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道路

文·刘伟 　　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很高的关联度，但危机也显示了中国经济的独特性。这要求我们短期战略要以保增长为主，在中期要警惕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在长期要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与世界经济相比，在这场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有着自己的特点。　　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中美差异　　一方面，中国经济和世界市场的联系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目前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已接近70%，按照去年GDP30万亿来计算，进出口总额已达到20多万亿。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明显。　　从经济的增长速度来说，我们曾做过一个统计估算，按照目前的情况，出口需求增长10%，会拉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而在前些年，即2003?2007年这一轮增长当中，出口每年都增长20%以上，甚至超过30%。所以其拉动的经济增长应该可以达到2?3个百分点的水平。根据今年已经公布的数据，1?9月份中国的出口增长为负20.5%，照此推算，今年出口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回落两个百分点。前后对比可以看出，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导致出口发生变化，与2003?2007年的经济高涨时期相比，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受出口变化的影响降低了大约5个百分点。从经济增长的绝对量来说，我们也做过一个测算，中国出口行业的产品部门所创造的GDP大概相当于中国GDP的15%左右。以GDP总量30万亿计算，出口行业的产品部门所创造的GDP就是45000亿。无论从存量，还是增量、增速方面来看，其规模都非常庞大。由于世界经济与中国的关联度很大，因此世界经济出现问题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但另一方面，也要特别注意到，在这一次经济衰退中，无论是实体经济还是危机状况，中国出现的实际问题都和国际上其他国家有着很大不同。总结中国在这次经济危机中与世界其他国家表现上的差异，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第一个不同在于，虽然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经历了经济衰退，但是各国衰退的发生阶段与各自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尤其是和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人均GDP只有3000美元左右。中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使得中国和发达国家具有以下两个区别：　　一方面从积极的角度讲，中国的抗击打能力比较强。因为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阶段，参考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来看，只要工业化和城市化没有完成，那么无论是投资需求还是消费需求，都有比较高的增长趋势。从历史上看，这样的高速增长期限英国有70年左右，法国有60多年。所以不出意外，中国也具有在这个阶段高速增长的可能性，而且前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使这种高速增长成为了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个阶段拥有经济发展阶段性的抗衰退免疫力。因为一个老人的抵抗力和一个小孩、一个青壮年的抵抗力不同，而中国现在大概就处在青壮年阶段。因此对于中国的抗击打能力，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无需过于悲观。　　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中国处于这个阶段，所以中国和发达国家衡量危机的标准也不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果能够到3%或4%就算比较活跃，甚至是高度繁荣。道理很简单，发达国家基数大。但是中国如果同样把这个经济增长率作为高度繁荣的标志，那可能就会脱离中国的实际，并且还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所以就现阶段的中国而言，经济增长速度不要说4%，恐怕只要是在7%以下，目前的经济发展都很难承受，也无法满足化解很多社会矛盾所要求的发展速度。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着自己现阶段的特殊要求。中国实际上需要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渡过这场危机。　　危机传递方式不同　　第二个不同在于危机传递方式的不同。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危机在中国的发生带有明显的输入性特征。这并不是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世界经济危机等外来因素的影响，但这些外来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确实非常巨大。　　在美国，危机是原发性的。首先从金融开始，即金融危机，然后向实体经济传递，最终影响了实体经济。这种传递方式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首先受到危机冲击的是对金融部门依赖程度高的实体经济产业。按照一般产业经济规律，就是指规模经济起点要求比较大的产业。只有规模大才能更有效益，更有规模效应。如汽车制造业、重化工、冶金等行业，没有一定的规模难以盈利。此外，在其他基础设施领域，诸如航空、电力等，更是要求具备一定的规模起点，才能够在现代经济中生存。以上领域都以资本密集为特点，所以其对银行依赖度大，无论自有资本，还是直接融资，都对金融行业有很高的依赖度。　　第二个特点是，受到危机冲击的往往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导产业。这些产业一经冲击会马上形成一系列连锁反应。首先受到连锁反应冲击的是资本密集产业，在其倒闭后，会很快形成大量对银行的坏账，进而迅速形成第二轮金融危机，这很快又会反过来作用于金融领域。到目前为止，美国已有上百家银行倒闭。银行倒闭风潮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从金融传递到实体经济，又从实体经济传递回来。因为受到冲击的实体经济恰恰是对银行依赖度高的产业，在银行欠帐多，一经倒闭会产生很多坏账，而坏账将导致银行产生不良资产，因此又会形成第二轮连锁波及效应。另外，受到冲击的往往是解决劳动就业的主导产业群。因为产业规模大，虽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有大量就业在靠其支撑。这些产业一旦倒闭，就会马上产生大量失业。所以和过去的危机不同，这次金融危机在发生的同时就产生了很高的失业率。根据最新数据显示，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10.2%，失业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万。欧洲和英国的情况也是一样。究其原因，就是当金融发生危机往实体经济传递时，解决劳动就业的主导产业群受到了冲击。　　这和中国不同。在中国，这次危机的发生带有一定意义上的输入性。虽然这次危机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但并不会对中国的金融产生巨大影响。因为首先受到危机影响的是中国的出口工业，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产生坏账，才可能将损失传递到金融行业，但中国的金融业本身有多重防火墙，很难受到国外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美国金融危机引发实体经济危机，进而带动全球经济衰退，再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影响，进而影响中国的金融实体，这个传递过程比较长。这次危机对中国银行的冲击并不像对美国的银行那么大。因为在美国，首先发生问题的就是银行自身；而在中国，劳动密集度较大的外贸加工业通常资本密集度并不大，所以相对而言中国的失业问题比较突出，但银行受到的冲击较小。　　这是中国与美国的很大不同。由于这种差异存在，中美两国对应的政策要求也不同。　　美国现在的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面临的问题是，美国的金融行业出现危机，银行信用崩溃，信用链条断裂，银行自身的危机导致其收紧银根，而银行收紧银根后又必然导致实体经济缺乏资金。美国的这种危机传递方式导致美国从金融行业到实体经济都缺乏资金，缺乏流动性。所以美国的政策很简单，就是通过财政、银行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比如针对能够解决就业问题的几大汽车制造业，美国政府就为其注入了资金。　　而中国的情况则大相径庭，中国的银行没有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波及，危机所冲击的是实体经济。从宏观角度上看，实体经济受到冲击后会形成一系列倒闭和破产。在缺乏海外订单的情况下，即使有充裕的资金也无法形成完整供销链，这不是通过政府提供资金就能解决的问题。从微观经济的角度上看，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具有利润积累的能力，对银行依赖度很小。而真正能够解决就业的民营企业、中小型国有企业，因为解决不了体制上的担保和抵押问题，又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大企业不缺资金，小企业难以获得资金，实体经济在遭受危机冲击之后，对资金的需求总规模会产生萎缩，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量锐减。所以中国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注入流动性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在扩大需求的同时，更为注意资金传导的机制，要把货币政策激活经济的效应真正传递到实体经济当中。　　需求结构不同　　第三个不同在于，虽然中美两国都存在内需不足的问题，但具体而言，中美的需求结构仍然存在差异。　　美国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而不是消费需求不足。对美国来说，真正的困难在于如何刺激投资，而不是如何活跃消费。因为美国是资本私有的社会，所以投资需求不取决于政府的政策，而取决于私人资本对市场的信心。在美国，消费需求有两方面特点：一是从内部来说美国有非常成熟的信贷消费机制，可以把未来的收入提前组织到现在来消费；二是从外部来说，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牢固，因而在全世界形成巨大的对美元的需求。这样使美国人可以获得全世界的廉价商品和服务。然而美国为此也付出了一定代价，大把的美元流向了全世界。这在过去美元坚挺的时候并不存在问题，因为那时美元的地位和黄金一样，人们信任美元。但在现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美国要摆脱危机将采取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的政策。所以美国人要走出危机，需要考虑的是怎么改变消费方式，而不是盲目扩张。美国要扩大内需，主要是需要刺激投资，而不是再刺激消费。　　中国的内需不足也是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和美国相反，中国主要并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是消费需求不足。中国的体制是国有制为主导，在宏观层面上国家具备强有力的协调能力，在宏观调控手段上，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可以迅速地体现出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图，聚焦到国有企业的承载平台上来。中国的体制使得中国可以很迅速的形成巨大的投资项目，地方政府对扩大投资需求也有非常大的动力。所以中国出现的投资需求不足并不是难题，恰恰相反，这些年中国要检讨的就是投资需求增长速度过快。因为从2003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实际增长率就从来没有低于24%。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固定资产的投资需求增长速度是年增长13.5%左右，这个数字远远高于世界同期。今年1到9月份，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33%以上。根据我们之前做过的一项统计分析，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如果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长速度超过30%，消费需求就会出现负增长。所以固定资产需求的增长速度一旦超过30%，从原则上来讲，扩大内需的政策就应当全面转向刺激消费，而不是继续主攻刺激投资。所以中国内需不足的问题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是消费需求不足，这包括国民经济投资和消费的结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城乡差距问题、体制改革的不确定性问题等几方面。　　然而，并不能因此把这次全球经济衰退的原因归结为是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因为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是针对中国自身而言的，这里既有政策原因，更有客观性原因存在。任何一个国家处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时，客观上都会有很高的投资需求，而消费需求的增长则相对缓慢。从历史上看，中国从来没有和国际市场有过如此紧密的联系，因此现在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影响程度是空前的。但并不能因此就把整个世界金融危机归因于中国前一段的高增长，归因于中国过度依赖国际市场。并不能因为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就要求中国承担危机的主要责任，要求中国退出国际市场。因为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存在客观性，发达国家在其历史上亦是如此。　　经济结构不同　　第四个不同在于，中国和美国政策所作用的客观经济体有着严重差异，中国是二元经济，而美国是一元经济。中国面临二元结构的问题，即均衡增长问题，亦即经济总量的失衡问题。具体而言，由于二元性存在，在中国，同样的政策对城市和农村产生的效果并不同，对现代产业和落后的传统产业也不同。中国的产业结构具有二元性，城乡之间具有二元性，地区之间也具有二元性。所以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往往对东南沿海地区是一个效果，对西部落后地区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应该严格注意这种二元性。　　其实导致中国内需不足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农村的消费力弱，而这主要又是由于农民的收入问题决定的。我们所说的扩大消费需求并不能像美国那样，只是简单的鼓励购买，稳定人们的信心，提升人们的购买欲望。农村的问题并不是购买不购买的问题，而是农民收入少的问题。我们要做的是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　　中国的农村消费市场，人口多，消费潜力大，但消费水平低，这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农民的收入低，3.3个农民的收入才和一个市民相当，一个农民的收入相当于只有一个市民的30%；二是农民的消费方式与市民不同，在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仍是主导。这说明农民的生活方式没有城市化，原因是农民的社会保障没有市民化，仍然依靠土地。如果不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不按照市民那样给予农民公共福利，不为农民提供公共财政平等的社会保障，农民又怎么敢消费？中国农民消费低的原因除了收入水平低之外，还有其生活方式原始，市场化、商品化、城市化水平低，社会保障不稳固等原因。因此，中国扩大消费的很大意义，并不是简单的刺激购买需求，而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方式。　　总之，改革和发展才是中部地区摆脱危机的重要出路，这不仅是依靠短期刺激需求的政策能解决的。我认为，中国的长期经济政策，比短期刺激消费促进增长的政策更为重要。美国经济的一元性决定了美国政府更多考虑的是在短期内就可以退出的经济刺激政策，而在中国，只有均衡发展、缩小二元差距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根本途径。这种改革要从生活方式、经济制度的调整和变化等方面入手。　　中国经济的短、中、长期发展战略　　短期无通胀，仍应保增长　　所谓短期，至少是指今年年内到明年上半年，甚至更长时间。短期内中国并不存在通货膨胀，它还不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还是要以反萧条、反衰退、反失业为主。短期政策还是要从总需求管理着手，主要是要刺激需求。关于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最近召开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指出要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并保持财政政策的方向不变。我认为，在短期需求管理上，目前存在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短期需求管理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和牺牲长期的供给效应？我们经常说保增长和调结构，调结构是供给方面的，是指国民经济生产结构的调整。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对地方政府而言，保增长和调结构往往很矛盾。一旦来了大项目，从保增长的角度来说，既可以提高税收，又可以创造就业，效果很显著。但是从调结构的角度来说，就可能会不利于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不符合降低能耗、减排和环保的要求。对于地方而言，调结构的问题可能是全国性的宏观层面的问题，甚至是世界性的问题，对地方的损害并不直接；但如果保增长受到损害，那么对地方造成的损害就是直接的。中国目前干部的行政周期实际上很短，这会带来地方激励机制的问题，地方政府往往更多地倾向于保增长，倾向于短期利益，不考虑未来，这也是很现实的选择。现在要担心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过分强调了保增长，扩内需？会不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或者说忽略了调结构（也就是供给方面的效应）？为了解决眼前的困难，我们不得不牺牲一点长期的、未来的利益，但如果为了保增长，扩内需，而不考虑长远，给将来的长期发展带来更大的隐患，这并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二、现在的短期目标如果是保增长、扩内需、反衰退，政策力度还能有多大？这涉及到财政和货币政策。　　首先看财政政策。从财政支出政策来看，实际上今年是按照警戒线安排的，财政赤字逼近3%，已经差不多达到了警戒线。如果继续增大财政支出，会对赤字数额造成多少影响？而且，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通胀的压力。从财政收入政策来看，政府会减税，但这些年来，特别是2003年以来，国税能够调整的基本上都已经下调了，进一步调整就轮到了营业税，但营业税是地税，这就等于中央在政策上要求地方买单，这显然需要经过艰苦的谈判，短期内并不现实。因此，对于积极的财政政策而言，必须要考虑如何掌握政策力度。　　再看货币政策。2008年以来，央行连续调低了法定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存贷款利率从去年上半年的7.47%到去年年底的4%左右，法定准备金率从去年的17.5%到现在大金融机构的14.5%，小金融机构的13.5%。在去年半年的时间里，利率下调的力度很大，信贷额度管制也有所放松，预计今年的新增贷款额差不多会逼近10万亿，成倍超过原来预期的5万多亿。货币已经被大量投放下去，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足够宽松。另一方面，目前的货币市场又需求不足。这样的话，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应该注意到的是，这次的政治局会议上只是指出要保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方向不变，并没有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所以在短期内仍要防衰退和失业，保持刺激经济的方向不变，在此基础上再谈增大扩张的力度。同时，对待扩张力度的态度也应谨慎，对于扩张的程度要有准确的把握，对于扩张的时间要有清醒的判断。目前，国际社会的讨论热点是政府的介入政策什么时候收手，货币和财政政策什么时候退出。具体到中国，我认为，现在还不到收手和退出的时候，而应该继续保持方向的稳定。但是，是应该保持原有的方向和力度，还是应该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增大？所以政治局所说的“不变”可以有两个含义：一是方向不变，二是力度也不加大，并不能把“不变”理解为只是方向不变。　　中期应警惕滞涨，防治泡沫　　从中期来看，在未来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大概也仍会比较困难。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警惕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因为这一轮刺激经济的措施其实具有双面刃的效应：一方面会刺激需求，拉动经济，但另一方面也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由于货币政策存在时间的滞后期，货币政策导致通胀形成往往会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通常为半年到一年半左右。中国稍长一些，大概两年左右。在危机的特殊情况下，这个时间节奏可能会有所变化，由于政策力度比较大，滞后期也有可能相对比较短暂，但客观上仍会存在。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刺激措施实施之后，在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的滞后期内，即通货膨胀没有表现出来之前，我们能不能更充分地把刺激措施的扩张效应显现出来，更多地刺激经济，创造就业，使刺激资金能够真正并且迅速地传递到实体经济中去，传递到解决就业的部门当中去。否则，大量的资金会在银行内部产生大量的流动性，继而冲击资本市场，产生大量的资产泡沫。比如目前国际社会都在关注中国的房地产问题、股市问题，包括克鲁格曼、佐立克都在讲中国的房地产是个大泡沫。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资金在房地产市场中？究其原因，就是实体经济不需要货币，货币的供给过剩，大量的刺激资金都没能传递到实体经济中去，而是流入房市和股市。这样不但不能真正实现刺激经济和解决就业的目的，还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滞涨和资产价格泡沫。所以从中期来看，中国经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警惕滞涨，防治泡沫。　　长期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并不大。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要从主要依靠数量增长转变为依靠效率提高，促进增长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大概要到2020年才能基本实现，到2030年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真正实现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及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至少在2020年之前，中国完全有可能保持一个高度的增长态势，关键就在于要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而这又主要依靠制度创新和基础创新。同时，在制度创新中也不能低估这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我们不能仅仅为了解决短期的就业问题，匆忙上马一堆高能耗、高污染的项目，由于这些项目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将来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