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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一方面，我们要使用大数据提供的服务，就要上传数据；另一方面，把数据交给别人来分析，就会泄露隐私。这是不是一个悖论？
柯岱石：
数据隐私实际上是如何处理数据的问题。如果有人发现我的银行账户里有25万元，那是一种违背隐私的行为。但如果是系统需要知道，一个银行用户的账户上有 25万元，那这就不是一个隐私的问题了。所以，大数据分析学倾向于采用数据分离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悖论。银行会对数据进行匿名处理，把人们的姓名、身份和实际的数据相分离。这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言的，而是针对整个群体的匿名化处理。但是，如果确实是在个体层面上操作和处理数据的，那么通过匿名化保护隐私就不可能了。事实上，基于“相似性”的数据分析，亚马逊在我买书时可以告诉我一系列信息，比如在我这个职位上的人们买了什么书，读了什么书，读的第一本书的人倾向于买什么样的第二本书等。我希望了解这些信息，但是，我不想让其他任何人了解。这里确实存在数据保密的问题。
总体而言，大数据并不一定危害隐私。但是，很明显的是，如果你有一些信息，并需要将这些信息转经他人之手，你就需要问问你自己，他们是否会窃走你的数据，并背叛信任，将你的信息泄露给他人。但是，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并不仅仅存在于电子时代，或是大数据时代。比如，我不认为这个问题一定比一个银行职员跑去告诉别人我在银行有多少钱要更加恶劣。泄密的问题以前也有，但是我相信信息保护方面的技术正在迅速发展。
在好人和坏人之间总有一场竞赛。不幸的是，坏人总有主动权，因为你只能保护你认为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你并不清楚明天可能会出现哪些盗取数据的新手段。
但是到目前为止，事情总体还是在可控制范围之内，尽管人们可以说，我们濒临灾难。许多奋战在信息安全产业中的人们要创造出更多的防护系统。我们没有办法规避你所说的这种争议。坏人总是存在的。他们会千方百计地盗取数据，而你要确保数据受到了保护。
记者：现在的年轻人习惯于生活在虚拟世界中，很多情况下，人们通过社交网络等软件，在主动地泄露隐私，这是不是意味着“隐私”这个词的内涵在变化？
柯岱石：
这确实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有时表现得并不关心他们数据的安全，在主动地暴露一些信息。比如，人们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布在社交网络上。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时常发布大量在过去看来是隐私的信息。但是我认为，即使是年轻人，也会在到了一定的时候开始关注数据安全，并思考我们为什么想要暴露数据。尤其是，当你认识到把数据向别人公开之后造成的后果。比如，女孩们因此被人占了便宜；雇主们在了解了你的个人信息后，表示由于对你过去的行为不满，而不再愿意雇用你。
社交网络现在还非常年轻。我认为，大概在三四年后，你会看到一个稍微稳定一些的状态。那时候人们会比20年前暴露更多的信息，但是，人们会区分哪些信息是私密的，是不愿意公布于众的。
当下，已经出现了一些匿名的社交网络。你可以在不告知身份的情况下谈天说地。我认为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普遍，因为人们交流和讨论的欲望很强烈。他们唯一不想做的就是将他们透露的信息与他们的身份相联系。未来会出现一种新的平衡，就像15年前被视为隐私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再是不可告人的秘密了。但是，也会有新的东西被视为隐私。
记者：您如何看待谷歌推出的“被遗忘服务”，这似乎只是让个人的信息不被搜索到，而不是被删除掉？
柯岱石：
在这里，我们要谈到与网络监管相关的东西。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我要求搜索引擎隐去我的信息，那么，互联网企业到底有没有权利保留这些信息？这是真正需要管控的地方。有时候，人们非常希望隐去自己的信息，因为信息泄露可能让他们突然间受到伤害。比如，我不希望把我的照片留在给我拍照的服务商或是冲印店那里。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在美国，如果你信用卡有坏账，那么信用管理机构保存你的信用记录完全合法。
各国都有国家级的网络管理机构，比如中国的工信部，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管理者们要明确怎么样算是隐去信息。对信息隐去的界定不能模糊不清。要么管理机构，要么消费者维权组织都需要明确这个概念的定义。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如果个人信息被保存下来了，那就不能算是信息的隐去。
记者：您之前在微软这样的大企业工作，现在转型自己在做一些小型的互联网企业，为什么？
柯岱石：
我曾经在微软工作。假使你看看微软，就会发现就我曾经从事的领域而言，微软是很擅长的。今天在移动操作系统领域的领导者，全都是大企业，比如谷歌、微软、苹果。大企业可能在有些事情上非常擅长，但是在另一些事情上就有所欠缺。大企业能改变世界，做大事情。但有时候，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你不想深陷于大公司的政治斗争或者繁杂的流程。如果你想好了要做的事情，就应该在小公司完成，去你的投资者那里争取来资金，然后实现你自己的梦想。
我现在关注的领域是中国的广告和媒体行业，我希望把传统媒体与移动互联网结合起来，这是我的兴趣。如果你去找微软或者其他的大企业，它们通常会把在其他地方适用的模式直接搬用到中国。而我和投资者们相信，在中国做广告的方式应该和美国有所不同。美国在广告宣传这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这一块现在仍是空白。我不想把其他国家的标准化的体系搬过来，因为有时候它不适用。我希望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真正地融入中国的广告界。
记者：你为什么会对中国市场感兴趣？
柯岱石：
中国市场非常吸引人，而且一贯如此。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94年，那时候我和比尔·盖茨一起。你能看到中国市场的潜力，取得的巨大进步，还有经济的飞速发展。1994年来北京的时候，我们在街道上看到了很多自行车。5年之后，我再一次来中国，我看到了到处都是大型的环路和汽车。这对我触动很大。
今天最大的互联网产业王国是中国，而不是美国。在中国，人们创新和前进的速度飞快，这让人很激动。我希望能融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我对此从未后悔过。我认为这很让人着迷。而且我们才刚刚开始。中国消费者有时候会去使用美国的技术。有时候也会使用自己的技术。但是有一个必须要问的有趣的问题是，是否有一项中国技术，是美国消费者希望去使用的。
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一款产品在美国被运用得很好，我们就假设中国人也应该使用它，这是过于自大和傲慢的想法，因为不同国家的消费者们需求其实是不同的。一方面，美国的互联网行业起步比中国早。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很明显，中国和美国的基数是不同的。中国的基数非常巨大。我们要看一看，中国在这个方面会取得什么样的发展。
记者：有人说，以后用户手中有可能只有终端，而不再需要运算系统了，因为软件、计算都在云端完成了。你认为未来是这个样子的吗？
柯岱石：
或许是这样，或许不是。这是一个很有可能的未来状态。我们所说的云其实是和虚拟化紧密相关的。
有时候，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你想要有一个近在咫尺的虚拟机器。你不希望这个虚拟机器远在一个数据中心，而是就在你的电脑里。所以你还是要用到电脑，也就是一种不需要服务器就能运作的设备。而在你需要的时候，你只要把虚拟机器放回你的服务器，你的数据和信息就得到了同步。
有时候，在特定的情况下，你需要的是局部的云服务，我们姑且叫它“局部云”。这种局部云要求你有和我们今天的手提电脑非常相似的东西。所以，这是一种比你仅仅用来输入和输出的处理器更强大的处理器。有趣的是，这些东西可以以任何形状和尺寸出现。你甚至可以把它们放进手机里。
所以我想，你将看到多样化的设备。过去，我们能看到的可能仅仅是不同的电脑窗口，那是我们唯一能获得的。但是，今天，我们有了谷歌电脑，微软平板电脑，ipad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平板电脑。你可以看到各种手机样式，并且它们有着不同的运算能力和强项，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和经济情况选择。你需要选择要使用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