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民工是一个历史符号，听起来似乎很沉重，但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正是这样一双双带有泥土气息的粗糙之手，将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在此之前，没有人能想像到西方国家的产业会在中国的产业面前如此不堪一击。
早在2008年，法新社在一篇稿子中称，农民工是中国改革的无名英雄。他们承担了城市里最脏、最乱、最危险、最辛苦的工作，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在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而改变这一命运的主力军就是中国三亿农民工。
“民工潮”这一颇具时代代表性的词语首次出现在1989年，然而早在这个词出现10年之前的1979年，河南固始农民工已开始走南闯北。
周德宝，在中国三亿农民工中没有几个人认识他，在固始县50万农民工的大军中，也没有多少人跟他熟悉；在研究农民工课题的专家中，也没有他的名字。然而，这位年近半百的地方专家，在过去的25年间，一直从事着对农民工的培训、服务、维权、研究。在当地民工看来，他就是“一号农民工”；在当地官员眼中，他就是专家；而在用工企业看来，他就是企业的“人事顾问”。
如果把农民工当作中国改革的无名英雄，那么周德宝就是50万无名英雄背后的英雄，当之无愧。
默默无闻25年
1964年，周德宝出生在河南固始一个偏远的山村。幼时贫困的鞭打让周德宝有着吃苦耐劳的性格，在考大学之前，周德宝连县城都没进过。“泥巴屋子泥巴墙，泥巴凳子泥巴床，离了泥巴没家当”，在周德宝的记忆中，家乡永远与泥巴相连。
周德宝说，祖师庙乡杨楼村一蔡姓农民因没有床和被子，冬天里在屋地上铺清灰当作床，上面盖稻草当作被子来御寒。
贫困面前，固始的农民悟出了“一亩地刨不出小康生活”的道理，于是便纷纷外出淘金。但也有一部分家庭富余劳动者和升大学无望而返乡毕业生，他们外出闯天下，更多的是自主选择，因为他们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他们不愿再过他们祖辈父辈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要到城市去寻找自发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时期的劳务输出，基本上是自发的帮带形式。而外出务工地也相对集中，即北上北京，南下广州、上海、深圳、无锡、盛泽等地，从事的行业主要包括建筑建材、采煤、搬运、油漆木工、工厂做工、餐饮、废品收购、家庭保姆等，以体力劳务为主。到1986年，固始外出务工近九万，因此，当时，又有“十万大军下江南”之说。
周德宝也就是那时，调入县劳动部门，开始从事劳务输出、职业培训、外出务工的研究及当地经济发展的研究。从1988年到今天，将近25年。25年来，他先后培训过数十万农民工，向北京、上海、深圳等输送过数百万人次。
为了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周德宝的带领下，固始县在外建立48个驻外劳务工作站，36个法律援助中心。受理拖欠工资案件数千起，处理工伤事故近五百起，索赔金额两千余万元。
每次事故处理都是一个曲折的故事，每一件讨薪过程都充满艰辛。周德宝说，他的经历可以写成小说，拍成电影，其精彩程度不亚于斗智斗勇的故事片。
经历可著小说拍成电影
1988年，固始开始有组织地向外输出农民工，作为第一批有组织进京的农民工负责人，周德宝前后多次跟用工单位和官方协调。“那时候进京打工不像现在这么容易，进京审查也非常严格，首先得了解哪些地方用工，跟用工单位协商好之后，再去申请进京指标。”周德宝说，“前后协调下来，把人都安排好需要一个月时间。”而这一个月间，周德宝不是住在亲戚家的楼道内，就是跟工人一起睡在工棚内。
那年冬天，一同跟周德宝睡在楼道的同事被冻醒，发现周德宝蹲在小煤炉旁煽火炉，尽管此事后来被当做笑料被传开，但每当提起此事，那位同事总是一阵心酸“老周太实在了，我们当时是劳动局派去的，完全可以住旅馆，但回到固始之后，除了车票外，他一分钱都没报销。”
在与用工单位及办理进京证件过程中，周德宝常被当成农民工的头，受尽白眼，什么难听的话都听过。就这样，在周德宝的努力下，固始县农民开始由过去自发外出务工转向有组织的输出。一些人多年在北京务工，他们把北京当作自己的第二个故乡。
周德宝说：“88至89年，两年，我们向北京先后输出近两百人。主要从事建筑行业，有电工、木工、焊工、有、保安，有的进食堂。”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参次不齐，几乎天天出事，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培训、服务与维权。
为了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素质，2004年，固始县成立劳务输出服务局，隶属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周德宝任副局长，并主持工作，这一干就是8年。固始县农民工的培训、输出、服务、维权等工作，都由周德宝负责。
2007年，在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一家庭作坊打工的固始工人不小心损坏了厂里的东西，按照规定，应罚款200元作为赔偿。这一惩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整个作坊十几个人都沾亲带故，于是他们集体辞职，正赶上厂里另一负责人外出饮酒回厂，于是发生摩擦，混乱中有人受伤。此事被传至网上后，影响很大。固始县政府官员在得知此事后，立即让周德宝带人前去协调。
周德宝连夜前往盛泽，费尽周折才在一出租屋内找到已辞工的工人，了解事情真相。“我当时跟他们说，如果咱不是工人，是老板，一群骨干突然打了起来，而且全都走了，机器全停了，订单咋办。况且老板待咱比亲人都亲，吃、住条件都这么好，工资一天都没托欠过，我们是不是要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一想。”听完周德宝的话，工人也深感后悔，觉得很对不起老板。周德宝接受《中国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个事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在跟当地派出所、厂长、政府官员协调时，都有抵触情绪，我被当了出气筒。”
在安抚好工人的情绪后，周德宝继而来到镇政府，“接待我的人当头就是一顿训斥，此后就走了，我们连续几天找人家协调，人家就是不理。”在派出所，在工厂，在吃了无数次的闭门羹之后，周德宝的诚心终于打动了盛泽镇政府的一位副镇长，当这位镇长平心静气听完周德宝的话之后，终于松了口气。周德宝说：“我先跟人家道歉，说明缘由。当时他们怕我们是来闹事的，替工人鸣不平的，没想到我们是来沟通，协调的。”
在工厂，当老板听完周德宝的话，虽还在生气，但明显已经原谅了工人：“他们出来打工也不容易，所以对他们比对我的家人还好，吃、住、用首先想的就是他们。出现这种事，谁也不愿看到，但话又说回来了，既然你们都来了，话也说开了，他们也是骨干呀，他们走了，对我来说也是损失，如果他们想回来，就回来吧，过去的事就算过去了。”
“你是不知道，求人家多难。”周德宝说。只有到事情圆满解决，周德宝才发现，因为着急上火，口舌生疮都不知道痛。周德宝才发现，一连八天，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在回家的公交车上，竟然睡着了。
在他办公室，数百张照片，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他没有时间用文字书写，但他能详细地说出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周德宝说：“如果把这些经历全部写出来，将是一部曲折动人的小说。”
研究可写当地劳务输出史
如今，外出务工在当地形成风气，过了正月十八，年轻人如果还在家，熟人碰年就会问：“咋还没走，咋还在家？”
周德宝说：“当时在家没吃没喝，与其在家被饿死，还不如外出寻活路。”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固始人便开始外出务工。在周德宝看来，固始劳务输出大县的形成并非偶然。1983年，当地对30多个乡（镇）100多个村的经济状况进行全面调查，数据显示全县近一半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百元，反映固始的贫困状况极为严重。
周德宝说，造成当地贫困根源有四，一是固始地处河南东南部边缘，交通闭塞，经济发展缓慢，因“边”致贫；二是水利基础设施差，水旱灾害频繁，因“灾”致贫，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83年，全县几乎十年九灾。沿淮乡镇连年受淹，南部山区严重缺水，受水旱灾难困扰的乡镇多达22个；三是能源匮乏，工业规模小，财政收入低，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因“弱”致贫；四是人均耕地0.8亩，人多地少，农民人均纯收入低，因“人”致贫。
从1988年开始，周德宝开始深入研究固始人外出务工情况，他将固始人外出务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在最初的几年内是小批量、分散行动。1982年春节之后，汽车站突然间被手提蛇皮口袋的打工仔拥挤得水泄不通。就连附近的街道上也站满了等车的人，屡屡造成交通堵塞。全国各地在1990年前后出现了民工潮，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固始就已经出现了。
从九十年代初到2003年前后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固始县外出务工人员稳定在50万，占全县总人口近三分之一，所从事的行业也不仅限于建筑，已经扩展到各行各业，而且相对稳定。
从2003年开始，外出务工人员开始回乡创业，据统计，到2005年4月，投资总额达到30多亿元。
如今，固始县每年实现劳务收入35亿元，占全县GDP近三分之一，是全县财政收入的10倍多。劳务经济已成为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擎天柱。从“劳务输出”到“劳务产业”再到“劳务经济”，这一嬗变过程，与周德宝的努力有很大关系。
在二十多年的劳务输出工作中，周德宝服务农民工，研究劳务经济，总结出一整套培训、运送、管理、维权经验。有人称，如果固始要写劳务输出史，周德宝最有资格。
仍有三个愿望
2008年奥运会前夕，按照有关要求，在北京务工的一千多固始农民工的居住地，应被拆掉，然而由于协商不畅，遭到一千多固始人的反对，数千人对峙，情况很危机。周德宝得到消息后，连夜赶到北京，与当地政府协调。周德宝说：“那年八月十五，我就是在火车上过的”。在周德宝的努力下，双方心平气和坐下来谈判，让事情最后得到圆满解决。为此，当地政府还送给周德宝一面锦旗作为感谢和鼓励。周德宝说起此事，显得很轻松，但现在作为故事经历来看，周德宝为农民工事业付出了巨大努力，十分不易。
二十多年来，周德宝化解过许许多多的矛盾，也为数万农民工讨过工资，维护过权益，但并不是每一次都令人满意。
为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固始县扩大对外招商。2007年，江苏一企业到固始一个乡镇，准备投资兴建服装厂，在交完两万元的订金之后，招五十多个熟练工人，到江苏集训三个月。
“当时招的全部都是熟练工人，在北京、广东每个月都能拿两三千，但都是想在家门口打工，可以不跑那么远了。”周德宝说，“当时把人招齐，我亲自把工人送到江苏。”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周德宝说：“工作环境太差了，在偏远的山村不说，天太冷了，被子也太薄，吃饭也很不习惯，一天三顿都是大饼，只有咸菜和煮白菜。年轻的小姑娘们手都冻肿了。 干了两个月有的工人不适应，有人就想走，但对方一分钱工钱都不给，每天都把大门锁上，给圈了起来。”
“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的车，才找到工厂，当时镇上连旅馆都没有，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大通铺。”周德宝说，“临近春节，台风刮过来冷得没法出门，时不时还下点小雪。”提起那次维权经历，周德宝现在提起来还摇头，同去的一位女同士冻得病倒了，一连七八天，周德宝跑工厂、镇政府、公安局，找到当地劳动部门，没想到劳动部门也不管。马上就要过年了，最后没办法，跟工厂协商，工资不要了，只要给路费让工人回家过年。即便如此，人家也不把全部路费给，只给了四十多个人的路费。无奈之下，周德宝几个人凑了点钱把人全部带了回来。
周德宝说，那次维权是最失败的一次。
在固始，一些针织厂招工难，而一些陪读妈妈天天打麻将，给学生生的环境很不利，学生也烦。周德宝就让工厂把设备拉到学校附近。陪读妈妈下班后给孩做饭，做完饭还可继续工作，陪读挣钱两不误。
近年来，为了提高外出务工人员的素质和技能，周德宝千方百计与各高校、企业、厂商联合，推行学生双职化教育，同时把学员送到厂家学习、培训，让老师附带，以师带训，大量蓝领就从此出来。
二十多年的经历，让周德宝总结出一整套招工、用工、培训、维权经验，只要提到用人，周德宝总能想出办法。在周德宝看来，农民工和用工企业就是他的全部，有同事调侃他：“跟农民工在一块的时间，比老婆都长。二十多年来，他往深圳跑的次数不下两百趟。”
2004年以来，在服务当地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同时，周德宝配合新闻媒体宣传劳务经济200次左右，接待省内外参观学习近2000人次，协助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调研、调查劳务经济，回归经济三十余次，撰写劳务输出工作文章十余篇。
2011年春节前，农历腊月二十六、二十八，周德宝组织了两次招聘会，正月初八，十八又招开了两次。周德宝说：“人家忙的时候，我们闲，人家闲的时候，我们忙，大中院校放假，春节前后是我们最忙的时候。”为了这两次招聘会，周德宝带人下乡发入宣传单5万余张，为企业发布用工信息五万余条招开，悬挂条幅五千多个。
周德宝每天想的就是怎样为固始农民工服务，他说他有三个愿望，一、成立劳务输出服务局，下设综合办公室、就业服务科、人力资源科，劳务培训中心、劳务回归创业服务中心、劳务维权中心等机构，明确分工，各乡镇明确一名副科级干部专抓劳务经济工作，确保劳务工作顺利开展。其二，建立高规格劳动力市场。其三，设立信息网站，通过信息网加强与全国各地劳务市场联系，为外出务工农民做好信息服务工作。
如果这三个愿望都得以实现，那么固始劳务经济将会上一个新台阶。周德宝在期待，固始在期待，但愿这一天为期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