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4年大学毕业，从事了我梦想中的职业——教师。经历了助课环节的训练，开始走上讲台，由讲非计算机专业的公共课，再到担任计算机专业课的主讲教师，我从教道路的起步阶段走得顺风顺水。在我工作后的三四年的那段时间，每当我走上讲台，就好像脚底下装了弹簧，兴奋得就要跳起来一般。然而逐渐地，我高兴不起来了。同事们对这个年青教师的教学给了足够多的赞誉，但我发现了我的教学并不是大家所感觉到的那么完美，我意识到，不能说我讲得不好，但是学生学的效果并不好。在大学的学习中，老师教是一个方面，学生学也是一个方面，只有这两方面有效地结合起来，教学效果才能保证。
那个时期，正是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扩招的时期。学生多了，课堂容量越来越大了，即使发现了某些同学在学习上的问题，老师也开始不能重点关注。那段时间上课工作量之大，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纯粹“卖嘴”的角色。老师们抱怨生源质量下降了，不爱学习的学生多了，学生们抱怨课后找不到老师了，师生之间的关系开始疏远。还有，计算机的配置提高了，软件丰富了，打游戏的学生在增加，而相应投入到技术学习中的精力在减少。其实，课堂教学还好一些，个别老师不再管学生在上机课上干什么，一部分学生对我管着他们不能利用有限的上机时间去游戏一番而心怀怨恨。
与此同时，学校开始重视教师的科研工作。而对于我来讲，每周要上20学时左右的课程，已经大大超出了正常的负担。仅有几年的工作经验，却在很多地方都需要挑大梁，我没有精力再去做科研。除此以外，系里教师的流失很严重，在科研上没有人带我，也缺乏氛围。实际上，技术发展很快，我也意识到课程中所讲的内容和学生毕业后从事的工作有脱节。在几个方面的夹逼下，我开始走出校园，到社会上去找些技术开发的机会，期间还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组织系里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年轻教师开培训班讲新技术，既提高自己，又为学生创造学习新技术的机会。
在科研和新技术的学习上进展很慢。终于，我不能忍受了。学校提高教师待遇，要评定岗位津贴。评定标准自然体现导向性，对科研的倾向非常明显。当然，也为像我这样在教学中投入了很多精力的老师群体列出了几个条件，可以争取因为科研工作不足而“破格”争取高一些的津贴，表示对“教学第一位”这个口号的重视。然而，就在我答辩的时候，当时的评定组组长问到我对学校的贡献，我讲了我在计算机系教师少、学生多的情况下承担了大量教学工作并且教学效果优良时，组长竟然摇头指头说：“教学不算功劳。”
我的心快碎了。
那是我人生中最暗淡的一段时光。这就是我想要的大学吗？这不是我从小梦想的教师生活。在讲台上我没有了想跳的感觉。在我成为大学老师后，收入逐渐增加，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买了房子，有了孩子，还把父母接到了身边共享天伦之乐。但工作却不如意。
彷徨中，有了我的出走。在为之工作了8年后，我离开了我曾经说过“可以在这儿工作一辈子”的大学。可是在新的单位，发现自己面临的问题是全国高校的共性问题。难道我苦等十数载的梦想，就这样短命？
日子一度在消极中度过，学习新技术，认真备课，讲课，辅导，但总是缺着什么。许是环境变了的原因，我开始静下心来去想问题，开始发现自己当了多年的教师，但对教育这件事还真不懂，我只是学会了讲课而已。我意识到应该重新看待自己所钟爱的事业。在这个时候，学校物色教学评价科科长，部门负责领导找到了我。我最看重在这个岗位上，可以将自己多年来作为一线教师工作中遇到的无奈，通过直接参加教学管理有所突破，所以，在慎重考虑之后，我答应了下来。主意拿定后，内心张狂的自己甚至想到鲁迅，我的“从管”与他“从文”似有相似之处。我企图通过我职责范围内的“权力”，去改变不应该发生的一些事情，至少是，让认真教学的教师们能够得到保护和鼓励。
三年的行政工作，通过很用心地做宏观层面的管理，让我有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和高度去观察、思考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扩招以后的大学，规模和质量之间的矛盾似乎总是无法调和，期望和现实之间的反差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当过了学生，也始终在教学中了解着学生，我清楚学生得不到该有的教学服务，在不良的学习风气和异化的学习目标中，更多的同学选择了随波逐流，用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方式，浪费着饱含学校美好愿望的制度和条件，挥霍着老师辛勤劳动该有的果实。我当过了教师，一线的教学任务也一直没有断，我知道教师夹在其中的难受。教师的努力工作得不到学生的认可，教的是大学生，可是却要考虑着对付诸如抄作业之类幼儿园孩子都觉得匪夷所思的问题，奉献着多年所学积累的真正的知识，却被学生一句未经体验和思考的“教的是没用的”而忽略。另一方面，学校的科研、教学要求，孰轻孰重令人纠结，做好工作的抱负总是要有，但现实中的问题不得不去考虑，社会上普遍的浮躁风气、学校里渐浓的官气，也让教师静不下心来。而作为行政干部呢？基层干部做事就面临着要去动摇现有的格局，就会引来波动并总会面临一部分人的指责，反而按部就班还算安稳。校领导其实也想改变现状，却也常常无奈于手下没有人担当去执行而流产，我见过了校长无奈地圈在那把宝座上叹着气说没有办法。我做的工作是难度很大的教学评价，就从这项工作一直追溯到教育部的相关领导，他们也总是在进退之间很艰难地找着合适的立足点。
我又一次地谈起让人无奈的一面了。在我视野里，我们的高等教育是有进步的，只不过不在此处呈现。现在，我们更关注问题。当我们面临某种困境时，总是会在下意识中想到周遭的条件和环境是否给我提供了我想要的支持。无论学生、教师、管理人员，总是更容易想到他人该如何、应怎样，进而将他人不是这般、没有那样等等，作为自己“没有办法”、“只能如此”的理由。其实，同在校园中，同样作为教育格局中不可或缺的成分，我们需要的是共同的担当。这是理想中的情形，现实是，各方都陷入到了相互等待中了。
我对通过管理岗位改变教育格局失望了，在自我检讨中，我发现了自己原先“好教师就是讲好课”的认识是多么幼稚。在大量、深入地和一些专家的交往中，也知道了曾经抵触的科研工作对热爱教学的大学教师的真正意义。我发现了一线教学中存在的创新空间，我急切地想去实施这些想法，我的豪情再次涌出：我可以在普通教师岗位上，做校长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在媒体报道教授争相竞聘科长岗位的时候，我从将来可能会做到处长的科长岗位上退出，再次地成为专职的讲师。在此之后考取博士，通过在科研工作中的投入，科研能力得到了提高。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在高校的三项任务“人才培养、科学科研、社会服务”中，我再次定位人才培养为先，再次明确将“做一个好老师”当作毕生终极的追求。我将教学工作重心转移到大一学生的教学中，承担最基础的程序设计课的教学。许多在地方性院校中不利于教学效果的因素，如大班、没有助教、学习氛围差、学生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我接受这样的现实，并且想出了不少的办法，有些奏效了，有更多的，效果并没有显现，还有些，在不断调整。该校长、院长想的办法，因为有过行政工作的经历，我关注但不去多想，只去做好普通教师该做的事情。我在自己投入大量精力用于教学的同时，并不苛求同行们在机制不顺的情况下也能去投入，我相信先行者的价值。再后来，有了利用互联网为全国IT学子成长义务解惑的行动，我看到了经我提醒的学子们在进步。
改革应该由上而下还是由下而上，这个问题不会有标准答案。近代的中国，有过“戊戌变法”的尝试，也有过晏阳初、陶行知等前辈“平民教育”的坚持。而理性地想，上、下对接，才是效率最高、效果最好的方式。改革开放已经为当下的中国人搭建起了一个可以大展身手的大舞台，人人都可以成为畅谈发展战略的空谈家，可以成为大讲别人应该干什么的指导员，但更需要的是，有明确目标、做好自己该做的事的实干家。
在母校兰州大学庆祝百年华诞的时候，我在参加兰大烟台校友会的活动中，我再次重温了母校的校训：勤奋、求实、进取。反思自己十几年来的工作，略感欣慰。勤奋自不用说，还算满意。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理性对待教育教学中的问题，也算践行了求实。然而进取却是需要斟酌的。席间有位当了领导的老校友自谦说，代表“草根”们说几句。自己突然想到，那我就是草根中的草根了，那就是最根部的根，根须了吧。我还在想“进取”二字，自己算不算不思进取呢？想着植物的生长，我突然意识到母校校训中的进取并未规定方向，要是讲个什么“向上”之类的，我还真无法向母校交代了。植物的进取包括两个方向：枝和叶自然应该在阳光下，积极向上；而根，尤其是根须，进取的方向自然是泥土的最深处了。相比而言，根须的数量是惊人的，远多于枝叶，整株植物的生命力恰好是由根须支撑的。想到这，往泥土深处去钻的自己释然了：我没有违背母校的教诲。
有过了初上讲台的激情，遭遇了当头冷水的痛楚，经历了弃教从管中的再次无奈，我最终选择了在教学一线的坚持。不以都能勤奋、好学的学生为要求，不以都能博学、敬业的同行为前提，不以严谨、有序的学校为条件，我找到了适合我自己的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的方式，也发现了一片新的天空。我相信来自基层的力量，通过来自一线草根的“多研究问题”的务实行动，可以让“少谈论主义”在浮躁的高校中成为现实。我没有，也不能改变大的格局，但我这样做了以后，发现了更多的同路人，我们走的路，或许以前算不上路，而现在，已经看起来是条路了。
这是我选择的独立面对。
这种独立面对让我重新找回了工作的激情和生活的快乐，也让我意识到了，即使做一个草根，由一撇一捺写就的“人”是可以稳稳当当地站在这摊泥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的回应。
本文来源：《逆袭大学——传给IT学子正能量》一审过后，要压缩篇幅，将整理过的文字登在些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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