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市场困窘在产业与法律边缘挣扎

2010年4月7日。这个看似与纪录片无关的日子，一群与纪录片相关的人们正各自忙碌。　　零频道纪录片公司的女负责人郑琼忙着给公司搬家。她对《法治周末》记者重复着多年如一日的断言：“在这个没有纪录片市场的国家，自己的公司一定会死掉。”可就在2009年一年，她先举办了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随后又马不停蹄地去了澳大利亚，在国际纪录片会议上介绍中国纪录片的情况，接着前往东北，参与某人物纪录片的调研筹备工作。满满的日程表意味着，她没死心。　　这一天，独立制片人王其寒赶往北京海淀剧院参加开幕式。她的小成本艺术电影《太阳花耔》从155部样片中突围，入选第十七届大学生电影节(下称大影节)主竟单元39部获奖影片。　　一道入选的有三部纪录片：《小人国》、《玄奘大师》、《五星红旗》。主竟赛单元负责人陈慧丽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送选片需符合“在院线上映”、“通过国家审查”两条标准，本届符合条件的记录长片超过6部，可设立记录单元奖项。相比去年的零奖项是个突破。　　同一天，本届大影节主委会DV短片单元组的工作暂告一段落。据负责人管曦介绍，DV短片单元设立纪录片奖项已经搞了11届，截止到记者发稿，本届征集到的独立纪录片已突破两百部，相比去年又是一个小突破。　　作为纪录片的流动基地之一，高校观看纪录片，拍摄纪录片的人数呈现增长趋势。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担任了十届大影节评委会主任的周星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大影节是中国高校的一个折射，历年都有不少纪录片作品让人眼前一亮，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视野。”　　半年前的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郑琼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开幕式上看到黑压压的人群，受众的热烈昭示了纪录片市场的巨大潜在需求，而在展映会后，却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中国没有纪录片传统也没有生存土壤。纪录片作为一个产业尚无法建立，如何真正独立，填补与这些世界优秀纪录片之间的巨大差距？　　在IDOCS展映手册里，关于中国纪录片市场的描述异常残酷：“没有来自政府社会或个人的基金或基金会，没有电视台的预卖，没有真正意义的专业制片人和制片人体系，99%的销售份额来自电视台，1%来自音像和其他渠道市场，这1%还常常亏损……”　　独立影评人、纪录片研究者王小鲁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电视记录片运动引领了中国纪录片关注小人物命运的良心传统。又在短暂的繁盛过后，进入一个主流媒体“消声期”。自筹资金，自由表达，视野更宽泛的独立纪录片远离了大众视野，变成小众的自言自语。　　而国内纪录片领域存在的问题不仅如此，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喻国明说：国内尚无任何保护性法规可以保证纪录片的健康传播，以及拍摄者的人身安全。　　历史纪录片《玄奘大师》即将上映，导演金铁木表示：纪录片很难有票房，但是，即使难以进入商业发行渠道，电影人也有义务为良心而拍摄。　　在这一天结束前，生活仍然在被记录———海淀剧院门口，不时可见手持DV的孩子和架起摄像机的记者。　　不远处的商家门脸里传来民谣歌手小河粗哑的嗓子：“飞不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你不能倒下，你是一面旗帜。”　　市场为何困窘　　IDOCS开映第三天，给DIS-COVERY拍过纪录片的前北电学生家伟在台下观看《攀岩兄弟》。他听到隔壁的记者沮丧地说，我们和国外的差距岂止是50年。这部体育类纪录片耗资1200万欧元，用的是世界一流的登山拍摄团队，选的是当前世界上最为时尚的户外体育题材。　　而在家伟不到两年的拍摄史中，每次只能拿到8万元的预算，三人的小团队往往只能选择国内民俗风光类型的题材，来赢得美国大东家的通行证。这种预卖的形式在国外很流行：即作者有了一个想法，与广播公司接洽，如果对方感兴趣，将进一步洽谈并最后立项。广播公司将把出售成片的钱预付给作者，并将拥有成片一定年限的部分
版权。　　家伟还算幸运，管曦的另一个身份是北师大纪录片专业的研究生，接下来打算准备筹拍一部纪录片，自筹资金5万元，与导演王其寒2008年去震后灾区拍摄的《我的四川》预算大体相等，而在几年前，当王其寒还是新华社音像部门主任时，带着官方团队去以色列拍摄专题纪录片《以色列农业》，拍摄预算是50万元。　　据统计，国内一部1小时的独立纪录片预算通常只有5至6万元人民币，仅相当于澳大利亚纪录片拍摄预算的零头。“差距不仅仅在钱上，还有观念和传统。”郑琼认为落后的关键在于纪录片或者电影在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行业。包括从业人员素质、传播渠道和电影业意识形态在内的全面落后，这是恶性循环。　　她举例说明，在专业性和分工细化，国内差得很远，很多从业者身兼导演、编剧、制片和摄影数职。而在国外，分工细化的团队合作是进行拍摄的基础。奥斯卡获奖的《海豚湾》拍摄团队用了一流的海底摄影师，中国还没有海底摄影师的概念。　　在大环境上来看，西方国家的纪录片产业、市场和政策上都有较多优势。在加拿大，一些纪录片项目还未开始，就拿到20%上下的退税，有的甚至超过45%。政府合作制作的优惠，也是纪录片资金的一个来源。德国的纪录片产量约占总电影产量的五分之一，缘于政府的各种支持。　　而在国内，没有政府、民间和企业方面的基金投资，“中国企业家这方面的意识和素质有限”。王小鲁说，拍摄者基本自掏腰包，或者问亲友借钱。　　“资金不独立的纪录片能叫独立纪录片吗？”管曦表示质疑，国内纪录片商业上没有独立。有些片子从国外获取预卖资金，题材和意识形态不可避免会受限制。“国内纪录片人，要生存，又要把片子拍精致，很难，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也不赚钱。”周星说。　　播放渠道是国内外差距最大的地方。海外有音像市场、电视台、电影院和非剧院系统的社区作为播放渠道。而在国内，近十年来，在院里播放的纪录片屈指可数，几乎没有盈利，相反，别国的纪录片一半以上可以进入电影院播放，并且相当部分是盈利的。　　“贾樟柯这么有名，他的片子在院线放映一天就下来了。”郑琼说，其他籍籍无名的人就更没出路了。　　据IDOCS介绍，纪录片的播放渠道主要是电视台，纪录片的播出形态多以栏目为单位，分布在各个电视频道上。但是全国300多个电视台真正有购买能力的纪录片栏目不超过20个，且由于纪录片的收视率并不高，所以获得的电视台拨款也相应偏低。而且考虑到收视率，一般被安排在23点后播出。　　纪录片在体制内的边缘化，央视电影频道是一个例子，运营总监吴盼盼答复《法治周末》记者：电影频道采购和播放的纪录片多以自然人文类为主，通常走国际部购买海外拷贝；播放纪录片的栏目也很少；多由广电总局直接下文投拍播放专题纪录片，比如六十周年献礼片《长安街》；个人投拍的独立纪录片基本不在频道内播放；频道几乎不参与制作投资纪录片。　　而在全国较普及的展映会和沙龙合作，只能满足小众传播，无法成为商业模式。纪录片展映就没听说赚钱的。郑琼说，“零频道展映700场，一分钱没收，都赔钱。即使有地方象征性收十几元门票钱，你们算算，才多少场，才多少人看，翻译的钱都回不来”。　　另一方面，周星向《法治周末》记者介绍，尽管相当数量的高校艺术系开设了纪录片课程，但鲜有单独的纪录片专业，通常被涵盖在电视或电影专业下面。即使在体制内，专业纪录片频道也很少，只有上海文广集团一家在坚持。　　郑琼不喜欢谈论纪录片的体制概念。她始终抓着市场和产业化两个概念不放。“非官方的独立纪录片要活下去，首先得有市场，形成产业化，否则谈论政治有什么意义？” [page]　　张元拍过《北京杂种》、贾樟柯拍过《有一天啊，在北京》，众多导演在成名前都拍摄过纪录片。纪录片精神追求客观真实，是良心和视野的训练。　　“纪录片代表着纪实力量，独立纪录片更是知识分子的良心表达。是公民运动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弱势只是体制和市场的弱势。”相比郑琼放眼世界后的满心苍凉，王小鲁对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持肯定态度。　　如今，中国独立纪录片人正以“作者”形象集体亮相，王小鲁说，“产业化是国际命题，在当前的体制下很难实现。而社会现实需要我们一直表达。不能因为环境不好就停止”。　　他严格划分体制内外的界限，认为中国纪录片的问题不在技术，在于整体人文精神的日渐稀缺。据了解，国内上世纪90年代由电视人陈氓等发起的“电视纪录片运动”曾引领了纪录片的良心传统，“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而当前体制内的纪录片导演普遍丧失了上世纪90年代电视人前辈们的理想动力。他认为，独立纪录片应该具有社会批评和介入的职能。由现实和素材决定想法和意志。而不是由金钱和意识形态决定。　　周星则表示，由于电视台自身运营规律和意识形态限制，很多百姓感兴趣的题材，无法在体制内的主流新闻纪录片内体现，而独立纪录片能与主流新闻纪录片形成内容上的互补。　　同时，纪录片所针对的主要受众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人。CCTV纪录片《同饮一江水》总导演李晓山曾表示，“他们有自己的常识和价值观念，能够对纪录片提供的事实进行分辨和判断，对其中提出的论点和论据进行逻辑推理”。　　针对记录片的严肃与审慎性，王其寒把纪录片观众想象成庭审中的陪审团，记录片制作者可以通过摄象机和麦克风将镜头和语言组织起来，呈现出让观众信服的证据并引发思考，从而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　　“记录片制作者不能一开篇就作结论，然后为结论寻找证据，也不能片面呈现事实，误导观众。”王其寒说。　　令人欣慰的是，在无钱、无渠道、无市场的“三无”状态下，独立纪录片导演依然奉献出了严肃的社会批评作品。立足中国本土社会，关注现实。相对“地下”的状态，反而保持了声音的客观真实。　　郑琼曾总结近年来内地纪录片的部分可喜变化：“第一个是人，身份和专业上的转变，然后是作品上题材方面的转变，从单一到多元；从边缘到现实题材；从原来简单社会问题的展示，到现在的社会文化思考，还有些生命意识的东西出来。”尽管她自称近来很少推内地的纪录片，但是她坦率地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智慧在民间，国内还是有好东西的。”　　而涉及到国内外纪录片差距问题，王小鲁认为不全是差距，更多是差异。比如美国左派电影很有社会批评意识，会加入大量议论元素。而国内独立纪录片爱好者大多推崇美国的直接电影，喜欢纪实风格，追求“客观得像壁上苍蝇”一样冷静旁观的视角。很少直接采访和批评议论，这类纪录片长于对现实世界的表达，但在处理历史题材上。由于放弃了解说和字幕，影像的表达上调子容易显得冗长沉闷。　　他调侃到：“过去认为加解说词和大量采访是央视纪录宣传片的风格，很多人不愿被划为一类。DISCOVERY来中国招聘导演，由于他们喜欢加解说词和采访，结果大家都不去应聘。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文化上的误解。”　　自恋是另一原因，很多导演拍摄纪录片追求去政治化、风格化，想经营成艺术品。这种刻意追求的纪实风格导致国内独立纪录片大多光线暗、调子沉、晃动大。表现形式单一。“这也是一种文化差异。”　　纪录片导演就像春秋时期的采诗官，下到民间，让普通人的存在通过纪录片的声音被感知。“否则他们就不存在，这很可怕。”王小鲁说。　　同时，作为拍摄者的知识分子一度脱离底层，对底层了解不够。仅有静态的，脱离实践的印象。纪录片可以帮助知识分子观察社会，补充这种经验。　　法律为何缺位　　由于纪录片往往充满“愤怒”的表达，站在社会不公正的对立面，
它们不仅难以被商业垂青，更易成为暴力的打击对象。　　本届奥斯卡重磅级作品《海豚湾》因揭露日本捕杀海豚，导致团队中有一成员不幸遇难。这将纪录片拍摄过程中的法律保护问题摆上台面。　　过去，人们只关注纪录片拍摄者是否跨过了被摄对象的隐私边界，是否存在着表达不真诚的问题，而纪录片拍摄者本身的人身安全问题，如何行使权利的问题却被忽视了。　　怎样化解在采访和拍摄中的风险与敌意，甚至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在2009年12月的IDOCS论坛上，大师们不断被问及，这似乎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难题。　　王其寒说，离开体制内之后，去拍摄《我的四川》，脱掉记者光环，经常被访者询问：“你是谁？”言下之意是，你凭什么拍？　　“是否具有记者资质是一个现实问题。”周星说，由于民间拍摄者不具备新闻采访资格，往往会被程序和规定挡在现场外。加上民间拍摄者没有受到合理监管，也可能被居心不良者利用促使权钱交易。　　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授喻国明介绍，纪录片由于承载了报道社会真相和新闻事实的功能，也属于新闻范畴，纪录片拍摄者属于新闻报道的从事者。应当归属新闻法管理范围。　　但是，当前我国没有针对纪录片的专门立法，只有一些对内容客观真实，不危害法律等管理上的原则性要求。只有关于新闻类的管理条例，没有法律保护规定。现有规定往往是规范多于保护。　　当纪录片拍摄或者拍摄者本人遇到问题时，只能利用民法对自然人的保护进行保护———新闻记者的名誉权，人身安全，被摄对象的财产权和隐私权。却不能从真正意义上保护介于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之间的媒体形象。喻国明说。　　正因此，贾樟柯的《小山回家》在展映过程中多次被威胁警告，与他经历相似者大有人在，纪录片导演们走在一条颇有些悲壮的纪实路上。　　只有相关法律法规的确立可以保护拍摄者的人身安全和权利空间，包括规定拍摄者行为的边界，以及保护百姓自愿接受采访的权利。但在现有体制内，暂时还无法实现。　　纪录片创作者是否真诚如实反映新闻真实，也是备受争议和关注的地方。喻国明认为，纪录片采用部分模拟现实的表现手段是合理的，如扮演纪录片中的场景，引导拍摄对象进行访谈，如果符合逻辑，并且标示出模拟现实的部分，就没有违背新闻基本职业道德。　　“创作上的主观倾向，不代表核心事实会发生变化。”王小鲁说，要求道德上的职业化比质问纪录片是否客观更有意义。　　王其寒表示：“纪录片不可能百分百真实。但影像是真实的。”纪录片拍摄者是否违背新闻职业道德，关键在于引导出来的，是对方真心想说的话，还是拍摄者想让他说出来的话。[page]　　他们看纪录片　　纪录片能否产业化　　独立制片人王其寒　　纪录片市场蛋糕只有那么大，在国外也是小众的，只给知识分子看，定位只能是小众的。它的特性决定了无法立刻实现大众产业化。何况我们的电影产业化只有30年，和西方比是输在起跑线上，他们有传统，又有观众土壤，又有产业化基础，我们一不能妄自菲薄，二不能急于求成。　　电视台是否播放记录片　　影视研究专家周星　　体制内不是没有纪录片，可以在老故事频道和DV频道这样的收费频道中看到。各个电视台私下都在尝试吸纳独立纪录片，民间纪录片在题材和表达上比较自由，而电视台是广众的定位，要考虑一定政治标准，这就产生了矛盾。　　由于纪录片跟踪事实，拍摄时间长，而电视台固定时段播出，有吸引观众的约会意识，两者时间很难协调。同时，在电视台中，纪录片以栏目形式出现，固定时长通常在10分钟到半小时内。而纪录片通常时间很长，这样很难赢得习惯快速消费的普通观众。　　中国没有纪录片传统　　独立制片人王其寒　　拼音文字塑造理性思维，因此西方人喜欢纪录片。得益于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纪录片就是哲学书的延伸。他们的纪录片观众不需要刻意培养。而汉字塑造感性思维，我们看着象形文字长大，属于感官思维，我们的纪录片是从别人那里拿来的。　　西方纪录片传统也严格区分美国和欧洲，BBC和DISCOVERY就很不同。欧洲纪录片观众追求厚重和理性，像大学课本。美国纪录片观众追求短平快和娱乐，像中学课本。欧洲，用影像思考问题。美国，用影像展现生活，中国，用影像展现艺术。这是文化上的差异。　　纪录片频道如何定位　　上海文广集团纪实频道总监应启明　　经济发展，观众文化素质提高，媒体在回归严肃思考、传播信息的本质，因此，我们有理由对纪录片的前景乐观。　　办纪录片频道如同办企业，需要思考三个问题：核心竞争力是什么？独特定位是什么？是否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上海的知识人群里，纪实频道的口碑就是市场资源，这比收视率重要，频道核心观众以高学历、高收入、中年男性为主，这样的频道不　　可能老少皆宜。老少皆宜是综合频道和电视剧频道的观众群。我们必须通过锁定鲜明特征的观众群，来获取应有的广告份额。　　(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