的数据显示，2010年1月22日至12月20日，海南共有4595人申请办理携号转网，其中只有1096人申请成功，而真正成功办理转网业务的用户仅903人。而截止到2011年1月3日，天津市有大约22000名用户提出携号转网申请，其中15000余名用户申请成功，13000余名用户成功转网，还有7000名用户申请失败。在申请携号转网失败的用户中，原因不一，有的是因为与运营商签有在网协议，有的是因为话费纠纷，还有的是因非实名制。但无非均与运营商“设置门槛”和“绑定用户”的策略有关系。这无形中增加了携号转网政策的实施难度。　　三是增值业务转网难降低了携号转网政策实施的效果。从天津和海南携号转网的试点情况看，有的用户转网后发现类似天气预报、网银提醒等行业短信这些增值业务无法正常使用。这是因为用户在转网之前，诸如行业短信等增值业务是业务平台通过个人用户识别码来实现行业信息的分发，原先的用户号码同归属网络均属于对应的关系，而携号转网之后，用户的手机号码同归属网络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行业短信平台无法获知用户号码归属网络，再加上一些行业还没有来得及做出调整，因此转网用户无法使用增值服务信息。这个问题的存在对用户影响很大，会影响其他用户转网的积极性，从而降低携号转网政策的实施效果。　　尽管津琼两地在试点携号转网的过程中存在着这样或是那样的问题，但是从两地的试点工作中，一方面可以发现携号转网中存在的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另一方面则可以寻求适合我国当前电信业市场竞争与发展状况的携号转网的正确路径，为进一步制定适合全国范围的、合理有效的携号转网政策打下扎实的基础，从而进一步促进携号转网政策的实施和提高我国电信行业整体水平。　　记者：从目前情况看，携号转网对平衡运营商的市场竞争有何作用？结合目前三家运营商的实际情况，您认为对运营商而言各有哪些利好与利空因素？中国联通真如报道所体现的那样成为赢家？　　王凯：截至2011年1月6日凌晨3：00，成功携号转网的用户总数在2万左右，其中转入中国联通的用户占据很大的比例，在天津，完成携号转网的用户中有71.82%转入中国联通；在海南，完成携号转网的用户中，转入中国联通的用户占了75.71%。从这些数据我们还无法评判携号转网会对目前的市场竞争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是这个影响肯定是存在的，不过是时间问题。　　从一定的意义上而言，中国移动势必会采用一切办法来打这场保卫战，尤其是高端客户保卫战，为此不惜采取“设置门槛”和“绑定用户”的应对策略，甚至将他们设置的转网门槛作为中国移动与监管机构商定实施携号转网的条件。对中国联通而言，其WCDMA的3G网络制式以及iPhone明星终端则是其手中的两款利器，使其用户体验与终端优势上明显比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更胜一筹，也使得中国联通在携号转网这场战争中占得先机，但是由于我国的移动用户并没有形成使用数据业务的习惯，加上3G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用户规模，中国联通要想在携号转网中成为赢家，还得要在开发3G业务和增强客户体验方面下工夫。　　记者：由于号码可携带政策涉及三大运营商诸多的内部细节，因此在政策与监管上如何推进才能真正调动起运营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王凯：携号转网工作虽已在津琼两地试点两个多月，但毕竟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将号码携带原则和制度落实成制度甚至是法律形式，还要建立一套包括网间结算、资费、用户投诉反馈机制等在内的完整的业务流程；并且各地的相关主管部门还要对携号转网试点工作进行总结，以协调电信运营商解决跨区域、跨网络和跨业务所产生的诸多问题。除此之外，监管部门还要制定相关政策以减低用户更换运营商的成本，促进电信运营商之间的公平竞争，从而提高电信行业的效率和用户满意度。　　从政策与监管的角度看，调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尤其是主导运营商中国移动开放移动市场，是我国携号转网工作是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　　一是要明确规定实施携号转网的期限、实施说明书等细则。通过这些细则的规定，一方面可以平衡携出方或者携入方电信运营商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已经事先规定好的实施细则，来规范携号转网业务的使用，降低用户选择电信运营商的成本。　　二是站在用户的角度制定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条款。监管机构在制定携号转网的相关条款和细则时，应当考虑用户的合法权益，做到携号转网业务流程的简单、方便和服务延续性，减少用户遭受的损失。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大用户知情权，避免用户在携号转网的过程中因信息的不对称而处于被动局面，以保护用户的合法利益。　　三是营造公开、公平和公正的电信市场竞争环境。目前，在移动电话普及率较高以及实施全业务经营的情况下，实行号码可携带，相对弱势的运营商可以分流强势运营商的用户，促进弱势运营商迅速开拓市场，从而达到对电信资源的合理调节与配置，促进电信市场逐步形成有效竞争。但是，由于用户可自由转网，市场竞争的压力必将迫使运营商不断创新，提高服务水平，提升运营能力，实施差异化经营，最大程度地提升用户的忠诚度。从国际运营的经验看，对于主导运营商而言，实现非对称管制的携号转网政策，市场占有率和收入增长率等运营指标开始可能会出现下降，但是在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下，随着综合实力的提升，其市场占有率和收入增长率还会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