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业》导演韩三平前传

◎我说民族很悲苦,个人命运很凄凉,我们老是受压,我们的人性、人格老是被扭曲,现在别人不喜欢看这些东西。你第一次还可以,第二次叫呻吟,第三次叫无病呻吟。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上一个不良趋向,从悲悲惨惨、凄凄凉凉开始,最后无非留下两篇好文章而已。猪往前拱找食,鸡往后刨它也是找食。找食是什么?生存。光是怨妇有什么用。　　◎我说我有英雄崇拜,或者叫英雄情结,我不光喜欢看毛泽东的书,我也喜欢看有关斯大林、列宁,包括秦始皇甚至包括希特勒、蒋介石、东条英机,这些书是我的首选,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这可能是与生俱来的。　　有人给《建国大业》的票房开出了盘口:一个买大,赌3.5亿以上；一个买小,赌3.5亿以下。　　中影集团原定的献礼片是拍《天安门》,那是两三年前就定下的。10个月前,这部围绕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前后展开的故事,突然被交到了中影手上,因为时间紧迫,领导决定让韩三平出任导演,“便于调集一些中影的制作资源”。“张和平来找我,他说,60周年献礼,你留个纪念也应该参与啊。我一下悟到这一点,我母亲要过生日了,我们大家做一个礼品送。巴顿说过,你的孙子、你的重孙子问你二战你在干什么呢?你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在掏粪呢。这个多没脸面。不能以后别人问到我,新中国60年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做商业片呢。”韩三平说。　　资源迅速被整合并创造各种第一:第一部有这么多明星加盟的主旋律片；第一部将在台湾公映的主旋律片；第一部卖到海外的主旋律片……韩三平预计这部投资3000万的电影票房可以达到1亿元。“‘建国大爷’?至少5亿!”几个导演在饭桌上绝无玩笑地表示,“建国大爷”是目前圈内圈外的一致称呼,说的就是这部万众瞩目的献礼片《建国大业》。　　业内人士坚信“建国大爷”是一部“空前”甚至“绝后”的电影,因为影片的导演是中影集团董事长韩三平。　　八杆子打不到的事　　韩三平跟姜文、王朔一样,都出生在老革命的家庭,开始是社会的最高层,优越感很强,到了文化大革命,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崽,打到社会最底层。不同的是,韩三平生在成都。　　父母关在了牛棚里,韩三平享受着姜文所说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偷车、打群架,没有什么理想,但是充满了激情和乐趣。半流氓无产者的生活一直过到上山下乡。　　韩三平在四川峨嵋山当知青,那里山清水秀,身上揣五块钱能走遍全四川。后来羡慕军人,就参了军,当了五年兵。　　“复员以后鬼使神差到了峨眉电影制片厂。”韩三平的理想是当军人,搞文艺是八杆子打不到的事。　　退伍后分配工作,韩三平跟所有人一样,都是“共产党的一块砖,组织东西南北随便搬”。第一次组织把他搬到茶叶厂。　　“如果没有命运的偶然,我就是茶叶厂的厂长。”韩三平经常这样对别人形容自己———厂长这个职位在他看来,并不是难事。　　可惜这个“茶叶厂厂长”还没去报到,就出了交通事故———因为偷别人的汽车开,结果受了重伤。　　1975年下半年,电影制片厂招工,韩三平听说电影厂可以分房子,不跟老爷子住,立刻就去报了名,从此韩三平就踩在电影历史的分界线上。　　猪往前拱是找食　　到了制片厂,韩三平从照明工干起,一步步做到照明组长、文学编辑、场记。　　几年后,韩三平开始不满照明、场记的工作,决定去电影学院进修:“这是一种人的本能,你看电影里面照明不是最好的选择,导演是最好的选择。我也没有艺术上的造诣,到了制片厂只有一条,人往高处走。”到了电影学院,韩三平跟黄建新同班,两人基本上就是同睡一张床,同吃一锅饭。他的“本能”一步步实现:副导演、导演。　　1989年,导演韩三平还在电影学院读书,突然收到电影厂通知,让他立刻回来———当时邓小平主张提拔一批年轻干部,韩三平就是被提拔的年轻干部之一。　　韩导演又开始了“本能”选择:“一个厂有几十个导演,但只有一个厂长,当导演我也不是最优秀的。”那一年,韩三平36岁,被党和组织任命当了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副厅级干部。　　1992年前后,中国电影已经非常困难了,副厂长兼导演的韩三平拍了个电影《毛泽东的故事》,取得了不错的上座率,“大概300多万,影响挺大。”古月还因为这部片子再拿了个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　　一次各大电影厂开会,正厂长病了,韩副厂长代表他去了。会上所有人都在叫困难,到了韩三平这里,一句苦都没有喊,这也出自他的“本能”:“吴宇森他也困难,张艺谋一样有困难,但是你不要老是抱怨,猪往前拱找食,鸡往后刨它也是找食。找食是什么?生存。光是怨妇有什么用。”那次会议上,韩三平讲了一点建议,就这样“出类拔萃”的副厂长韩三平被调去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当副厂长。　　韩厂长,你说谁拿奖吧　　虽然都是副厂长,但是从成都到了北京。1994年3月,韩三平信心百倍地坐着飞机就来到了北京。　　初来乍到,韩三平一个人都不认识,背着包去了招待所,没房,就一个人住在厂区的院子里:“如果到北京来当钢铁厂厂长,那我还有点后退,峨眉厂是电影企业,北影厂也是电影企业,只要懂电影就行。”到北影的头5年,正是中国电影最艰难的时候,进口分账大片正式进入中国,国产电影大面积亏损。“艰难到什么程度?拍100部电影,有七八十部赔钱,高度亏损,100万拍的,大家就赔七八十万。一时间连工资、奖金、供暖费都成了问题。特别又是北影厂这样的大厂,人也多。”那时候很多企业发不出工资,制片厂纷纷解体,工人下岗,摄影棚改成仓库,电影院改成卡拉OK厅,导演、演员转行去做电视剧了。　　韩三平有一条原则:再难也要坚持拍电影。　　他讲述过很多次当年的融资史:那是一个悲情的年代,要融资,等人家签合同,一等就等到半夜,他在招待所里睡觉,听说老板喝酒回来了,可以签合同了,翻身下床就去签。“我的印象里,有一年北影厂拍了将近30部电影,你算300多万一部,30部电影我就要了9000万。”1995年北影厂的几部电影《孔繁森》、《红樱桃》、《赢家》入围华表奖的各种奖项,韩三平记得自己坐在吉普车里,后面放了将近10个奖杯。　　那一年,各大奖项的负责人都跟他商量:韩厂长你说吧,谁当最佳导演,谁当最佳编剧,反正都是你们的片子。　　后来每年韩三平主持拍摄的北影电影,可以占到全国当年拍摄的电影总数的1/4,有时候甚至占了1/3,这些影片包括著名禁片《扁担,姑娘》、《巫山云雨》,也包括创下中国贺岁档期纪录的《甲方乙方》。“咬着牙也要挺过去,没有挺不过去的。”副厂长变成了厂长。　　厂长要干预导演　　1998年,也是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到处找投资找不到的那一年,北影拿出100万,后来紫禁城影业也拿出一些钱,一共300万,拍了《甲方乙方》。“贺岁片其实没那么神,人消费要有两个东西:有钱、有闲,这是鲁迅说的。中国人的习惯过年的时候都要吃顿饺子,再穷的人也要吃,也就是说过年前后是消费高峰,不光是物质产品的消费高峰,包括精神产品的消费高峰,像穿身新衣服出去公园玩玩,看场电影。”韩三平还记得当时的情形:他把冯小刚叫到办公室,对他说,咱们做部戏,别的戏咱也拍不好,像《生死时速》那种动感,那种跟拍、那种枪战、那种把摄影机随意的挂在飞机上,我们不知道怎么拍的,我们就只能拍一个喜剧,不要悲悲苦苦、凄凄惨惨的就行。　　冯小刚很聪明,很快做出了《甲方乙方》,小人物、低成本,300多万的投资,编剧、导演加演员一共40万,冯小刚他一分钱不拿,第一次试行分账———这种国外的分账方式倒是不难学,最后影片拿到3000多万票房,冯小刚分了近900万。“《甲方乙方》在中国现代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一部商业片可以赢到3000多万票房,至少大家看到一丝曙光、看到一点希望。”1999年,中影集团成立,韩三平从厂长变成了副总经理,随着中影的几何型壮大,韩三平的身份也慢慢变成总经理、副董事长,一直到中影集团董事长。　　董事长韩三平至今很怀念计划经济年代:“计划经济时代,导演的权力受到制约,他不能决定一切,厂长要干预导演、设计是谁,美术是谁,作曲是谁,演员是谁。当然你遇到一个昏庸无能的厂长可能越搞越砸,但是你要遇到一个优秀的厂长那不是集中了两人的智慧吗?所有权力都需要制约,权力可以集中在厂长手上,但利益和风险也得在他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