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不知道的均川镇

■ 见习记者 | 库峥 发自随　　1994年11月的一天黄昏，随州市均川镇，一群衣履不整的农民在他们小队长的带领下，登上一辆“豫”字头大巴车。为了能够顺利搭上这趟车，他们都事先向小队长交付了20~30元不等的“入伙费”，尽管如此，他们的小队长还是没有一副好脸色。　　本来这一次的上车名单上没有小刘的名字，小刘偷偷从家里跑出来，在他再三跟小队长的乞求下，小队长终于答应他上车。这个坐在车上沾沾自喜的毛头小伙儿并不会想到，邻村每次都在车上的老王当时正因为黄疸肝炎发作而在家愁眉苦脸、不断唉声叹气。　　人都到齐了，汽车发动的声音的响了起来，天色开始阴暗。漆黑夜张开大口，将一切都装进深不见底的口袋……　　灾难的种子　　大巴车行驶了几天后，在一个小刘不知道地名（后来他才知道是河南）的小山村停了下来。所有的人在小队长（一般称作‘血头’）的带领下来到村子边上的山洞，几个穿着脏兮兮白大褂貌似医务人员的人接待了他们，小刘一行男女几十个人被安置在同一间很小的房间里。房间里没有床，地上脏乱地堆放着原来人留下的铺盖，行李以及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小刘的行李还没有摆放齐整，血头就过来叫他们去抽血。　　没有任何检查，抽血程序就开始忙碌地运行起来。小刘看到，每个人的血被一枚比火柴棒还大得多的针头从手臂上抽出来，通过一根橡胶管输送到一台正在转动的机器里。这台机器叫摇浆机，利用物理重心力学原理可以将人的血液里血浆和血清分离开来，待血浆和血清分离，血浆被工作人员装进一个小塑料袋子，然后把对他们并没有多大用途的血清依旧返输到人的身体。那些火柴棒大小的针头有时候是一个人一个，有时候是几个人共同使用一个针头，但摇浆机只有一台，使用后不进行任何清洗消毒，就直接提供给下一个人使用。　　尽管小刘觉得这样做很不卫生也很恶心，但是他还是像所有人一样把血抽出去然后血清被输回自己的血管。有一次，他前面一个年约30多岁但体质十分虚弱的年青人看到那一枚比火柴棒还大的针头时就已经晕倒在地，周围的几个工作人员见状迅速将其送到山下的医院里抢救，并告诫他们不准将此事说出去。　　抽完血，小刘回到自己的房间，将床铺铺好，山里的午餐也送了过来。来的时候血头跟他们说的鱼肉都没有了，只有几个平平常常的小炒素菜，而当地的工作人员都不准他们吃任何带荤的食物，因为这样可能会影响到血液的质量。吃完午饭，小刘他们稍作休息后又被告知要继续抽血。抽血程序跟第一次抽的时候并没有多大区别。　　晚上睡觉的时候，当地的一些女人来到他们房间问他们需不需要性服务，很便宜，才5块钱。开始没有人搭理，但是那些女人并没有离开。到后来，和小刘一起来的女人们有部分也开始加入到那些本地女人们的行列，她们盘算着卖血取得多少收入的时候能有多少“额外”收入，同样也没采取任何安全措施。　　第二天一早，抽血又开始了，抽完血，就吃饭，稍作休息，然后又接着抽。这样的抽血的日子过了将近半个月，这半个月来，每天每个人都要抽2到4次血，每次抽取200毫升，每次抽血程序跟开始来的那天一样。走的时候，每个人按抽血的数量领取以每袋血20至40元不等的费用，平均下来，一个人也就三四百元钱。　　据知情人介绍，均川镇卖血的历史非常“悠久”。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这里的人就已经开始卖血，当时国家无偿献血机制还不完善，血液非常紧缺因而有偿卖血成为获得血源的主要渠道。“当时卖血的人数很多，每天下午5、6点的时候装车，一台大巴车上多的时候要装个一百二三十人，（卖血）地点主要在我们当地以及武汉东西湖。”据这名知情人讲，此时的卖血程序都是非常正规的，当地还专门成立了血液管理办公室等部门，对于自愿卖血者都发给一张卖血卡，根据卖血者的身体条件，造血功能等规定卖血者一年卖多少血，而且卖血也是卖全血（血浆和血清没有分离）；在对血液的检查方面也非常严格，凡是有甲肝、乙肝、丙肝等传染性疾病的一律不准卖血。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末。　　但到了1990年代，开始有民间机构组织当地人员到外地（主要是河南、湖南等地）卖血。“这些民间机构打乱了所有正规卖血程序，他们不检查卖血者是否有传染病，卖血者血型和身体条件也不管，只要愿意卖，他们就愿意收。最致命的地方在于他们对卖血器具的卫生、消毒等方面工作做得非常不到位，使用摇浆机，只抽取卖血者的血浆，血清等对他们无用的产品依旧注射回卖血者体内，而摇浆机是所有卖血者在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共同使用的。”发展到后来，那些民间机构认为将卖血者拖运到外地成本更高，索性带着摇浆机到各村各户收血。由于这些血液收集者的行为过于猖獗，当地政府不得不对他们进行打击。一直到1997年，血头在当地上门收血的情况才销声匿迹。“我们怕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感染上各种如乙肝什么的传染性疾病，但还没有想到艾滋病。”这位知情人说。　　“当时还没有免农业税，我还有三个孩子要上学，还想盖房子，平时手里也没多少钱，看到同村的人都去卖血挣钱，给家里添置家电啊机械啊什么的，我肯定也要去挣，别人有的我同样要有。我房间地上的那台黑白电视机就是当时我用卖血的钱买的。”曾经卖过血的老黄说。记者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台已经被灰尘铺满的14吋黑白电视机弃置在放着一台29吋海信纯平彩电的电视桌下面。老黄当时卖过8次血，但是后来的几次（也就是被查出感染上艾滋病的那几批），他都没有去，不是他不想去，只是因为他自己的身体实在太差了去不成。　　“发人瘟了”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均川镇富家鹏村以及周边有卖血历史的村子相继有人患上各种各样的怪病而去世。开始大家并没有过多在意，觉得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到后来村子里大量有卖血经历的青壮年以及不少其他村民的去世，这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2001年4月，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走进随州市中医院就诊。这个年轻人原来很强壮，但是自从卖血过后体质就不断下降，最后一个六七十公斤的小伙子瘦成三十公斤，除了体质不断下降，他还长期地伴随着不明原因的高烧，一双脚的脚趾头以及生殖器都已烂掉。当时医院的医生并没有怀疑其所患的是艾滋病，以为是别的什么疑难杂症。恰好该医院传染科的主任在上海听了关于艾滋病的课，该主任接触到这个病人后就开始怀疑其是不是艾滋病，尽管这样在别人看来像天方夜谭一样。由于该医院条件有限，于是请到湖北省的有关专家来到随州，将该病人送至湖北省疾控中心进行艾滋病检查。检查结果应证了随州市中医院传染科主任的猜想：艾滋病！这也是随州市所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们都很震惊，感觉到好像我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因为作为我们医生来说，我们以前学习的一些东西根本就没有艾滋病这一说，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发病症状以及诊疗措施我们都不知道，只是知道这个病很厉害，只有西方人才会得的一个病，中国内地不会有这样的病，而突然我们身边就出现了这样的病例，我们都觉得十分恐慌。”当时也参与了此事现在负责均川镇艾滋病人治疗工作的夏治华医生回忆说。　　随州市均川镇查出艾滋病，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地飞向均川镇的各个村子以及周边村镇，恐怖的阴云，开始笼罩住随州市每一块土地。“整个均川镇都处在一片恐慌中，民间的谣言四起，人们不知道艾滋病这个概念，就到处传‘哎呀，均川发人瘟啦’什么的，所以当时镇子上一片混乱，就是领导也好，走亲戚也好，都不愿意到我们均川来。病人去世以后，需要给他更衣，给他下葬，没人在他家吃饭，给他帮忙，死者的兄弟姐妹没办法就在街上买方便面，矿泉水什么求人家（帮忙）。整个灵堂冷冷清清，就只有一个死者，没有人愿意像平常一样坐啊什么的。到更衣，下葬的时候，根本就找不着人，人家老父亲就跟别人跪下来求情说好话，别人没办法就只好穿着防护衣，带着口罩草草地弄一下了事。”夏治华还介绍说：“当时由于艾滋病啊，谣言啊对我们均川的打击最严重的还是经济这一块。发现艾滋病的时候正是我们当地的豌豆、樱桃等农产品都没有人要，这些东西本来都是外运到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方，但是那些商贩都不敢进到均川来，这些东西就只好烂掉了；就是我们这生产的土鸡蛋，别人怕传染都没有人敢要，就更别说我们当地相当于支柱产业的养猪了。”　　令人深思的数字　　“我去过全国很多艾滋病的高发地区，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除了河南文楼村像均川这样的情况。”有对随州均川镇艾滋病情况进行过研究的人士讲。　　据公开资料显示：均川镇自2001年4月确诊艾滋病患者以来，截止到2008年底止，经湖北省艾滋病检测中心确诊艾滋病感染者达400余例。“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后，我们就对我们均川一个村子进行了抽血检样，当时我们抽查了20多人，就发现有十多个人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尽管我们抽查的人数不是很多，但是患艾滋病者在其中的基数之高，确实令我们非常震惊！”夏治华说。“在现在已确诊的艾滋病感染者这中，卖血是主要感染途径，其次为性传播，母婴传播，地区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聚集性。现在大部分病人处在艾滋病发病期，性传播将是今后的主要传播途径；本地艾滋病发展趋势则表现为二代（夫妻传播）呈增长趋势、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转移趋势、局部地区向四周扩散的趋势以及病人死亡呈上升趋势。”　　地处丘陵的均川镇，人口不足7万，但是其将近1%的艾滋病高感染率，却不得不令人深省，也不得不让人警醒。　　记者手记　　苦难中的坚强　　■ 见习记者 | 库峥　　来到随州市均川镇那些被外界称之为“艾滋病村”的艾滋病高发村，记者被眼前的所见所闻深深震撼。　　从随州市区到均川镇再下到底下各个村子，尽管记者只在市区看到为数不多的几块有关艾滋病的宣传牌，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对艾滋病的认知，记者随机询问路人关于艾滋病的一些常识，几乎每个人都能对答如流。这要归功于当年该地发现艾滋病后对防艾知识的全面普及宣传，但是艾滋病的防控宣传不是间歇性的，特别是对于像艾滋病这样具有高传染、高危险性的疾病，宣传工作应当是一个长期的艾滋病防治重点项目。　　在富家鹏村及周边村子，记者并没有看到之前想象中关于艾滋病患者各种恐惧以及恐怖的情况，相反，这里的生活更显得温馨而和谐。不管是艾滋病患者之间也好，还是艾滋病患者与非艾滋病毒感染者也好，他们能够一起坐下来打牌、吃饭、聊天，如果谁家有什么需要，大家都会相互间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他们面前，情谊才是最重要的。　　在富鹏村见到乐乐的时候，他正在和妈妈一起看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他今年12岁，正在上初中，他的父亲因为艾滋病多年前已经去世了，在他出生前妈妈也被感染上，所以他也是一个小小的艾滋病患者，乐乐的发育非常迟缓，12岁的他看起来就像七、八岁的小孩子。后来，妈妈和另外的一个艾滋病患者重新组合了一个家庭，全家人除了姐姐出生早没被感染上以外，都是艾滋病患者。当记者问及他长大后想干什么时，他说他想做医生，专门治艾滋病人。这样的话从一个小孩子的口中说出来，总令人感受到一种震撼的沉重。记者想到了曾经著名的抗艾小英雄科西嘉，他有世界上一流的医生吃世界上一流的药品，但是最后还是在11岁的时候去世了。乐乐并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但是他已经到了12岁了，他还在快乐地生活着。如果说因为母婴感染的艾滋病儿童生命很难超过10岁而在11岁去世的科西嘉被称作为抗艾小英雄的话，我们12岁的乐乐就应该是一个大英雄了。在均川，这样的大英雄还有52个，他们是孤儿，除了21个孩子有公司承担抚养义务外，其余的31个孩子却只能靠政府每个月200元的补贴来生活，或许一个孩子一个月200元就已经够他们花，但是他们的特殊身份却并不是仅仅靠金钱就可以去衡量的，他们还需要您的关心与爱护。　　在均川，人们现在再也不用为挣钱而去卖血了。现在农业税也不用交，孩子上学也不收钱，生病了还有农村合作医疗。当然，他们在知道自己因为卖血身患绝症后，他们觉得自己是无辜的，也曾灰心过，绝望过，但是他们到底能坚强地活下来，而且活得比以前卖血的时候更加精彩，尽管他们身上的病毒可能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而夺去他们的生命；他们有的或许丧失了劳动能力，有的或许干不了重活，有的或许已经躺在床上，但只要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地方，他们都能努力地做，去证明他们不是吃闲饭的，不是对社会没有贡献的，不是白拿那些好心人的爱心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而他们更懂得活着的意义：珍惜生命，创造每一个生命的价值！　　愿那些艰苦自救，正在同病魔斗争的人们早日康复，开心快乐！　　（文中所有艾滋病人皆为化名。本专题相关报道特别感谢随县人民政府、均川镇人民政府、均川镇卫生院以及世界宣明会随州项目处的大力协助，同时也特别感谢四川朋友黄强，为了来随州探望那些孩子们，他连工作都辞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