瓶颈中的中国慈善法律制度：花钱要比挣钱难得多

如果说，体制和登记方面的障碍是阻挠民间慈善组织发展的两个外围发展难题，那么慈善组织自身的公信力、透明问题，则是其最受诟病的内部软肋，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即使在外围上赋予民间慈善组织以宽松发展的法律空间，也必然不会长久。　　被称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最被媒体说道的事，就是他在2009年年关之际给穷人发红包了。陈将从127名企业家和个人那里组织来的捐款，共4316万元现金，装入8万个红包，送到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特困户手中。此举反映出，陈光标以及他背后的企业家队伍，不太信任目前的各类慈善组织。　　一般来说，衡量慈善组织是否具有公信力的一个标准，是看它的运作规范与否，善款的使用是否透明。而我们的一些慈善组织，长期以来账目基本不对外公开，是否规范运作，民众并不清楚。财务制度的不透明，会导致资金运用效率不高，若再加上监督机制的缺失，很容易引起内部腐败行为的发生。这样的事以前不是没发生过。而对慈善来说，只要发生一起，就足以挫伤人们的慈善之心，对慈善事业产生信任危机。　　本报记者曾多次与民政部相关司局负责官员交流民间慈善是否适宜放开的话题，从中能揣摩出部分政府官员对于民间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担忧。“民政部门有责任为老百姓选择信得过的慈善组织，否则捐赠就会乱套”，是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此前，号称规模达83亿元的新华都慈善基金会成立时，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唐骏曾公开表示，将用半年之后的审计报告证实新华都基金会的透明与清白。但是数月过后，这一时间点又被“一年以后”所代替。对于这个时间变化，唐骏没有作出解释。　　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所示，对“新华都”这样规模的基金会，现有的硬性监管措施只有一项——基金会需向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提交年度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并在指定报刊上刊发。　　困境　　非公募基金会缺乏专业管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邓国胜副教授认为，对于慈善组织善款在硬件技术层面上的监管并不困难，困难在于谁来分析处理全国共计近千余家基金会的短周期账目，监管方自身必须具备执行监督的公信力。　　“日常信息公开只能重在自律。但现状是，一些在地方注册的基金会，从来不公开其财报，年检也并不严格。”南都公益基金副理事长徐永光曾如此表态。　　慈善应当是养在鱼缸里的金鱼。但很遗憾，尽管透明是慈善事业的本质要求，目前的“透明慈善”却更多是慈善主体被追问时的对策。中国的慈善为什么很难做到透明？除了慈善法律制度不健全、慈善文化缺失外，最关键的因素是，我们的慈善做的不够专业。　　在美国，基金会被称为“社会创新的发动机”，而不是财富简单转移的“搬运工”。很多中国富人以为，赚钱那么难我都能赚，花钱还不会花？于是一掷千金的布施式慈善颇有市场。其实，要把慈善捐款花好，花得有效率是件不容易的事。万科王石在做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以后感叹道：“花钱比赚钱难得多”！　　我国2004年开始实施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赋予富人出资创办非公募基金会的权力，到2009年短短5年内，非公募基金会从无到有，已经注册成立846家。但缺乏专业管理和有效治理，是非公募基金会面临的普遍问题。因上述原因，非公募基金会的资金使用效率和影响力也不能令人满意。　　此外，慈善组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也直接影响到工作的质量。著名民间环保人士、“地球村”负责人廖晓义女士举例分析指出，以往我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充分注重了公众参与的普及性，但却由于种种原因忽视了专业性。造成今天的大部分民间组织，都缺乏足够的专业能力来处理具体的问题。　　建议　　用组织化制度化方式化解成本　　按照廖晓义女士对民间组织专业化的理解，民间组织还要在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做到领导和团队相统一，志愿性和职业性相统一，否则就谈不上民间组织的专业化。　　目前，草根组织的生存、身份合法性尚存困难，又何谈提高专业能力，但是提高专业能力又是目前民间慈善组织所不能耽搁的。因为“不专业”，造成今天国内民间组织工作水平低。同时，缺乏专业知识的民间组织成员对问题的看法也容易偏激、武断和鲁莽。这阻碍了他们与政府部门、利益团体之间进行务实的沟通与协商，也使得民间组织的公信力受到损害，不能完成当前社会和政府对民间组织的要求。　　因此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准和工作能力，也是民间慈善组织争取生存空间的博弈砝码。　　对此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社会政策研究所主任杨团指出，“个人对个人”的慈善行为成本大、风险高。因为对受捐人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对资金进行管理、对受捐人接受捐赠以后的行为的监督，都是仅凭个人之力很难做到的。所以要成立NGO组织，要用组织化、制度化的方式来化解成本。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也认为，通过机构来做善事，应当成为国人参与慈善活动的理性途径。因为合法的慈善机构才更具备施助的功能及更好地掌握受助者信息的能力。为此，一方面慈善组织要通过各种渠道求聘优秀人才。另一方面，慈善组织要持续开发人才，使组织人员适应社会发展与组织本身发展的需要。(万静)　　可以存在，可以活动，但难以取得合法身份。这是为数众多的中国民间慈善组织共同面临的出生制度困境。　　9月12日，著名影星李连杰首次公开表示，由他创建的国内著名私募基金会——壹基金，因为身份地位不清，有可能面临中断困境。　　这种障碍来自现行的社团登记制度。根据1998年10月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申请成立社会团体，首先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否则将不予以登记注册。对于“业务主管单位”，该条例也有明确规定，必须是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政府授权的组织。对于多数民间社团来说，要获得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基本上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对于民间组织的注册，更重要的是实行严格的“双重管理”制度，即要求除了找到一个政府机关或者党政部门作为“业务主管”之外，还必须在民政部门登记，也就是说得找两个“婆婆”才能合法化。民间社团因为被主管部门拒绝接纳而引发的纠纷甚至打起官司的也不在少数。　　作为变通，像壹基金这样挂在一家有政府背景的合法机构名下，是办法之一。更多被拒于合法登记门外的社团，要么转而登记为企业法人，承受税收、身份、对外合作等方面的压力，要么干脆就是转入地下，“非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