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比执行力重要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文/戴天宇　　先讲一个“犯人船”的历史故事。　　18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开发蛮荒的澳洲，英国政府决定将已判刑的囚犯运往澳洲，这样既解决了英国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又给澳洲送去了丰富的劳动力。　　运送犯人的工作是由一些私人船主承包的。最初，英国政府的办法，是以装船的犯人数来支付船主费用。船主们为了牟取暴利，采用破旧的改装货船，船上设施简陋不堪，卫生条件极差，犯人死亡率非常高。一旦船只离开了岸，船主按照人头数拿到了政府的钱，对于这些犯人能否远涉重洋、活着到达澳洲就不管不问了。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查理·巴特森所著《犯人船》一书中的记载：1790年到1792年间，私人船主运送犯人到澳洲的26艘船共4082名犯人，死亡为498人，平均死亡率为12%，其中一艘名为“海神号”的船，424个犯人死了158个，死亡率达37%。这么高的死亡率，不仅在经济上损失巨大，道义上也引起了社会的强烈谴责。英国政府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纠结了多年，想了很多办法。这些办法归结起来，就是“执行力派”与“制度派”的不同路线。　　近些年来，国内的一些经管类书籍，掀起了一阵探讨“执行力”的热潮。似乎一夜之间，管理者们发现企业积重难返的沉疴需要“执行力”这把利刃去剜除毒瘤，员工们发现需要收敛以往的拖泥带水去贯彻“执行力”的令行禁止。“领导力”、“决策力”、“胜任力”、“企划力”、“文化力”、“管理力”、“产品力”、“创新力”、“营销力”、“品牌力”等新名词、新花样也被创造性地倒腾了出来，甚至有的人进而喊出了“执行力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的口号。这个“力”、那个“力”，它们就像是巫医术士的神功法力，谁也看不见、摸不着，检测不出、验证不了。而在历史上，过往的经验一再表明：越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越是会有人用来故弄玄虚、大做文章；越是说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越是会有人盲从迷信、顶礼膜拜。　　其实，即便“执行力”真的存在，也未必有那么神奇。在一片高谈阔论声中，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个简单事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企业组织的执行，能够达到纳粹那样的水平，而即便纳粹的这种凶猛执行，也无法挽救法西斯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　　我们谈论“执行力”，总容易忘记它的大背景，就是它需要在一个能够激励人、发挥人主观能动性的制度环境中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执行是以制度为前提，比执行更重要的是制度，比制度更重要的是机制。机制是什么？机制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企业管理的内在机理。　　在“执行力”理论风靡南北、红极一时的今天，我们不禁要问：制度和执行，到底孰在前，孰在后？没有科学的制度，哪来合理的执行？凭什么制度不能“落地”就一定是执行有问题？不问制度，只问执行，这不是本末倒置，又是什么？　　著名法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举过一个绝妙的例子：在古代中国，抢劫又杀人的处凌迟，对其他的抢劫则只处徒刑，由于有了这个区别，所以抢劫的不常杀人；但是在古代俄国，抢劫和杀人的惩罚都是死刑，是以抢劫者经常将被抢者杀害，因为只有死人不会指控一个人犯抢劫罪，这样才有可能侥幸逃脱制裁。所以，不适当的制度，越是严格执行，和其美好的愿望也越南辕北辙。　　反之，一套经过科学设计的良好制度，则可以让执行事半功倍，甚至会得到自动执行。 “犯人船”的最终解决方案，不是执行力的强硬推行，而是制度制定上的四两拨千斤。　　让我们重新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故事。最初，英国政府往每艘船上派一名监督官员，再派一名医生负责犯人的医疗卫生，同时还对犯人在船上的生活标准做了硬性规定。但是，犯人的死亡率不仅没有降下来，有的监督官员和随船医生也不明不白地死了。原来一些船主为贪图暴利而贿赂官员和医生，一些坚持正义的官员、医生不肯就范，便被扔到大海里喂鱼去了，落得个尸骨无存。　　无奈之下，政府又采取新的办法，把船主们都召集起来开会，进行道德宣讲，告诫他们要珍惜生命，不要把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理解运犯人到澳洲开发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大计，但情况没有任何好转，犯人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　　一位英国议员提出：那些私人船主钻了制度的空子，而制度的缺陷在于，政府给予船主报酬是以上船人数来计算报酬的，而不是以到岸人数来计算，制度不好，怎么执行都走样。应当改变付费制度，不管在英国上船多少人，到澳洲上岸的时候再清点人数，支付报酬。　　这种按到岸人数付费制度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船主们主动请医生跟船，在船上准备药品，改善生活，尽可能地让每一个上船的犯人活着抵达澳洲，因为每死一个犯人就意味着减少一份收入。1793年，三艘船到达澳洲，这是第一次按从船上走下来的人数支付运费，422个犯人中，只有1人死于途中。此后，制度进一步完善，政府按到达澳洲的犯人数及其健康状况支付费用，甚至还有奖金。这样一来，运往澳洲的犯人死亡率迅速下降到1-1.5%。　　对于这些唯利是图的私人船主，政府的硬性规定、强力监督和道德说教都不灵光，但是改变了一下付费制度，一切都迎刃而解，“魔鬼”变成了“天使”！　　这其中的内在机理究竟是什么呢？能否将这种机理推广到其他制度的设计上去，使制度全部或者部分具有自动执行的能力？这是一门科学，一门崭新的科学——管理制度设计学。　　科学管理，不妨从科学的管理制度设计开始。　　(作者为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中国第一个企业“首席制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