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的广泛运用，是我们当前时代的鲜明背景。恰逢我国学界有关民法典立法的讨论热烈开展，如何在未来民法典立法中更系统、更超前地加入互联网因素，值得深思。”11月6日下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第六届两岸民商法前沿论坛“互联网与民法典”专场会议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龙卫球教授如是说。
今年10月底，在民法总则草案二审稿中，数据信息从知识产权类别中删除，引起了广泛关注。个人信息应当享有怎样的权利，由谁保护、如何保护，谁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正当利用，这些问题成为产业界和学术界热议的焦点，也成为“互联网与民法典”专场会议上讨论的重点话题。
隐私权保护途径现尴尬
“目前来看，我国法律实务中，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常常放在隐私权的语境下进行，我认为已经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裴炜指出，目前很多个人信息并非出于个人能够掌控的状态，需要被保护的不仅仅是个人信息被披露的权利，而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个人信息被搜集、存储、分析、整合、提取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再以隐私权现有的法律体系来保护个人隐私，已经捉襟见肘。
在裴炜看来，个人信息权主要应当包括个人信息自由权和个人信息秘密权，上升到基本法的高度，贯彻干预行为告知原则、个人信息安全与完整原则、干预行为比例原则、国家积极保护原则四大原则，来构建整个法律体系。
华东政法大学高富平对此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我国现在没有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法，因而希望能够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并在正确理解、反映当前国际上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规则和立法趋势的情况下，制定出一部个人信息保护基本法，对个人信息的相关概念正本清源，才能够根据不同类型的个人信息来规范个人信息处理行为。
高富平指出，国内目前已经有很多法律文件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一定的规定，但这些法律之间本身也存在冲突，对个人信息这个概念的定义和范围内容都不一样。
“应当考虑把目前涉及到个人信息的相关法律进行修订，明确其中个人信息的定义和范围，以做到法律之间的协调和统一。”高富平说。
区分基础数据与增值数据
正如高富平教授所言，当前我国有关个人信息的立法本身存在一定冲突，有关个人信息合法利用与非法利用的概念和边界十分模糊，怎样才能运用大数据技术，正当利用个人信息的相关权益，已经成为互联网产业界发展所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京东集团研究员、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丁道勤表示，在大数据环境下，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个人信息的权属不清：“用户使用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软件或者信息服务所产生的数据，到底归谁所有？这个在业界存在很大的争议。”
如何解答这样的难题？丁道勤提出，可以尝试将区分为基础数据和增值数据，进而区别对待。
“简单来说，基础数据就是所有能够对主体构成识别的数据，基础数据属于用户个人所有，这是国际通行的基本原则。”丁道勤说，增值数据主要是通过数据处理者对用户从事的各种活动，进行收集、整理等增值处理行为所产生的不足以识别特定人身份的数据，如搜索引擎记录、电子商务记录、用户习惯等。
丁道勤认为，正因为数据处理者的相关活动，才会产生增值数据，因而数据处理者应当对增值数据享有所有权，可以进行流通和合理利用。
不过，丁道勤坦言，目前对于基础数据和增值数据的边界，依然需要更加清晰的界定，才能解决数据处理者的焦虑。
“在通常条件下，不可回溯、无法确定特定身份人的信息数据，应当就属于增值数据。只有区分开基础数据和增值数据，才能发挥增值数据的更大价值。”丁道勤表示。
知情同意原则面临挑战
尽管当前对于个人信息概念的定义、范围等问题，依然没有定论，但各个生活场景中对个人信息的利用，从未停止。特别是进入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利用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应当遵循怎样的规范，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对此，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法律部主任李海英指出，大数据利用有其自身的生命周期，从产生、收集、存储、处理、传输、分析，到产生新的数据；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了很多不同的主体，需要相互之间的配合和协作，才能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在这个产业链中，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数据从何而来。目前，无论是从政府或者是企业，数据开放的规则还是不明确的，从哪里去合法取得有效数据，仍然是困扰产业界的大问题。”李海英说。
而在数据收集的问题上，李海英表示，对于数据收集往往需要遵守用户知情同意、目的特定的原则，但事实上却在操作过程中面临着很大的困境。
“用户怎么样去行使知情同意权，用户所知情同意的数据使用，是否有可能被用于其他目的，甚至一些数据收集者自己都不知道未来这些数据会用在何处、未来会开发出怎样的新功能和服务，这些现实情况都会对知情同意、目的特定原则造成挑战。”李海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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