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清考已经开始了。清考是给考试不通过，重修也没能通过的毕业生提供的最后一次机会。过了，毕业证不受影响；没过，延期，按开课时间学校将允许学生再参加考试，也鼓励他们随着低年级的学生，留校真正重新修读，只不过，要会出的代价就是上所谓的大五、大六。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体现了对学生的基本要求，并且给了学生充足的机会。不过有一条，考试还是要通过的。坊间有批评高校太过“宽出”的，其实不然，制度有，并且正常学业期间没有好好付出的学生，此时都得最后再冲一下了。也有学生过不了这一关的。事情放在哪个个体身上都不好受，但是放眼整个高等教育领域，适度的淘汰率再正常不过了。
然而，一直存在的思维是，我在这儿呆了四年，毕业证应该就有的。也有些老师、领导在执行这些制度时，也现出了恻隐之心：孩子怪可怜的，放一马过去吧；最后了，没什么意义了，无论如何，过了算了。有些学生想当然地觉得，最后一次机会了，老师们应该如何如何。更有些学生将这种想当然当作是自然就应该这样，清考过不了倒是老师的不是了。还有些学生把宝全押在了老师可以放一马的前提下，不学习的日子照样过，只不过大四了，可能比低年级时在求职、实践等事情上多了些投入。还有些学生在考完之后，预感不妙，动起了脑筋。
因为当着毕业班的班主任，今年我对清考也还多些关注。也是因为当班主任，不得已置身其中。某日下午就收到了一位同学的短信：“高数清考不妙，还有什么办法？”我知道ta的暗示，但告诉ta如果考完了，只能等结果了。ta不甘心，再次问我谁负责这事。我再推这是数学院的事。ta继续追问我是否知道数学院相关老师的联系方式。
我想起了三年前经历的关于清考的一件事（见《将斗争进行到底》和《将斗争进行到底——续》）。不同之处在于，当时的角色是任课教师，现在是班主任，相同之处在于似乎都有能力在其中做些事情，起些作用。实际上，经过这件事情，我已经更加明白了自己的底线在哪里。三年过去了，面对的是我已经密切关注了近四年的学生，底线仍在，但心绪不稳。
想到ta提及的公考。没有毕业证，公考成绩就会作废，机会就将失去，不去帮ta一把，ta的损失很大，不去帮ta一把，我的罪孽深重。工作和毕业证是相关的，但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工作机会的背后，大学毕业证就显得如此之贱。我还是决定为捍卫大学毕业证的尊严而选择在此事上的不作为。而在意公考的ta，我更不敢妄为，我在教育学生过程中，一再地要求有志仕途的同学要有正义，要自律，要对社会风气的好转做出贡献的。
况且，我从中掺和这种事后，对我是会有大的影响的。一方面，意气风发地，以貌似堂吉柯德的方式挑战着高校中存在的各种制约，以一线教师的身份与学生一起与不良学风作斗争；而另一方面，却在暗中参与这种事情。我如何向自己交待？据说好多人都没有自我了，但老贺这个小人物将自己看得很重。
于是，我婉拒了ta的请求。事实上，由于自己从来不参与这种事情，耳根非常清静，如何参与也是一窍不通的。从学校的通信簿中查到高数教研室老师的电话也不难，但我不愿意看到一个平时并不认真投入的同学用我提供的号码骚扰我的同行。
离了我提供的信息，ta还会找到其他途径。我眼不见为净。世界应该不是我眼中的如此清静，但我想也不是某些人想的那样污浊，因为我知道有不少的同行也在与我一样守着自己的底线。事情的本来逻辑是“因为达到了培养方案的要求，所以可能获得毕业证”，而不是“因为要有毕业证，所以高数就要过”，追求高深学问的地方，不能任这种脑残的逻辑横行。事情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让人觉得需要做些什么，但放眼我们所从事的职业，高等教育事业，想着其他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和还没有入学的未来的大学生，表示无能为力即可。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再难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去做，此时选择不去参与，倒也不算难。
至于学生自己，清考通过不了也不至于天塌下来。如何造成这种局面，ta自然清楚。课程的考试没有到了那种纯粹为难人的程度，清考题目难度也已经降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仍然认为“用尽力了”还这样，应该反思的是自己“尽力”的标准。真正能够绝地反击给自己改变的机会，何时都不晚，而就这样“混”出去了，不见得全是好事。至于以后ta理不理我，无所谓，老贺讲究的是“谈笑有鸿儒……”。身为人师，守底线，也是塑鸿儒的需要。
写此文，再强化一下自己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