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下旬的一天，美联社的推特帐户发布一条快讯，指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白宫爆炸中受伤。这条消息后来被证实为假——是一个黑客侵袭了美联社推特帐户后发出的作品。然而，鉴于才没几天前发生的波士顿事件，这一消息很快以燎原之势传开，转发量瞬间超过了4000次。
美联社当即采取了措施，包括暂时停止其">推特账户，并通过其他相关账户提醒读者白宫爆炸是黑客发出的假消息。这一事件似乎已就此翻过页了。然而，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上述这条假消息还是给股票市场带来了惊涛骇浪——当天，标普500指数下降了0.9%；1300亿美元市值瞬间消失殆尽。
这场股市惊魂不禁使人回想起2010年的“闪电崩盘”和2012年股票做市商Knight Capital经历的危机，后者因电脑故障损失了4.4亿美元，差点导致公司破产。
上述一系列事故中，有什么共性吗？是的，答案就是“高频交易”（high-freqrency trading）——即一种通过高性能计算机来实施基于每秒的数以万计的买卖股票交易，从而用每笔交易中哪怕微薄的差价来实现数量庞大利润的交易行为。
那些高频交易中担任主角的计算机是如何操作的？在华尔街操盘手的眼里，“方法其实很简单”：高频交易员往往在计算机中设置好相关程序，使之能在第一时间抓取捕捉各类信息——包括诸如证券交易委员会文件、商业出版物、新闻报道、当然还有推特上的消息，等等；而那些像“破产”、“购并”等显示重要的市场信息和公司发展趋势的关键词也会被作为高频交易中的工具箱的一部分......显然，在美联社黑客事件中，“白宫爆炸”、“巴拉克·奥巴马”这样惹眼的关键词自然逃不过高频交易数据库的捕捉，加上美联社这样拥有众多读者和高信誉度的新闻源（当天很多转发消息的人本身就是备受信任的职业记者——这也可使得那条假消息在高频计算机看来更具真实性），在瞬间引发股票抛售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高频交易历来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事物。美国埃默里大学教授伊利亚·迪切夫（Ilia D. Dichev）表示，当今市场的高频交易已占据了所有交易量的70%，这显然对传统投资者是不公平的；传统投资者往往基于对公司基本面的分析来作出买卖决定，但在高频交易商面前，他们迅速沦为了“弱势群体”。而且，高频交易商们拜电脑高性能之赐，往往能够预判到超大投资机构（例如管理养老金的基金组织）的投资动向，从而在超大资本机构即将实施一个大笔交易前抢先行动，并在有利可图时又迅速卖出，从中获利。
2012年6月出版的《破碎的市场》（Broken Markets）一书也严厉斥责高频交易的本质，并将之描述为又一渗透美国金融市场的作恶工具。该书的合著者乔·萨鲁兹（Joe Saluzzi）和萨尔·阿努克(Sal Arnuk)毫不客气地写道，帮助高频交易商的“为虎作伥”者正是证券交易所本身。证券交易所本应是一项为资本筹集提供平台的“准公共事业”，然而，由于联邦监管机构的政策导向，在过去的十年间，包括像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等一系列“非赢利机构出身”的交易中心逐渐发生了DNA的演变，它们越来越趋于成为“为促进交易、增加利润而竞争激烈的盈利性电子交易台”，而这个裂变也是和高频交易的崛起“相伴相随”，交易所更有意愿去迎合那些贡献了较大业务份额的高频交易商，给他们以更多特权和便利，以帮助其攫取最大利润（即使这样做会给传统投资者带来相反的影响）。
那些拥护高频交易行为的人则辩称，高频交易本身无可指责，它不仅促进了股票市场的流动性，而且也降低了交易成本。其论据是，市场上交易量和流通性越大，价格也就越能精确地发映出某一特定股票的价值，投资者进行交易的成本也就越低。这一观点或许有几分道理，因为过去20年来股票的交易成本从未像今天这么低过。不过，促进流动性一说，倒是相当牵强，因为正如屡次崩盘事故中所显示，一旦危机来临，高频交易计算机嗅到一点气息就唯恐避之不及，抢先卖出股票，这时“在市场最需要流通的时刻，反而没有流动性了”。
聚焦高频交易的另一本书《暗池交易》（Dark Pools）作者斯科特·帕特森（Scott Patterson）也认为，“我们见证了证券交易中心所运作的巨大变革，变革以极大的速度在到处发生......现实的问题是，证券交易所和高频交易商们攫取利润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们处置系统性风险的能力。”
系统性风险并非没有发生过。在2010年发生的“闪电崩盘”事件中，就是由高频交易系统中的一个小故障引发了道琼斯指数几分钟之内就下跌了1000多点。假如相似的事故能击垮一个影响全局的重要金融机构，那么理论上整个经济也有可能陷入危机。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戴夫·克里夫（他也是最早研究高频交易系统的学者之一）表示，“正因为现在世界的金融市场事实上是单一的、覆盖全球的、并且相互联动的超大IT系统构成，所以我们有理由对那些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发生、并带来巨量暴跌的系统性潜在风险而心生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