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言人如何承受追问之重

本报特约评论员 郝 洪　　有了信息公开和问责制的保障，民众就不必担心被隐瞒，不必担心无人担责，就不会在新闻发布会那个短暂的时间内，将对政府的要求一股脑地压向新闻发言人。　　从舆论的惊涛骇浪中走出、远赴波兰履新的王勇平，他的背影依然在舆论的漩涡之中。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说，新闻发言人要做的实际上就是两件事：把好事说好，把不好的事好好说。“把好事说好”容易，新闻发言人所受的限制少，锦上添花，怎么说，都能让领导高兴。“把坏事好好说”则难，“好好说”的前提是公开，摆了事实才能讲道理。问题是，能不能将事实公开，怎样公开，公开到何种程度，让民众知情的同时，还能让领导满意，着实考验新闻发言人的平衡能力。　　遗憾的是，能有如此超能力的新闻发言人至今鲜见。不是王勇平们水平不够，而是他们的“独角戏”难以让民意日益增强的知情权意识感到满意。　　新闻发言人制度本意是建立起沟通渠道，是就政府重大事项、重大突发事件、公共政策、公共服务等所有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接受公众公开咨询、质询和问责的制度安排。可见，信息公开和完善的问责制是新闻发言人制度能够顺利实施的前提。　　有了信息公开和问责制的保障，民众就不必担心被隐瞒，不必担心无人担责，就不会在新闻发布会那个短暂的时间内，将对政府的要求一股脑地压向新闻发言人——即使民众不追问，制度也会启动问责程序，追查到底。新闻发言人也不必自告奋勇，一定要摆出一副“大包大揽”的英雄气概，在新闻发布会上替本该负责任的领导去堵枪眼——即使没有明确的法定责任，相关责任人也早就自动引咎辞职。　　7·23温州动车事故，媒体的步步紧逼、民意的汹涌，并不是针对王勇平，而是他背后所代表的机构或是部门。领导们避而不见，王勇平只好上前堵枪眼儿。问题是，那汹涌的追问，是王勇平一个人能承受之重吗？　　曾经负责中国“黄埔一期”发言人培训的清华大学教授史安斌先生很为他的学生王勇平一个人的新闻发布会叹息。而新闻发言人的“独角戏”并不单单是他们缺乏强大的团队支撑，而是缺乏更强大的制度支撑。在重大事故中，有多少人真正被问责？又有多少曾经被问责的官员异地升迁？在信息公开制度、问责制仍然严重缺席的情况下，王勇平们的“独角戏”如何能不唱得如此尴尬、仓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