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产业：最具可能的新兴支柱产业

专访国家生物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长王昌林　　文/本刊记者 朱娅琼　　“国家生物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既包括经济、技术方面的专家学者，也包括企业家，主要任务是就国家生物产业发展重大问题提供咨询服务”，说起生物产业，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王昌林显得有些激动，“推动生物产业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产业，不仅关系人民生命健康，而且关系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工作极为繁忙的王昌林，兼任着“国家生物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的秘书长。该委员会是在去年8月，由国家发改委商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委员会定位为国家推进生物产业发展的战略咨询机构，旨在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　　“我认为，生物产业最有可能成为世界下一轮经济繁荣期的支柱产业”，王昌林强调，“对于中国来讲，发展生物产业具有特殊战略意义。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要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要解决“三农”问题，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实现民族的复兴，光靠给发达国家打工、进行加工组装，那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几个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带动作用强的产业来支撑”。　　加快将生物产业培育成为　　新兴支柱产业　　《中国投资》：您有哪些理由认为生物产业将最有可能成为新兴的支柱产业？　　王昌林：我认为生物产业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经济繁荣期的支柱产业，主要原因有：　　第一，生物产业具备极为广阔的成长性。一个产业能否成为新兴支柱产业，其市场前景非常关键。生物产业的市场需求非常大，包括人类健康的需求，能源的需求，可降解材料的需求，生产环保的需求。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市场需求会越来越大。　　第二，生物产业具有很强的关联带动性。这是支柱产业的典型特征之一。生物产业广泛涉及到人类健康、农业、工业、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应用领域非常广，渗透于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第三，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是引领当今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重点。新兴支柱产业主要是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形成的。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等的融合和突破，可能会引发新的产业革命。因此，生物产业发展符合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方向，符合大的发展趋势。　　第四，我国具备发展生物产业的比较优势和良好的时机。今后一段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对资源环境要求越来越高，需求越来越大，医药健康消费有可能成为继住房、汽车之后的又一个消费热点。近年来，中国生物产业市场增长非常快，预计到2015年，中国生物产业的规模会超过3万亿产值，到2020年会达到6万亿元左右的规模，这就相当于甚至超过目前信息制造业的规模。　　所以，生物产业成为我国的新兴支柱产业，是完全有可能的。　　《中国投资》：发展生物产业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昌林：发展生物产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非常具有战略意义。首先，这是中国把握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机遇，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要求。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大国的崛起，基本上都是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把握机遇，实现后来居上的。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少，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必须把握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机遇，大力发展新医药、新材料、新能源，加快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提升，从而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这对中国的跨越式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是我国赶超发达国家难能可贵的机会。　　其次，是解决我国“三农”与资源环境两大问题的迫切要求。发展生物技术对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当前人口压力日益严重、可耕土地资源十分紧张的形势下，保障粮食安全、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需要依靠生物技术科研成果，大力发展生物育种、生物农药、生物肥料，加快土壤的生物修复与治理，实现优质、高产和功能化、绿色化的农业生产目标，推进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节水农业、现代农业转变。　　同时，生物产业可以解决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工业生物技术发展对缓解化石能源紧张、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为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可能，提供技术支撑。我国能源供求矛盾比较突出，石油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缓解能源紧张，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既要鼓励节约，还应积极发展新的、可再生能源产品。以非粮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等为代表的生物能源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同时生物基产品具有可自然降解、环境友好的特征。从目前的技术状况看，发展生物能源与生物基材料是发展新能源和循环经济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这符合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再者，发展生物产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的迫切需要。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特别是随着我国人口的继续增长和快速进入老龄社会，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必须要大力发展防治重大疾病、传染病、流行病的诊断试剂、新型疫苗和药物，改变大量进口药品、药价过高的局面。如果没有自主创新的药物，是很难支撑全民健康的，全民吃进口药还是吃不起的。因此，发展生物医药关系到国计民生，是非常必要的。　　此外，发展生物产业也是保障国家生物安全的迫切需要。近年来，我国面临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形势严峻。为有效保障国家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必须具备对生物病毒、外来有害生物入侵的防御与应对能力。　　《中国投资》：我国发展生物产业有哪些优势？目前，我国生物产业在国际上处于何种地位？　　王昌林：中国发展生物产业的优势有很多：第一是生物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多样性，这提供了发展生物产业的基础；第二是生物技术与发达国家差距相对较小。目前，中国的生物产业，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处于领先水平的，有部分领域达到或者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如基因工程药物、中高端医疗器械、某些生物基新材料、生物能源技术等。而且我们拥有一支庞大的生物技术人才队伍，在国际上处于前列；第三是市场需求巨大。产业发展关键在于市场，中国的市场潜力特别大，预计在2020年中国将会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生物产品市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在经济、技术、物质等方面具备较为雄厚的基础，完全有能力把握机遇，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实现突破和跨越式发展。　　应该说，在上世纪80年代后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革命中，我国把握机遇，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限于当时的国力和体制机制，并没有完全抓住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虽然目前我国成为世界电子信息产品的组装加工基地，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我相信，中国现在更有条件和能力把握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在生物产业领域实现跨越发展，争取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　　坚持走中国特色的　　生物产业发展道路　　《中国投资》：如何发挥优势、重点突破，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生物产业发展道路？如何在我国开放性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抢占全球竞争制高点？　　王昌林：所谓有中国特色，我觉得有几个方面：　　第一要坚持开放创新。生物产业是全球各国高技术产业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我国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同时，要充分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如要积极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等国际大科学工程，分享科技成果。同时，积极地吸引国际生物产业的转移。推进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产品走出去。　　第二要充分发挥我国的市场优势和政府的引导推动作用。比如重大产品的研发和产业化上，要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从世界上看，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模式，不同国家是不一样的。一种模式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是技术领先型的模式，它的科技创新体系、投融资体系和市场体系是比较健全的，从基础科学研究到产业化的链条完善；另外一种模式是以日本、韩国等为代表的追赶型模式，要求很大程度上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在关键技术的研发、创新体系平台的建设、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大企业的培育等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力量。我们国家要走的就是这种追赶型模式，政府要在产业技术的研发、机制体制的创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依靠政策的支持，我国信息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下一步生物产业的发展，也要借鉴这种模式。　　第三是要立足中国国情选择所发展的重点领域。不能看发达国家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因为发展阶段不一样，需求不尽相同。比如要解决人口健康问题，就要针对我国一些重大的常见病。又比如说根据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需要，我国应大力发展生物制造，实施生物质工程等。　　总之，走中国特色的道路，就是要走出一条立足国情需求、政府大力引导、技术创新驱动、国际化推动的道路。要发挥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投融资、技术研发、市场等方面进行支持，努力走出一条区别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适合中国国情需求的道路。　　《中国投资》：跟国外相比，我国生物产业以中小企业偏多，大企业比较少。应该怎样整合资源、培育我国生物产业的龙头企业？　　王昌林：现实中，很多生物企业发展一定规模就“长不大”。我国生物企业与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集团甚至是跨国集团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在国内，生物产业目前与其他行业相比，竞争力是相对比较弱的。生物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大多数都是几个亿，十几个亿，起不来。比如跟华为、中兴同时起步的一批生物企业，目前规模最大的也就是60个亿人民币，而华为去年都200多亿美元了。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生物医药主要靠自主创新驱动，没有自主创新能力难以做大做强；二是我国在药品流通体制、药品价格机制和监管体制等方面不完善，制约了生物企业的发展；三是投融资渠道不健全。另外，发达国家许多大企业都是依靠收购、兼并起来的，下一步国家应加大对龙头企业的支持，包括技术研发、政府采购、投融资等方面的支持，尽快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把这个产业做起来，这是非常紧迫的问题。总体上来说，跟国际大企业相比，我们的企业还有很大差距。虽然我们在某些技术领域比较领先，但是在产业化方面还不够，还需要积极培育不同领域的龙头企业和大批成长性良好的中小企业。　　生物产业投资潜力巨大　　《中国投资》：您认为未来生物产业市场发展前景如何？从现在到2015年左右将有多大的投资空间？到2020年呢？目前，我国有哪些领域最具发展潜力？　　王昌林：尽管目前生物产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应该说，其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由于
中国市场不断壮大，经济发展水平梯度性也比较大，未来5-10年，还是可以保持20%-30%高速的发展。比如健康消费有可能成为汽车、住房等之后又一个消费热点。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方面的潜力会逐步释放出来，拉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如前所述，到2015年生物产业能形成3万亿产值的规模，到2020年能达到6万亿的规模，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当前投资的空间比较大的，特别是在一些重点领域，有几个领域是可以关注的。一是疫苗和诊断试剂。中国今后在扩大计划免疫方面，全民保障越来越高、投入越来越大，因此这块的市场非常大。　　另一个是医疗器械，发展潜力也很大。近年来我国医疗器械行业投资高速增长。这个行业类似于装备制造业，可以充分发挥我们劳动力成本优势、市场优势，它不像医药完全依靠自主创新驱动。目前医疗器械产业增长非常快，其市场前景相当大，现在发达国家药品制造业和医疗器械的比例是1：1，而我国目前不到1：0.5，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还有就是医药研发外包产业，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也非常大。因为中国拥有大量的生物医药人才，临床研究成本低，很有可能成为类似于印度软件外包那样重要的产业。　　此外就是生物化工产业，其投资潜力非常大。比如替代传统石油基材料的新材料方面，发展潜力就很大。现在我国有一批技术已经进入产业化示范阶段，目前成本比较高一些，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成本就会降下来。加之中国资源稀缺状况日益加重，我个人感觉这块发展空间相当广阔，而且不像医药产业受管制那么多。这些产品将来只要性价比可以，大家就会去用，比如可降解塑料，只要达到那个性能，而且不贵，大家会更愿意购买环保产品。　　再就是生物能源。美国宣布要大力发展下一代生物能源，实际上，在这方面，中国在有些领域还是不错的，跟国际水平差不多。我们发展生物能源应该更紧迫，更有优势，更有基础，因为发达国家没有面临我们这么大的能源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形势非常严峻，没法升级、没法实现结构调整。如果按照以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资源都不够中国用。所以中国肯定要大力发展包括生物能源在内的新能源，改变依靠传统化石燃料的发展模式。　　当这些新产业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国家要进行扶持，在财政补贴、市场培育、信贷等方面给予支持。　　《中国投资》：加速生物技术成果产业化是当前产业发展的重点问题。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推动？　　王昌林：科技成果产业化是我国当前生物技术创新的薄弱环节，也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薄弱环节，同时是一个关键环节。我们搞自主创新，不是要搞出一堆论文和专利，而是要变成现实生产力，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　　首先，要围绕企业这个主体，推动产业和科技自主创新的结合，抓住产业化这个关键环节。目前，国内高新产业专利技术的产业化率不到5% ，最多也不到10% ，而发达国家达到40%—50%。如果专利成果不能产业化，很难获得真正的竞争力。其次，要加快构建生物创新体系，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平台。再者，要建立强大的人才队伍，特别是要把握现在海外留学人才回国创业的机遇，加大对人才回国创业的激励，这是非常重要的。例如韩国、台湾等地方，其电子信息产业等高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批海外留学的归国人才。因此，我们要大力培养创新人才队伍。　　培育市场最为关键　　《中国投资》：您认为《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对该产业发展将起到哪些作用？对于如何建立健全有利于生物产业发展的投融资渠道、科技创新体系、政策环境、管理体制和法制环境等问题，您有哪些见解？　　王昌林：国家近期出台的这个政策，对于引导社会投资、激励生物产业创新将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下一步应该制定一些细则，将政策落到实处，特别是在政府采购、投融资、市场培育、技术创新等方面，制定一些更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配套细则。　　我认为，在建立投融资渠道方面，要针对目前资本市场还不太完善、天使投资和创投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着力构建政府引导下的投融资体系，可以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比如加大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对于生物产业这种新兴的战略性产业需要一个特殊的安排。　　在科技创新方面，一定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要把科技创新落实到企业。同时，要加强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生物产业有很多科技成果，但这些成果仅仅处于专利和论文状态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把科技投入和成果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目前这个环节还是比较薄弱的。　　在政策环境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政策、投融资政策、技术政策。生物产业需要巨大的投入，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长周期的行业。国家在投融资上需要特殊的安排。在这些政策方面要有所突破。　　在管理体制方面，最重要的是建立起部门的协调机制。生物产业的大部分产品都是管制性比较强的，而且产业链条长，涉及的管理部门比较多。如果各个管理部门的
意见和措施不能形成一致，就会造成产业链条的分割断裂，不利于生物产业的健康发展。其实在发达国家也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关键是要理顺管理体制，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法制环境方面，目前还不太完善，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也是政府下一步的着力点。比如说在转基因产品产业化方面，就亟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投资》：您认为国家下一步将出台哪些配套细则或措施？还有哪些方面亟待加强政府引导和支持？　　王昌林：我认为下一步的细则制定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生物产业发展政策，例如日本生物产业发展的行动计划，这个比较细致，比如哪个部门做什么，要投资多少钱；又比如，韩国的生物产业计划，要在未来10年投资140亿美元。而我们目前这个《政策》还比较原则，应该参照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制订一个详细的行动计划，把这个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当然，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难度比较大的工作。　　政府的引导和支持，重点主要是在市场的培育，要实施一些重大的综合性的工程，加强一些平台的建设，如重大关键技术研发、构建产业联盟、培育龙头企业、加大政府采购等等。总之，政府在发展生物产业方面要有大的动作、大的举措。如实施全民健康工程，即国家拿出一批钱来解决全民健康问题，如计划免疫、重大疾病防治，这既能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又能培育一个很大的市场，引导民间资本的投入，从而使这个产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这类似美国的信息高速计划，实际上是一个需求计划。讲市场经济，关键在于培育市场需求。我们以前的政策更多是注重供给方面的政策，但是实际上现在需求政策更为重要。比如，有些企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疫苗，如果通过政府集中采购一批，立马就可以培育一个大企业。其实政策不在多，关键在于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落到实处。　　另外，我认为中国要大力发展生物质工程，充分利用生物质资源，比如秸杆、农林废弃物等。把这些废弃生物质资源转化为有用的生物质能源、生物基材料等，既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又有利于解决资源环境问题，这才是中国应该重点实施的大工程。　　还有一个大工程是育种工程。农业问题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我认为“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依靠新的科技革命，包括粮食安全、带动农民增收等问题，解决的根本途径还是要依靠科技进步，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生物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