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黄宏生的新革命

乔布斯路线在波诡云谲的商业史上找到两条轨迹相似的个人曲线是一件有趣的事。美国苹果电脑创始人乔布斯和中国家电业巨头之一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便符合这一类型。生于1956年的黄宏生比乔布斯小一岁，也算是同龄人了。当1997年乔布斯完成创业史上的一次人生变革时，黄宏生正处在事业巅峰的半山腰——进入深圳纳税前三甲的创维彼时是中国彩电军团中唯一的民营企业，三年后创维在香港上市，黄宏生名声如日中天。　　2004年对黄宏生和乔布斯来说都是不幸的一年。前者被
查出此之前四年间“涉嫌串谋盗窃及诈骗”，被香港廉政公署关进了高墙，后者被查出身体有恙而进行了肿瘤切除手术。　　5年后的2009年7月，苹果公司证实乔布斯病休结果回到公司，而创维则发布声明称“通过非官方渠道知晓黄宏生已于7月4日回到家中。”　　毫无疑问，乔布斯和黄宏生的景况成为了这一年的酷暑中，人们茶余饭后两大谈资。不过，在中国，人们谈论最多的是黄宏生——这并不因为他是一位本土企业家，而是因为人们早已经习惯了乔布斯缺席苹果公司。　　乔布斯被自己创立的公司“炒鱿鱼”12年后，于1997年重任苹果CEO，并将之从泥摊中拽出。《缔造苹果神话》一书作者杰弗里·扬说：“乔布斯已经不是一位站在河边根据自己的命令改变河流流向的‘统治者’了。他现在只能算作是一艘顺流而下的小船的船长，他引领着这条船的前行，他的身后是喊着号子拼命加油的船员。”　　多么精辟的评价。人们习惯津津乐道于上世纪70年代一位名叫乔布斯的毛头小伙子掀起了划时代的第一页，却很少关注之后十年他在经营企业过程中的专断、傲慢；同样，人们聚焦于乔布斯出走苹果十多载后重掌大局的商业寓言，却忽略了在此之后他的性格嬗变。　　杰弗里·扬的话用在黄宏生身上同样再为合适不过了。黄宏生其实比乔布斯要幸运的多——黄宏生在被关起高墙之前的2000年，因为创维发生“陆强华事件”(创维总经理陆强华带领创维团队核心成员及片区经理共逾百人集体离开)，黄宏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性格缺陷——专断、傲慢，于是试着加大授权力度，并于2002年拿出1亿股股票期权分配给800名管理层人员和骨干员工。　　黄宏生对自己性格的纠偏一方面使得创维的业绩走出沼泽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几年后当他被捕时，创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重创，黄宏生在狱中的摇控指控反而使得创维整体上比之前更稳健。最值得关注的是，2007年下半年，狱中的黄宏生得知创维2006年财年净利润下滑40％后，写信斥责董事局“丧失斗志”并要求裁员，同时大幅缩减成本，并拿出一半奖励创维优秀员工。　　从这一角度来看，黄宏生出狱后“是否会重返创维”无异于一个伪命题——他从没离开过创维。那么，身处幕后和站在前台也就只是形式上的一种区别而已。“一个人长大了，就意味着他已经明白了自己力量的真正含义，用不着再显示他的力量有多大了。”美国一句俗语这样说道。[page]　　玛莎的翻版　　2009年7月6日，创维于官网上证实黄宏生已出狱的当天，还发布了5月份的销售数据——当月平板电视销售量比去年同月激增279％，“截至2009年5月30日的12个月，创维在中国大陆液晶电视市场的销售量和销售额占有率都位居第一。”　　双喜临门。这一天，创维的股价最高攀升至2.06港元，创下52周最高。最终以1.93港元收盘，涨幅超过12％。3天后，创维在香港发布2008年财报（2008年4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报告显示，2008财年创维数码营业额再创历史新高，达153亿港元，同比增加12.5％；毛利接近31亿港元，增幅为3.5％；纯利为5亿港元，
同比增长4.8％。　　系列振奋人心的数字仿佛是在为黄宏生的“回家“接风洗尘。这让人想起与黄宏生于同一年遭遇牢狱之灾的美国“家政女王”玛莎·斯图尔特。　　2001年底，玛莎持有美国英克隆（ImClone）公司4000股股票，而这家公司的CEO是她的朋友，这位CEO有一天突然告诉她，英克隆第二天将发布
抗癌药物未获得批准的消息。玛莎听后马上委托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将她的这一股票抛出，第二天英克隆果然公布了利空消息，股价狂跌。令玛莎未曾料到的是，监管机构盯上了她，检察官先以内线交易罪名对英克隆公司CEO进行监禁，而后对玛莎及其经纪人展开调查，由于她的说辞与其经纪人说法不一致，遂又被指作伪证。　　2004年3月，纽约法院作出裁决，认定玛莎妨碍执法、共谋及作伪证等罪名，判其入狱5个月、在家监禁5个月，监视居住2年，并罚款3万美元。事实上玛莎失去的更多——她办的杂志开始滞销，公司股价随之大幅跳水。　　值得关注的是，玛莎在被判刑后，在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想告诉大家，我现在已辞去玛莎公司董事兼首席执行官职务。我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这样对公司利益最有利……我对我个人的法律处境感到心痛，并为由此给公司员工造成的痛苦和困境表示深深道歉。同事们的热情勇气、坚定支持，百折不挠和兢兢业业，我永远感激不尽。”　　这与黄宏生彼时的情形不无二致。除了辞去创维董事局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外，他第一时间委托张学斌等重臣主持大局，创维董事局随即与公司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进行充分沟通，而后，黄宏生之妻林卫平被任命为创维执行董事，已离开创维两年之久的营销天才杨东文在黄宏生劝说下重返创维……知名传媒人牛文文后来感慨道:“黄宏生创造了二十多年来罕见的一个孤例：一家民营企业，创始人脱离企业多年，而企业竟然竭力保持了正常运转，特别是在企业家之罪还没有个说法之前就成功复牌交易。”　　2005年3月，玛莎从狱中出来后，玛莎公司网站上写道：“欢迎回家！”半年前纷纷离玛莎而去的不少广告商和合作伙伴重新回来了。有趣的是，尽管玛莎公司财报显示2004年第4 季度玛莎公司仍然亏损，但公司股价却升至一年以来的最高点，是当初玛莎初到法庭受审时的4倍。玛莎公司新任CEO说：“玛莎·斯图尔特是我们最宝贵的财产。”　　黄宏生在狱中常拿一则寓言激励自己：“一群群美丽矫健的羚羊不断被凶猛的狮子吃掉之后，苟延残喘的同伴变得惶惶不可终日。结局是，跑得越来越快的羚羊活下来了，跑得慢或者三心二意的羚羊渐渐被狮子吃光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在狱中将这则寓言写给能享受自由和阳光的创维员工时，黄宏生首先强调创维 “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如果说黄宏生于2000年遭遇“陆强华事件”后第一次“自我革命”的话，那么在狱中的五年，他与创维团队一同完成了第二次革命。[page]　　两个“黄宏生”　　出狱则是黄宏生第三次革命的开始——53岁，还不算老——苹果公司应用软件副总裁托德离开苹果选择自主创业进入密码锁行业时已给54岁了。　　谈到“革命”，人们常会提起以蒸汽机为技术的应用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这种递进式的革命，让人们从起初对物质层面告别匮乏走向丰厚的关注和喜悦中，不断注重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优化，以及生活方式的现代化。　　革命大抵都有异曲同工之处。“2009年是创维的拐点年。”创维集团副总裁杨东文7月6日对记者说。他说的“拐点”至少包括三个层面，靓丽的年报——累计销量和营收雄居家电业第一位，产业和产业链的转型——从CRT到平板电视以及涉足液晶模组产业，跑赢金融危机——过去一年财年创维海外业务营业额同期增长逾四成。当然，第四个层面——黄宏生出狱，应当是最重要的一个拐点，只是杨东方不方便讲而已。　　创维年报显示，创维董事会由8名成员组成。其中5名为执行董事，分别是张学斌、丁凯、梁子正、林卫平、杨东文，3名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分别是苏汉章、李伟斌、偰正才。其中最大持股人即为黄宏生之妻林卫平，持有创维9.06股，占创维总股份的近40％。按照2009年7中旬创维股价的均价2港元来计算，黄宏生家族所持创维市值超过18亿港元（约15.8亿元人民币）。　　“胡润百富榜”上的黄宏生（家族）　　 年份 1999 2000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百富榜名次 5 40 95 76 34 135 405 725 987 财富（亿元） >10 3.8 7.2 11 22 13 8.5 9 7 　　中国有了富豪榜一共是10年的时间。在1999年至2008年的胡润百富榜上，黄宏生只缺席过2001年。2001年初，胡润到深圳拜访黄宏生，黄宏生正为“陆强华事件”而焦虑万分，忙得焦头烂额。他向胡润聊得最多的也是他过去创业的艰辛，屡败屡战的悲壮。　　黄宏生经历过几次的心态嬗变和长达五年的牢狱之灾后，这样的情景不可能再次上演，黄宏生像杰弗里·扬对乔布斯的分析一样“深刻明白自己并不是所执掌公司里唯一重要的参与者”。他对财富本身的理解自然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三个层面的“拐点”上走得更远是黄宏生的新革命的重心。事实上，比革命本身更重要的是实现革命的途径。黄宏生的未来的权力策略是继续“以放代收”。　　创维执行董事、首席财务官梁子正7月8日表示，不久的将来创维有意分拆数字机顶盒业务到A股上市，筹资规模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尽管创维的机顶盒业务在上一个财年的营收达13亿港元，占公司整体营业规模的8.5％，其中大陆市场营收超过9亿元（同比增长28％）。但分拆上市的主要目的显然不在融资，而在于管理层的“分流”和激励。　　分拆上市如今似乎是中国资本市场蔚然成风的一道独特景色。远的不说，最近分拆上市完成的案例和意向案例便有搜狐分拆游戏业务、中华网分拆软件业务、金山分拆网游业务、芒果网从香港中旅分拆等。为什么要分拆上市呢？有人说是为了分散风险，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这种说法听起来不无道理，但却是在隔靴搔痒——如果一家企业集团的整体风险控制能力乏善可陈，将鸡蛋放到再多的篮子当中也将无济于事——因为放进去的可能是坏鸡蛋。一个“反面”的案例是，如果单独排名，“百年老店”通用电器（GE）有至少13项业务均可进入《财富》杂志每年所评的“全球企业500强”，但它只有一家上市公司，中国本土的一个类似例证是，淘宝、支付宝同样使马云赚了个盆满钵满，但
它们至今没有从阿里巴巴中分拆上市……　　换句话说，黄宏生所言“一个急剧变革的历史时期”当中，一个鲜明的特征是，中国人太爱创业了。而分拆上市是满足这一需求的一项上乘选择。为具有强烈冲动的经理人找到了出口，这种“有限度的独立门户”自然事半功倍，成为中国企业界的香饽饽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一年前就有分拆上市的计划了”梁子正说。　　中国企业界于是有了两个“黄宏生”。一个是被大众符号化的“静态的黄宏生”——习惯戴一幅无框眼镜，语速很快、做事强硬、触犯过严格的香港法律，人们甚至轻描淡写地用“大起大落”四个字就把他创业20年的经历说完了。另一个是真实的“跃动的黄宏生”——在哪里摔倒，从哪里爬起来，不断反思，用10年的时间（2000年至今），苛刻变宽容，激进变冷静，他甚至对佛学萌生兴趣——没有什么比蹲过大狱更懂得有序蜕变了。唯一不变的是，黄宏生始终是一个积极的入世者，他常说：“宁作痛苦的人，不作快乐的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