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1年两会上，联通董事长常小兵一句：手机运营商不应阻挠携号转网，掀起了一场话题大讨论，彼时，正是刚刚推出携号转网政策不久，运营商之间的彼此钳制，尤其是优势运营商中国
2011年两会上，联通董事长常小兵一句：手机运营商不应阻挠“携号转网”，掀起了一场话题大讨论，彼时，正是刚刚推出携号转网政策不久，运营商之间的彼此钳制，尤其是优势运营商中国移动被认为是转网政策难以执行的最大阻力。
两年过去了，到了刚刚开始2013两会上，这一话题却似乎连不咸不淡的价值都没有了。常小兵的惊人之语突转枪口到了4G上。虽然就在春节前，工信部部长苗圩公开发言称，称2013年将适时扩大移动电话用户号码携带试验范围。尽管苗圩的发言给携号转网带来一线希望，但是“适时扩大”这四个字有多大的想象空间?
事实证明过q验两年携转不成功，远不是运营商商战那么简单，钛媒体也对此进行了走访查探。
携号转网试点原计划分三步走，被称作非对称转网的天津、海南两地的试商用实际上属于第一步，要在一年之内实施完毕;从第二年开始为对称的2G携号转网，即三大运营商的2G用户可互相携号转网;第三年，三大运营商的3G用户可互相携号转网。
钛媒体从运营商内部获得的权威数据显示，两年试点来，中移动的转出和转入比例大该是1.4:1，这意味着差别其实比预期那种，一边倒要从中移动转出到中联通去的比例，小得多。试点是不成功的，几乎是业界共识。
然而，天津、海南两地的试商用期限被延长过两次之后，又被不设限地延长下去，何时向后两步推进至今依旧是未知数。钛媒体在年初也曾发表文章《转得了的网，携不了的号：扩还是不扩?》，不禁发问，携号转网何去何从?这是地域限制的问题，还是管理制度问题?扩还是不扩，根源在哪?
携转成功率低
携号转网自2010年11月22日在天津、海南两地试商用以来已两年有余，但收效甚微携转成功率低。据电信管理局此前统计数据显示，在两地超过1800万手机用户中，两年来提出转网申请的用户不到1%，试点地区仅有约7万用户成功办理，申请后携转成功率仅为36.7%。
携号转网在推出之时，被认为是能使消费者、电信行业和国家三者都能受益的一剂良药。除了让消费者在不换电话号码的情况下就能自由选择运营商之外，从天津、海南的非对称转网可看出，更为重要的目标在于打破中移动一家独大的电信业格局，平衡三大运营商市场份额;还要保护中移动担纲的TD-SCDMA的3G民族标准。
然而，两年多过去了，被给予厚望的携号转网业务并未给上述三者带来好处。消费者没有享受到满意的服务，中国移动一家独大的局面也未改变，中国3G的TD技术发展仍未有突破。
工信部部长苗圩也认为试点情况不理想，在他看来这或与运营商之间的竞争有关，因为三大运营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用户自由的选择。更有观点将矛头直指中国移动，称携号转网结果不理想的最大阻力来自中国移动。
运营商内部人士在接受《钛媒体》采访时坦陈，来自中国移动的阻力的确存在，这是形势所逼，面对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竞争，中国移动不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手中的用户流失。不过在他看来，这不是这两年不成的主因。而且外界还有个误解，认为大部分移动用户会转网到联通和电信，实际上三家运营商各有优劣，转网到移动的用户也大有人在。
该人士透露，实际上中国移动一开始并不认为用户会大量流失，对携号转网能改变 “中国移动一家独大的电信格局”也持怀疑态度。因为从多数国家的经验来看，携号转网的用户不会太多，转网的用户只占总体比例的1%至2%，不会超过5%。
中国移动保卫战：核心在规则，以及规则的制定者
尽管中国移动认为自身用户不会大规模流向竞争对手，但还是巧妙利用授理规则的漏洞提前布局设防，甚至在政策尚未推出一年多以前还专门委托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下称“罗兰贝格”)对此做了策略咨询。
中国移动所说的授理规则来自天津和海南公布的实施细则，即用户有六种情况不能携号转网，包括非实名制移动用户、用户与携出方有欠费或账务不清等话费纠纷、用户与携出方签订过在网协议且时间未满、申请号码已停机、SIM卡丢失、携出方有网络故障。“用户申请携号转网的门槛并不低，只要有一项不满足就无法办理。”。
尽管携号转网门槛高，但中国移动并没有疏忽，而是出谋划策挽留用户，其中“绑定用户”这一招用得最多。这一招就吃透了上述“用户与携出方签订过在网协议且时间未满不得转网”这条授理规则。
“在携号转网推出的一年前，我们就开始通过各种优惠政策绑定客户，比如预存话费送手机、送话费，尤其是海南、天津捆绑的用户比例非常高，都从中高端用户绑起，一般绑定两年。”一位来自中移动的人士说。
在绑定用户的策略中，罗兰贝格出力不少。据《财经》杂志报道，罗兰贝格对中国移动的建议有，推出不同长短的套餐来锁定用户，强化网龄营销，并根据在网时间给予优惠。同时，推出家人和朋友圈的捆绑优惠，令用户一旦转网就增加同其他人的打电话等成本。
事实上，携号转网的授理规则是三家运营商都要遵守的。在上述人士看来，关键就看怎么解读规则和利用规则的漏洞进行布局。不只移动布局设防，其他两家也在出对策，结果不尽人意只能怪他们没吃透“游戏规则”。
在该人士看来，最好的3G制式WCDMA和当时国内iPhone惟一授权运营商，都是掌握在联通手中的好牌。然而，中国联通的3G远未达到规模效应，网络建设有缺陷，信号时有时无，影响用户体验。再加上监管层对中国移动的国产3G制式TD-SCDMA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又制约了移动3G用户向联通和电信转网。
“按规定，所有已入网TD用户，不论是在双向的天津还是单向的海南，均无法携出。”他说。
工信部难辞其咎
那么，携号转网成功率低，仅仅是因为三大运营商的竞争和中国移动的阻力大吗?
上述运营商人士对钛媒体直言，运营商，尤其是中国移动，包括中国联通都其实背了黑锅。在他看来，不能把携号转网推广不下去的罪过都一股脑儿扣在三大运营商身上，工信部本身也难逃其咎。“携号转网原本是工信部牵头的一项政策，不是运营商的业务，然而在推行过程中工信部撒手全由运营商担着，出了问题也不牵头解决。”
据该人士透露，实际上携号转网成功率低在推行之前就已注定。携转率之所以低，除了因为没有满足上述“授理规则的六种情况”以外，还包括增值业务转网困难。即便转网成功的用户，也会因为携号转网系统本身的缺陷，导致之前办理的增值业务没法跟着转网过来。
“那也就是说除了打电话、发短信功能以外，之前办理的增值业务都将没法使用，像彩铃、银行、支付宝、信用卡发出的短信都收不到。”他说。
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户在转网之前就把这些增值业务退订掉，转网之后再在这家新运营商申请。但前提是，这家运营商必须拥有用户所申请的相对应业务，如果没有的话就没法开通，之前的增值业务还是没法用。
据该人士反映，像现在出现的所有这些问题在当时都跟工信部提及过。然而，工信部却没有理睬，反而认为运营商不想配合推行故意找借口推卸责任。
工信部当时没有听取运营商建议，只是一味地急于赶时间推政策，只对语音业务进行了测试，没有对增值业务进行测试。随后在推进过程中果然产生了这些问题。产生了问题本来应该由工信部牵头解决，但直到现在工信部依旧不作为，没召集运营商寻找解决问题之道。
“之前因着急推政策没有解决也就罢了，但是推出之后出现的这些问题都是明摆着的，你工信部2011年没有解决，2012年还是无动于衷就说不过去了。”他说，“直到现在为止，成功率这么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没总结，携号转网的章程和系统都还是原版，没有丝毫改动，解决的办法更是提到没有提。”
还有推行下去的必要吗?
携号转网如今到了这种田地，还有推行下去的必要吗?
在该人士看来，携号转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搭进去建设成本不说，如今还要把前三年的费用结了，要交720万给工信部电信研究院，现在看来倒像是只有电信研究院一家得利了。据钛媒体了解，这720万主要是工信部运营相关携转数据系统中心的费用。
有业内专家此前就表示，携号转网需要本身增加自己支撑系统的改造，这需要很多成本，但实际上目前在从国家政策上给的这种导向性并不是很明确，这部分投入以后是继续使用还是变成沉没成本，这个谁都不清楚。所以这个方面投资三家运营商相对都比较谨慎。
中国移动人士很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过，仅天津和海南两地，在技术上实现携号转网就需要几十亿元，若推广至全国，估计成本要增加几百亿元。
此外，我国现在实行价格上限管理，不能通过打价格战方式进行恶意竞争，三大运营商之间的服务同质化现象明显，这就使得想摆脱“弱势运营商”身份的联通和电信无法通过更低资费和差异化的服务吸引移动用户转网。
还有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就是现在有了“多模”甚至“全模”多待手机，用户想另换一家运营商的网的话只需买一张卡就可以了，相对转网来说似乎更容易一些。
还是钛媒体在此前发布的《转得了的网，携不了的号：扩还是不扩?》所述，或许可以期待4G带来一些转机，但如目前的仅扩大地域范围和时间，都恐仍难以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