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家岭：消失的蜗居

圆明园往北5公里的唐家岭，著名的“蚁族”蜗居之地。　　6月25日，硕大的拆迁机伸着几十米长的钢钳，摧毁着旁边一栋已残破不堪的房屋，旁边几个六七层楼的违章住宅，已经被铲平。　　王哲，上地一家公司的普通员工，提着2个编织袋，坐上了365路公交车。前方往北半小时车程，是他的新租住地小牛坊村；身后，是将不复存在的唐家岭。　　“越往北，越便宜。住下来也就安心了。”王哲说。　　拥挤了4万大学生和外地民工的唐家岭，由于私建私盖“脏、乱、差”和社会治安秩序较乱、群众安全感不高等问题，被北京市政府列为50个整治督办重点挂账村庄改造工程之一，今年务必拆迁整改完毕。不仅违章建筑要限期自拆，村民的合法宅基地房屋也将在今年12月前全部拆迁完毕。　　数万名租户，开始撤离。　　记者在唐家岭村看到，到处是等待搬运的车辆，电线杆上到处是房源信息，一般是附近小牛坊、史各庄、永丰屯、定福黄庄等地方。一位帮人搬家的民工告诉记者，租客们一般是向北撤离，那里房租便宜。而同时，为了适应新的租客到来，大批的农民房屋正在那里加紧建造。　　告别唐家岭　　6月25日，是唐家岭临时违章建筑的最后期限，大的拆迁工作将开始，本地的租住的数万人基本上已经搬走，而本地原居民也已经开始搬迁。　　为定福黄庄拉租户的李雷告诉记者，这几天每天都有唐家岭的租户搬往外地，他自己去年刚刚盖完的公寓，在晚上也能拉到人。很多唐家岭本地农民前来询问租房的行情，现在自己也要找住处了。　　“越早搬，越能选好的房，我们那的公寓还有班车接送。”李雷坐在废墟中一把椅子上说。这里曾经是唐家岭小学。　　唐家岭租客的兴起，是1994年的事情。当时开始兴建的上地信息产业基地，距离唐家岭村仅仅只有两三公里的路程，到此租房的外地大学生越来越多，当时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屋，也就200元左右，但是没有厕所。随着上地的迅速做大，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前来此地。如今，唐家岭租户已经高达4万多人。　　当地的农民看到租房需求大，10多年前就开始自己盖房，最高的盖到了7层。每个房屋都带独立的卫生间、燃气、厨房等。这里的每个当地居民，几乎都有二三十间房屋出租，而最著名的董家大院，租用村里土地一口气盖起了将近300间房，稍小一点的同鑫公寓，也有数百间房屋，耗资数百万之巨。　　不过此次拆迁，这些房子因为没有通过规划部门的同意而被定性为违法建筑，但一般来说，盖房的成本大多数只需要2-3年就能收回。但有一些刚刚投入巨资盖了几百间的，就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在唐家岭村的农民，每家还有近1亩的果园，在居住地拆迁后，农村户籍将转为城市户口，每家也会按照人均50平方米的标准获得政府盖的新住房，以及预留的人均50平方米的产业岗位空间。但是当地农民并非都肯买账，拆迁之后，稳定的房租收入没有了，以后怎么办？　　房子的数量和房租的攀升，印证了唐家岭曾经兴盛的历史。王哲告诉记者，2007年时，在唐家岭花600元就能租到17平方米左右带有暖气和独立卫浴的中上等房间。但是到了2010年，房租上涨，面积大的房间一下子从月租金一千出头大涨到了一千四五。　　“即便唐家岭不拆，我们也要走。你想想，谁可能拿出工资的三分之一来租房子住呢？我们只能往更远的地方搬。”王哲认为，自己搬向远方，不仅仅是拆迁的原因，本地租金上升的因素也在发挥作用。　　新唐家岭　　小牛坊村，王哲的新家。　　这里租金比唐家岭更加便宜，400元能找到18平米的房子。而条件好些、有独立卫生间能上网的，就需要800元。最便宜的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的，每月只要200元。　　该地距离唐家岭往北有2公里左右，附近是著名的航天城。往西还有一个叫永丰屯的村中村，那里也分流了不少唐家岭搬去的租客。　　王哲认为，小牛坊村可能是他的新家。因为这里相对卫生干净，而自己每月接近3000元的收入，也只能住这样的地方。因为此前更惨的时候，还住过地下室，当时兜里只有20元钱，地下室的床位也快到期了，连一个馒头也要6角钱。　　谈起过去的事，王哲觉得不堪回首，他认为，自己只能有这样的消费水平，连谈女友也是奢望。“恋爱是想都不敢想的事，看场电影都是奢侈，每个月除了房租，吃饭要一千元，两千多的工资还剩多少啊？我爷爷很着急，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啊。”　　王哲的感叹不无道理，不过实际上比小牛坊村更大的租客聚居地正在形成。　　小牛坊村再往东北大约2-3公里处，则还有东半壁店村、西半壁店村和史各庄村，这3个村连在一起，与八达岭高速路相连。因为是3个村相连，加上农民自己盖的房屋高，交通方便，至少居住了15万人，比唐家岭要宏伟得多。　　目前大批的农民正在兴建5-7层的高楼。由于道路面积狭窄，很多砖石堆砌，导致行车困难。“房屋密度太大，稍微有点什么事情，跑都跑不出来。”史各庄村村民王克增对记者嘟哝说。他是更远的昌平沙河人，在这里有几层的楼房专供出租。　　根据王克增的说法，当地每家至少有20-30间房间在出租，每间在400-500元左右，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等，因此每家租金月收入在万元是很正常的，但是近期大盖的高层，主要是适应唐家岭等村拆迁租客居住的需要，这样房间少的会有上百间，最多的有两三百间的。“租房需求大，但是新盖的房子多，所以价格涨不起来。”　　这里的村民们都在疯狂盖房。农民自己盖一般每层为10万元造价，盖完后出租2-3年收回成本。所以在唐家岭拆迁后，这里的农民依然大肆投资，哪怕是三五年后拆迁，也基本上没有赔的。　　不过，这样的地方对外来的租客并不是长久之地，因为收入还是太低。比如租在此地的一半是月收入在2000-4000的，如果超过的，则可能往南搬；如果收入达到近万元的，则会在城里居住；如果在2000元以下的，则需要往北搬。　　王克增有亲戚在南边清河5环附近，距离唐家岭往南5公里，史各庄往南8公里处，同样20多个平方米，有独立卫生间和厨房的房间，租金需要在千元以上，“这就是白领在住了。”他说。　　因为本地租客收入低，难以刺激本地的消费，比如这里的烤羊肉串，即使便宜，仍生意惨淡。这里很多月租金只有1000多元的小餐厅，生意也不是很好，有一家重庆餐厅甚至1年内换了20多个经营者，生意还是不行。　　“现在被拆迁，没给住处，以后如果不给怎么办，还有现在每家租金收入每月上万，以后这笔收入从何而来。”王克增说。　　伪城市化　　史各庄可能是新的唐家岭，但北漂族的家在何方，令人关注。　　今年以来北京房价大涨，使得不只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农民工居住压力加大，北京的拆迁政策，也使得未来这些人在城市生存的可能性降低。国务院前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在调研中曾经有一个发现，即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北京，因为房租贵，不得不搬得越来越远。　　比如10多年前，他认识的农民工就住在4环，然后不断往北搬，现在最远的搬到了昌平。而这样的城市化，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真正的城市化不是说人住在这里就能统计进城市人口的，城市应该降低门槛，给农民工城市的户口，让他们真正的走进城市。”任玉岭说。　　北京近年来一直在加大拆迁工作力度，除了今年那50个重点挂账村外，未来北京的227个行政村也将实施城乡统筹一体化搬迁。王哲可以在唐家岭拆迁后往北搬，选择更远更便宜的地方，但是在城里居住的不少大学生，则面临向城乡结合部迁移的压力。　　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认为，2008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5.7%。但是这个数字是有水分的，原因是有大概接近2亿的农民户口居民被统计在内，但他们并没真正实现城镇化。因此，中国的1.5亿农民工尽管被统计进入常驻城市人口，但仍是“伪城市化”，因为这些农民工在城市买不起房，欠缺消费能力。　　近期到唐家岭村进行调研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张曙光认为，目前农民工和很多大学生进了城，但是生活方式、消费水平、行为习惯多是农村的，如果去掉这2.1亿进城市的农民工和大学生，城市化率可能要下降十几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半拉子城市化。”张曙光认为，政府在拆迁唐家岭后，要盖廉租房，但是那5万多租客现在搬到远处去了，他们的城市生活，是相当滞后的。“与半拉子城市化相伴的是一系列奇怪的现象，比如说打工者子弟学校，留守儿童，春运高潮，这在国外是看不到的，却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问题。”张曙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