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胡舒立终于出走

11月9日，另一只靴子终于落下。　　这一天的上午，《财经》主编胡舒立正式向自己的老板、联办总干事王波明提交了辞呈，联办随后批准了她的辞职。继总经理吴传晖9月底携经营骨干辞职后，这家中国最富盛名的杂志的采编团队也被证实即将出走。在媒体上沸沸扬扬了一个多月的“财经变局”看起来正在划上句号。　　本刊获知，除了美编组，《财经》的绝大多数编辑和记者都将追随胡舒立提交辞呈，而联办方面要求在11月11日中午12点前将辞职信发到相关邮箱。　　有媒体引述知情人士说，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中，《财经》团队和联办双方其实没有太多的谈判，都在为分手各自做准备。而整个过程中，胡舒立都对外界保持了沉默，包括10月29日网上一度爆出“内幕”，称《财经》团队“逼宫”，她亦选择按兵不动。　　有知情者告诉本刊一个细节，在11月9日的最后一次谈判中，联办人士指责《财经》团队蓄谋已久，并且宣布不再谈判，胡舒立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了辞职信。　　好搭档　　王波明和胡舒立站到了互不妥协的两边，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们被认为是合作良好的拍档。　　王波明是外交官王炳南之子，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经在1980年代末最早将证券市场引入中国，而胡舒立则在体制内媒体《工人日报》工作10年后，来到了1990年代颇具影响力的《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1月2日，在该报改日报的第一期版面上，胡舒立的评论《改革没有浪漫曲》，让她开始在财经新闻界有了自己的影响力。1998年，王波明找到胡舒立创办新刊，胡舒立要求联办提供充足的预算，并且在采编和经营之间筑起一道墙，资方不得干预采编。王波明同意了。　　2000年，《财经》10月号刊出《基金黑幕》，引发资本市场震荡，国内十大基金公司联合发表声明，指责《财经》耸人听闻、报道不实，胡舒立随即以《批评权、知情权，还有“新基金”使命》一文回应：媒体的批评权与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公开性的保证，其重要地位必然地优于市场上某一利益集团自赋或他赋的“历史使命”。　　前《华尔街日报》驻华记者麦健陆在那本著名的《10亿消费者》中记录了作为《财经》老板的王波明面临的挑战：“王波明开始接到越来越多怒气冲冲的电话……这样的电话令王波明痛苦。他会有礼貌地听完对方的话，然后解释说他只是拥有这本杂志，但是不能干涉编辑的决定。”　　理念之争　　《财经》的成功，被认为得益于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和拥有深厚的政府关系，不过，近半年来，它却受到了挑战。　　2009年7月，《财经》接连4篇稿子被联办“枪毙”，所涉从新疆到石首再到通钢改制，均是一时的“敏感题材”，而这种情况在《财经》11年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过，“通钢的报道被压了两个礼拜，是我们编辑部实在忍不了自己发的。”《财经》的一位编辑告诉本刊。　　王波明在2006年接受本刊专访时曾说，“在美国当记者很有无冕之王的感觉。”对于联办突然干涉采编，有人分析与其上级单位全国工商联的换届有关。7月底，联办向《财经》下发了“关于明确《财经》杂志报道方针及规范管理流程的决定”，本刊记者获得了文件，但联办并未在文件上盖章。“决定”要求《财经》“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关于新闻报道的指示，而《财经》每期封面报道的选题、对于非财经领域（政治、社会、非财经领域的涉外报道）的重大新闻报道，在发稿前均需报批。　　“这是要断我们的根啊。”前述《财经》编辑评价。本刊获知，胡舒立当时对编辑部同仁承诺，“给他们（联办）3个月时间，我们看一看。”　　后来，在《无法确定的愿景》一文中，胡舒立再次提起了那句著名的话：“我觉得媒体的批评权、公众的知情权远远大于利益集团自赋的或他赋的历史使命。”而接下来，她写道，“我又希望媒体有更大的空间，不承担那么多的压力，媒体人可以安心而尽职地履行媒体责任。”　　这是被称作“理念之争”的一个版本，而在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更为复杂的对于《财经》未来的设计——这被一些人称作“利益之争”。[page]　　利益之争　　2009年的上半年，胡舒立曾经在一个论坛上侃侃而谈《财经》杂志与“财经网”的“报网互动”，在她看来，财经网是《财经》的未来。而更早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胡舒立与李泽楷合作，就是最终希望将财经网发展成为一个通讯社——更确切的表达是，她希望未来的《财经》成为一家类似路透和彭博的金融信息供应商。　　但媒体的报道说，王波明没有同意这样的想法，显而易见，胡舒立团队因此无法得到他们希望的投资。　　《财经》杂志的体制为人诟病已久，在头几年，胡舒立作为主编甚至连编委会成员都不是，不能出席《财经》杂志决策会议，而现在，《财经》杂志仅今年上半年就为财讯集团带来约5410万港元的收入，但是，“内容创始人无法分享财经媒体事业发展红利”——这是《经济观察报》前执行总编仲伟志的评价，他刚刚辞职去创办新刊，并且坚持让核心编辑团队拥有股权。　　7月份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联办和《财经》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坐到谈判桌上，讨论如何重新划分《财经》的股权结构、让管理层成为股东的问题。不幸的是，谈判破裂，吴传晖随即辞职。　　有人如此概括这硬币的另一面：在创造一个媒体品牌的过程中，资本收益归资方，而品牌影响力则归媒体人，两者在初创期尚能同舟，一旦成功，传媒人的精神投入无法获得合理的回报便会影响两者的合作。　　毕竟，在初创阶段的传媒人（管理层），并非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还是事实上的创业者。如果资方不给予管理层合理的股权激励，那么，失衡的传媒人则会另立门户。　　胡舒立决定不向资本妥协，最终出走，她会在传说中的《财新》杂志重现《财经》的辉煌吗？或者，她会出现在李嘉诚基金会大力支持的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培育新人？　　曾经有媒体报道，“私底下，胡舒立曾悄悄对朋友说，‘我最乐意的事就是写稿子。等终于有一天可以把《财经》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们，我就做《财经》的首席记者，真正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无论如何，她的这个愿望又要往后推一推了。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