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不安全感来自于时间是最大的成本

文/杨守彬 旗帜教育科技集团创始人、董事长　　上午窗外还是清澈的蓝天白云，傍晚时分却已经是狂风四起黄沙大作——这就是四月的北京。　　在这座城市创业多年，从未像今天这样感触过天气。来自《中国商人》的一份采访提纲正摆在面前，主题赫然是企业家的安全感。　　安全感，这个概念对于拼搏于中国商海的企业家而言，正如今日的北京天气一般。　　分化进行时　　马斯洛的需求五个层次中，安全实际上是排在第二位，也是较低层次的需求。我认为安全感分两个层次，一个是低层次的，就是生命的安全，一个高层次的，是对自己拥有的可能失去的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全感。　　我想，生命的安全在中国还是基本得到保证的，而且相对于很多地球上的其他国家，提供生命安全的系数高于中国的也不是绝大部分，很多国家对生命权利的保护还不如中国。最起码，我们早晨起来不用担心，某个持枪的人因为自身恶劣的情绪无缘无故将我们射杀，中国对凶器和武器的管控还是非常好的。　　当然，在如何避免灾害和事故夺走生命方面的系统性建设上中国还有很大差距。微观上，我本身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于我们发展和成长的速度能否赶上中国物质社会膨胀和物价通胀的速度，现实的感觉是“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的挣钱难，我们的恐慌和焦虑来自于我们这代人或者尤其我本人错过了中国制造的机会，也正在错过中国创造的机会，能否赶上中国资本的机会，能不能迅速通过实业和服务业的经营完成财富积累去拥抱下一个中国资本的机会。　　我的不安全感来自于时间是最大的成本，创业的环境和游戏规则越来越苛刻，能否尽快为自己的人生实现一次里程碑式的成功，脱离低级竞争，在更大的平台和更好的资源环境下实现他人的尊重和自我人生价值实现。　　对于我本人，要将企业经营成功的焦虑感远远大于安全感缺失。除了生命，我的声誉和财富还没有大到担心失去它的程度，更多的是在追寻如何得到。　　中国正处在一个高速发展却充满变数的时代，变数带来不确定性，进而让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人平添了一份对于安全感缺失的恐惧。所以睿智的功成名就者们已经开始思考未来之路。借中国30年改革开发和经济快速发展而完成财富积累的成功企业家，正在对自己和家庭的未来选择上出现了分化：一部分用各种方法和途径实现移民，在物理上切断与缺乏安全感环境的纽带，将自己输送到安全岛上；一部分要么基本退居幕后赋闲养生不触碰可能导致不安全发生的事物，要么变成投资人不到前台来，通过另外更为安全和有效的方式继续财富增值。　　这些选择都可以看作是从心理上增加安全感的现象——他们持续看好中国经济但不敢持续拥抱机会的纠结心态就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过去很多企业家因为各种原因的无奈退场，让一些完成财富积累的人选择自动离场，不再有足够的动力和意愿参与可能导致满盘皆输的危险游戏。成功企业家在社会角色扮演上出现的两级分化也可以显现出来：一部分继续活跃在社会舞台上，为自身企业成长和社会发展鼓与呼、申与争，但也有一部分基本失声，消失在公众和媒体之外。　　不满大于愤怒　　在中国，面临安全感问题时，无论是鼓与呼、申与争亦或是选择离开，都未尝不是正确的选择。社会充满不公平，我首先不会去想改造它，只能先适应它；其次，这个社会不完美不是我们让自己不完美的理由，也不是放弃促进社会完美的理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改善环境的事情，这是我们能够做而且也应该做的。　　虽然没有安全感低到不足以坚持自己和自己事业的地步，但确实在实际经营中对目前中国包含法制在内的综合环境不满。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本身经营就非常之难了，还要不时面对政策和权力掌握者的寻租以及寄生和吸血的事情常有发生。　　成熟的西方国家是人人平等的法制社会，而中国是“接受合理不平等”的人情社会。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评价某个人有能力，有能量很大程度上是大家认为其有抗衡政策法规的能力，就是不遵守规则的能力，别人办不了跟规则相违背的事情，你能，别人就认为你有能力。这给想通过正常手段和方式成功的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但很多问题客观上来说也确实是社会发展和转型期必然遇到的问题，解决需要时间。此时，我们也只能以此安慰自己。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安全岛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成功，以及对社会做出的贡献逐步得到认可和赞扬，这个群体的整体能量增强了，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占有和支配社会资源变得多了，也都逐渐使用这些资源来完善环境了。越来越多的人提升了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投入到优化和改善社会环境，乃至影响政府决策和立法上。当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企业家门也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因为大家都明白，不是有钱就行，制度的缺陷，社会的问题会将自己和这个阶层的命运推向不确定性。　　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现在中国整个社会存在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紊乱阶段，谁也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这个环境。首先可能是不安全现实存在，确实让企业家产生了不安全感，感觉是来自于事实存在；另外一种不安全是自己形成的。一个是让自己的内心更强大，足以抵御各类恐惧和困扰，其次是尽可能将自己做强做大，避免更多的不公平、不安全发生在自己身上。自己不勇敢没有人能替你去坚强，这是决定性的内因，但也不可忽略外因的作用。企业家的不安全感一定程度上是外因作用于内因后发生作用的外在体现。　　现在多数企业家感受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于经济发展和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配套的制度、规则没有完全建立，人治和法制混合治理结构下让很多事情的定性和定量充满了不确定性。政府在社会出现问题后能够系统地、前瞻性地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是大家的期望。中国的治理模式能够真正从“情理法”转向“法理情”的升级和进化是解决这些乃至更多问题的根本。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群体也一定要使用各类合理的资源，表达自己的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影响政府改善和提高治理水平，因为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安全岛，别只顾着赞美别人家的院墙，而忘了建设我们自己的家园，脱离或者逃离不是最好的选择。　　摆脱不确定性　　既然决心立足于此，那对于现状就一定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在中国做企业，面临着极具“中国特色”的特殊环境。当下，中国企业家跟政府的关系上基本有三种情况：一是亲近政府，走红色资本路线，听党的话，按政府的指示办，在政策中寻找空间，但也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不安全感，恐惧于站错了队，搭错了墙，很多时候不得不走近灰色地带；二是远离政府，贴近百姓，脱离管制，一方面他们能走则走，不走的也坚持走大众路线，用先进的商业模式、商业机制取得成功，获得财富，离政策和法律的边界远远的；三是游离于政府和社会团体之间，依托民间组织发出声音，保护权益。　　中国企业家企图摆脱和逃避的应该是“强政府，弱社会，微自身”所带来的命运的不确定性，无能为力的是改变这个现状的力量还较弱，进度还很慢。人们不一定会对好的事物留下印象，恶劣的事物反而更难忘。在企业家成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过诸多不公平、无奈、无助的经历：一路走来，有卧薪尝胆，有意气风发，有默默耕耘；怀揣着昨天隐隐的伤痛、挥之不去的遗憾、微不足道的心愿、偷偷发过的誓言、难以言说的惆怅、挣扎后的无奈、妥协过的理想、失望中的希望、还有过去对未来的忐忑。所以，在能逃离这种痛苦的前提下，谁不愿意去追求幸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