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失落的黄金帝国梦

在坐庄炒金的过程中，张勇始终认为其行走在法律边缘，并试图合法化，但却不幸成为牺牲者。　　本刊记者 姚恩育 楼方芳　　“我决定了，我要做庄。你是买家，他是
卖家，正常中间商是不会让双方认识的。但我撮合你们认识，双方都要交给我20万元，我每天都给你们创造可以翻一番的感觉……我一直说我是正确的，法律的空白导致无法认定，但我坚持我自己的方向。”　　这段话来自《浙商》记者两年前采访张勇的一段录音，那一年张勇41岁，从投资邮币卡起家，是浙江世纪黄金制品有限公司(下称世纪黄金)董事长。采访当时他已接受各部门调查近20个月，虽然张勇四方奔走，为其交易方式谋一个合法的“身份证”，一切始终悬而未决。2009年10月29日，他因非法经营和抽逃出资罪名获刑9年，这起案件由公安部督办，涉案金额超过583亿元，被称为国内“地下炒金第一案”。　　金融危机以来，黄金市场风起云涌，国际金价连创新高，张勇一案因此备受瞩目。在民间电子平台构筑的各种炒金路上，种种坐庄行为已经在法律的边缘游走多年。2007年以前，证监、银行和工商系统迟迟不做判断——对于信奉“市场之内人人平等”的张勇们，没有人给过他们一个标准答案，张勇不幸成为那个没有标准答案却写下自己答案的人。　　炒金平台　　2005年底正是中国股市不景气的时候，许多中小投资者捂着钱想投资却又战战兢兢。此时，世纪黄金公司在浙江大部分的媒体都投放大量广告，靠轰炸式手法和令人心动的说辞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风险不高，有强大的保值、避险功能，起点低”等投资亮点，令无数投资者趋之若鹜。世纪黄金公司的创始人张勇更是现身说法，用“4个月盈余12倍”的亲身经验力求打消投资者疑虑。　　世纪黄金公司所遵循的规则基本沿袭期货经纪公司的手法，不过它在交易中同时充当买方和卖方。进局的投资人与世纪黄金公司对赌，并支付给公司“网络使用费”和仓储费。游戏实施当日无负债结算制度，当投资人在炒金过程中亏损额达到所缴保证金的80%时，如果客户不补进保证金，就会被强行平仓。　　除了发起媒体攻势之外，张勇命人开发了名为“金银制品销售与回购系统”的交易平台，从2005年7月起开始启用，全国各地的投资者都可通过此交易平台买卖。据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区经侦大队办案人员顾联华介绍，当时平台用户分布于各经济发达地区，江浙沪、北京、广东等地区均有人入局。交易平台上还设置了试用系统，有意向的投资人可以通过注册试用账号的方式，操作虚拟的黄金买卖。　　一系列经营手段之下，世纪黄金公司扩张迅速。到2008年，公司已在全国设立了32个分点，客户发展到上万人，其中温州、台州等民营资本丰富的地区是张勇的“主要战场”。　　截至案发，世纪黄金公司招揽了5000余名投资人，其中1217人最终在线，在线客户产生交易金额放大后金额总数达583亿元。这些投资人最大的怀疑是，庄家张勇直接操纵软件显示金价，并设立账户与散户对赌。就像他以前一手掌控的电话磁卡案例一样，把散户“养肥了杀”，“一杀走人”。　　现年60岁的戚建华于2006年初开始在世纪黄金公司进行投资，短短半年之内亏掉37万元，最终卖掉了自己位于杭州上佳地段的房子。在他向《浙商》记者展示的一张信访资料上写道：我们认为张勇是诈骗。　　在戚看来，张勇并不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甚至有些木讷，很难与精明两字联系在一起。“并不精明”的张勇其所有财富就堆积在这些受害人的身上。　　炒邮起步　　3年前，在旁人看来已经站在财富顶端的张勇对自己的人生评价是“充满困境”。　　张勇案发前对《浙商》记者的独家自我陈述显示，他挫折的记忆来自于童年。　　在邻居们眼里，老实人张勇唯一的爱好只有集邮。在快20岁的时候，他已经从收藏爱好者逐步转变成为邮票经营者，实现“以邮养邮”。　　24岁左右，张勇通过几年的倒卖邮票赚到了20万元。很快，信奉“笨鸟先飞”的他得到了人生中第一个暴富机会。1992年，人民银行决定发股票认购证。　　和邮票打了十几年交道的张勇凭着投机邮票的敏感，一口气买了100张认购证，这种做法连他父母都难认同：如果买有奖有息贴花，至少还能兑奖，而认购证一年内分四次摇号，“摇不到就等于捐出去了。”　　这是一次稀里糊涂的投机行动，包括张勇本人在内，大家一直到后来才明白，一共要摇号四次，中了不是直接拿奖金，而是掏钱买股票。　　不过3个月，张勇莫名其妙拥有了70万元，被人称为百万富翁，在投机圈里一炮走红。就在这一事件中，张勇第一次表现了他慷慨的投机性格。在推销股票认购证过程中他一度被人质疑，张勇便以每张1000元的价格从并不富裕的亲朋好友手里回购认购证。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评价张勇“很义气”。　　但是，张勇也有失误的时候。在1994年，上证指数从1500点跌至800点时，张勇重新杀入，但暴跌一直持续到了330点。后来上证指数回到2000点左右时，张勇迅速把股票卖出。　　磁卡大战　　从股市胜利大逃亡后，张勇偶然得到了几张欧洲电话磁卡。杭州一所外国语学校的校长告诉他说，国外有人收藏这个。百无聊赖的张勇脱口而出：可以收藏就可以炒啊。　　这一次，张勇应用了昔日炒邮票的做法——在投机圈内宣传磁卡的收藏价值，加上打折出售。他在杭州小试牛刀之后，引来了更大的主顾——实际上，当时全国都面临电话磁卡滞销的问题。邮电部一个领导看到了杭州模式，便把张勇叫去，问要把成都的库存卖掉，你有什么办法，有什么要求？　　张勇回答：“给我20万元。”　　他砸下20万元，在成都举行了一个电话磁卡展览。当时的盛况可谓空前：无论谁到成都，机票全免，吃住报销，面值50元的磁卡以对折价批发。　　张勇似乎没有赚钱的打算，他只是一个接一个城市“搬光”电话磁卡库存。直到机会再次出现，他看上了猪年生肖电话磁卡(猪年卡)。　　张勇对朋友们说：“猪年卡不错，未来价格要翻一番，要是赔了钱就算我的。”　　这是一场单边上涨的赌局，面值50元的猪年卡价格从30元逐步上涨，一直到75元，表面热闹，接盘人一直没有出现。就在他陷入困境之时，上海某卡商打来电话，说要两千张，并把猪年卡推高至500元/张。　　此轮煞费苦心的猪年卡事件中，张勇本身依然没有赚钱。1997年元旦这天，张勇的全部存款只有20万元。他对妻子说：“今年我要把20万元变成40万元。”张妻淡淡地回了一句：“这怎么可能？”　　几何倍数的增长终于发生了。　　上海卢湾区工人体育馆(简称“卢工”)当时是全国的磁卡交易中心，每天张勇和他的马仔们坐清晨4点的火车过去，回杭州时已经半夜。即便如此，馆内篮球场通常都被上海本地卡贩占据，留给外地人的往往只有外面的露天足球场。条件最艰苦时，他们只能用旧报纸往地上一摊，交10元钱就开始做生意。　　1997年2月的一天，卡市出现诡谲般暴跌。此时，张勇暗中部署马仔提前收购，并在下午收市前反弹中大举获利。随后，张勇带着1000万现金和价值600万元的磁卡，装了8个航空箱，带着7个手下离开了上海。因为赶着走，一行人选了趟慢车回杭州，路上光顾着打牌，险些把箱子落在车厢。　　复出江湖　　以千万富翁身份回到杭州后，张勇并没有享受之感，却发现钱多了没有用。他喜欢的早餐仍是泡饭。　　就在那时，张勇做了一个思路清晰的决定：“我要做庄。”　　他决心自己不再参与投资，因为亲手操纵过的题材太多了：一张科技题材的磁卡，从30元钱涨到1800元；有张面值十元钱的黄青铜，最高涨到80万元，来买的都是境外人。短短一个月后，黄青铜暴跌，打对折，再打对折的对折，疯炒的结果连操纵者本人都难以控制。　　那么做什么呢？那段时间，张勇炒股被套牢，炒房产未增值。有人跟他借钱，借了二三十万元不还，他也不在意。　　然而，他总感觉到有些迷茫。从不迷信的张勇去了浙江金华，在当地黄大仙庙求签问事业。解签人讲了很多，但他只记得一句：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张勇决定回到上海卢工。　　重新回到上海的张勇在卢工买了个包厢，同时在杭州吃下了半层邮币卡市场的摊位，远离邮票和电话磁卡，开始做彩色金币。这一年的夏天，他买了三盒虎年彩色金币小试，到冬天价格已经翻倍。　　他计划成立公司专门经营黄金纪念币，很快就碰了钉子。北京相关部门答复他说，连国营都不能，个体户更没指望。好心人指点他，可以去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问问。但是，没有社会关系，一切为零。其实张勇考上杭州大学新闻系，大二时参军，主要负责计算机信息情报，不过这些知识分子象征似乎无法抹去暴发户的事实。那段时间他常自嘲说，“暴发户就有这个问题，没有社会地位。”　　他成了某地人民银行的常客，最后连站岗的武警都认识张勇。一天张勇在门口遇到了一个官员，并用设想打动了他：张勇要办一家公司，做一个网站，通过网站实现金银币的销售。　　当时还是2000年，该领导一听觉得张勇的思路很新，便当着他的面打电话给科室说，你把保险箱里的批文拿过来。　　得到相关批文，张勇顺利完成了“杭州纪念币有限公司”的注册，纪念币买卖网站也正式开始运作。　　张勇认为，自己有多年的市场经验，金银纪念币的发行量少，总盘子不超过几千美元，是个容易操纵价格的品种，他志在从千万富翁变成家产过亿。但是，由于市场不景气，接盘人迟迟没有出现，张勇的规模铺到多达20多个金银币品种，庄家无路可逃的情况再次发生。　　艰难之时，张勇想到直接炒金。随后，他向上海联泰黄金制品有限公司等公司“取经”。回到杭州后，张勇将取得的相关资料改头换面，世纪黄金公司由此而生。　　然而，这一次并不是张勇下一段辉煌的开端，而是走向人生深渊的起点。2006年11月，前文所述的戚建华与其他30多名投资者相约报案，最终把张勇拉到了人生的底谷。案发前，北京的一名叫王海群的律师投资后先后亏掉200万元。随后，他发了一份书面律师函，称世纪黄金公司涉嫌变相黄金期货经营，威胁要向国家有关部门举报。张无奈汇给对方400万元的摆平费。　　案发前，张勇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炒金的危险性，他想为此正名，先后向银监、证监、人民银行和工商局等相关部门报送材料，要求对他的网上黄金交易做出界定，但是相关部门迟迟不给答复。两年前，张勇即向《浙商》记者说，“我有坐牢的风险。”他甚至一直给中央各个部委写信，却也杳无音讯。　　2009年8月11日，世纪黄金一案开庭审理，穿着囚服的张勇显得异常憔悴，他当庭辩申，说明奔走各个部门的情境，并称因为一直没有得到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所以只能一边经营一边观察政策走向。“有精明的生意头脑和冒险精神”。杭州市上城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田涛在法庭上这样形容“国内地下炒金第一案”主犯——张勇，但他同时认为，作为商人，张勇为了打造他的“黄金帝国”不择手段。　　这样的辩解并未奏效，两个多月后的10月29日，张勇的命运一锤定音，坐牢之言一语成谶。一审判决后，其辩护律师樊德珠告知记者，他不打算上诉。　　张勇案虽已结束，但在浙江、上海、福建等地有许多以“黄金投资”、“黄金制品”、“黄金交易平台”为名头非法操作黄金期货的公司依旧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