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江湖VS管理理性

江湖作为一种民间社会存在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由金庸武侠小说的演绎，江湖文化更是兴起为一种时尚。在今日商业组织中，江湖文化在维系情感的同时贯穿着利益，因此也投射到中国企业的组织文化之中。如“风清扬”马云的阿里巴巴团队，更是把查大侠的江湖文化转换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阿里内部人人有花名，譬如“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等也不乏人敢称敢诩。这种投射，与现代组织管理中的理性矛盾地共存，演化出诸多管理特色来。哥们义气替代明确责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虽说应有共同的价值和目标，但其存在仅在企业整体层面。在企业内部，此共同目标就有了一种飘忽感，不易把握，且也不被所有人接受而成为共同规则。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天然的对立，使员工很难看到目标的同一性。江湖中，往往门派林立(名门正派与魔教的区别)、山头各异(如华山、嵩山等五岳剑派)，这就极易生门户之见。门户之内，哥们义气，“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此种江湖理念，长期在我国民间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为一个“义”字，可以两肋插刀;同门有难须拼死相救，不计后果、得失。在管理学看，这种团队(抱团)精神可以让组织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也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不可少的价值观。然而门户之区隔，对组织的破坏力也十分明显。当江湖之义与组织目标有差异时，组织目标就会让位于所谓的义，表现在组织行为中，就会出现相互包庇甚至顶包;哥们义气在组织中极易演变成责任不明，相互包庇，造成企业目标漂移。责任不明的后果就是当出现错误时，很难从中真正汲取教训，同样的错误就会不停地出现，最终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非正式领袖与正式管理者冲突一个组织如果没有基本的规章制度，就不可能有严谨而科学的管理活动，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管理者的权威主要来源于组织的正式授权，否则就会“名不正言不顺”。授权行为作为组织的重要职能，有着严格的组织程序。然而，江湖之中，每个人的地位和在组织中的作用是自发形成的，不是一种组织安排，而是一种非正式的评价，是舆情评议的结果。而且这种评议能在多大范围内被认同，也是不确定的。华山论剑，比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剑诀刀法，还得看是否能深孚众望。艺高人胆大，但德行、胸怀不足以服众，也不能被推为江湖盟主;武功再高，也只能是一个武痴，如“西毒”欧阳锋。然而，一旦有了这种权威认同，自组织内部也就形成了领袖，领袖被成员授予正式管理者望尘莫及的权力和威信，在非正式组织中有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组织有着不同于自然人交往的规则。人的情感和感性的一面，组织也需要满足。实际上，人们关于管理的认知和体验，首先往往是从表面活动开始：上下级关系，员工间相处，企业的氛围，而不是员工手册、流程图等理性工具。对前者，是感知和自觉，对后者是敬畏;前者企盼率性而为，而后者则会或多或少予以弹压和限制。非正式组织可以为其成员提供基本的情感和心灵的慰藉。然而，以非正式组织存在的江湖，对正式组织系统的指令会造成干扰和破坏，有时甚至产生对立，妨碍正式组织的指令的贯彻，进而影响到组织的运转效率。快意恩仇而非对事负责快意恩仇，是江湖中人处理冲突的最直接、也是最能让人接受的原则。人们只是凭个体自身的感觉去处置纠纷和冲突，其结果是怨怨相报，相互猜疑，所以才有了今天我们所描述的江湖险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事情的对错是非不是行为的依据，恩怨情仇才是。组织的原则，在江湖中经常被个人恩怨所取代。现代组织需要尊重成员的个体感受，否则组织认同、组织承诺就是海市蜃楼。但此尊重非乡党式的盲从，需要按章办事、对事不对人。若不能令行禁止，组织系统的高效和目标的实现就会“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严格按章办事，用正式授权来处理组织中间出现的问题，是确保在组织成员间公平公正的必要条件。如果在组织内部不能秉公办事，没有基本的规则，强调因人而异，那么组织和管理者就会失却公信力，组织指挥系统就会出现控制力下降，最终妨碍组织目标的实现。马太效应与打抱不平任何一个现代企业，其成员的角色、职责都相对明晰。组织内有作决定的，也就必然有被决定的。现代组织管理更多强调成员的服从，而不是闲云野鹤的如陶渊明般的自在;强调协调一致，就必然会要求部分成员放弃一些自身的利益，满足组织利益的需要，这是必须要付出的成本，是组织理性的必然逻辑。但如果站在利益受损成员的角度看，就显得“太不人性”了，就与“江湖道义、锄强扶弱”等主张相悖逆了。因为在利益冲突的平衡中，被作为成本和付出代价的往往是弱势一方。如果群体在组织中强势存在，那么这个强势最终必将转换成为组织的核心利益所在，也必然受到组织的高度重视，也即“马太效应”。然而，侠义江湖最见不得的就是恃强凌弱，所以打抱不平才有市场，尽管这打抱不平也许根本就没道理。隐忍不发戕害组织长远利益江湖险恶，源于人心难测，心机是江湖中生存的前提;隐而不发，卧薪尝胆，是成就大英雄的必备条件。企业管理中，决策者要想实施组织目标，就必须保证决策透明，在决策透明的基础上，才能保证成员间的公平公正，使得成员间形成协作。及时发现问题，排解成员间的矛盾，排解成员和组织间的矛盾，是保证组织健康而正常发展的重要条件。管理透明化，正是这个条件的具体手段。隐忍不发，往往被视作有涵养、修为到家，喜怒不形于色，也是一个人成熟深沉的标志。然而这种江湖之修为却是企业运营的大忌。正因为隐忍，所以问题得不到暴露，内部竞争者就可能因此而“一失足成千古恨”;错误发生时不言不语，看似尊重管理者对轻重缓急的安排，实际可能是有意为之的“机谋”，关键而隐匿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纠正，以致错误在不停地积累和叠加，直到事情无可挽回。“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诚哉斯言，但有江湖却未必要江湖化。认清江湖的存在，及江湖产生的渊源，绝不是要我们去简单迎合江湖法则，而是利用江湖的自组织行为特征，让江湖的存在和组织管理的科学化相统一。只有当组织之中的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保持协调，才有可能形成正能量。阿里巴巴在企业内部为了建立所谓的公司文化，弘扬所谓的江湖道义，以文学作品的大侠来命名组织内部的各色人物，这不是对江湖存在的客观承认，而是走向了管理江湖化的歧途。文学作品中的大侠固然有正义的一面，但负能量也十分突出。譬如在金庸作品中的张无忌、赵敏、周芷若，有多重性格上的冲突和分裂。张教主身世出自武当，年少之时受人之恩，后来又得明教金毛狮王传承，又得元军郡主的垂青以致以身相许，又与两小无猜的峨眉派掌门人在光明顶相残，而面对所有这一切，张教主处理矛盾的原则只有一个：报恩。然而，一个人成为道德上的义士，其最终的选择只能是“相忘于江湖”;个人的得仁近圣与明教作为一个组织为奸人所用并列。管理江湖化的结果，是让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取代了现代管理的理性，让个体情感与制度理性对立，成为组织日常活动的价值观，这势必会形成组织内部的包庇和纵容。卫哲的辞职是为虚假信用买单，为阿里巴巴挽回诚信有利，却也因此社会对马云的道德人品产生了不信任。从这个意义上看，阿里的侠义文化下的花名体系运作是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