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么来挽留轻生者的脚步

5月25日凌晨，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一名员工坠楼死亡。这是今年以来该集团第11宗员工坠楼事件，共造成9死2重伤。　　“十一连跳”，这是一个充满血腥与悲剧色彩的短语。悲剧在于，那么多青春的生命接连黯然消失，令人扼腕；悲剧更在于，面对一再发生的员工跳楼或坠亡事件，似乎缺少一种力量来挽留住那些轻生者的脚步。　　从尊重生命的角度着眼，破除富士康员工如受瘟疫感染般不断坠楼的“宿命”，这一任务显得棘手而迫切。包括利润、就业率等等外在的标签，没有一样能比生命更为宝贵、更为无价了。　　每一个不幸者，都各有各的不幸。此前很多报道中均曾提及，这些员工选择轻生，有的是劳作压力大、生活寂寞、乏味且无助所导致，有的是婚恋和情感上遇到挫折，有的是家庭出现变故、情绪低落而造成悲剧。看起来，个人色彩浓厚的起因是其轻生的导火线。　　人们当然可以从新生代劳工的心理危机角度去剖析这些年轻人内心的无助与脆弱，但很明显，在“十一连跳”的悲剧背后，又并非仅仅是员工心理问题所能完全解释。或许，跳楼不如跳槽，但人们可以看到，在劳动力密集的代工企业里，在表面看起来无限风光的GDP数字里，隐匿着怎样的悲情。　　从表面上看，员工轻生的直接原因或许并非来自工作压力，而在根本上，为富士康创造出巨额利润的“机器人式的管理”模式，难辞其咎。鸿海总裁郭台铭表示“外界不了解真相”，不过，在劳资关系上明显不对等的前提下，在劳工权利被轰隆隆的机器声所掩盖的条件下，富士康员工轻生的真相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半年时间不到即出现11宗员工坠楼事件，这是一记最响亮的警钟。它警告着人们：就富士康自身而言，寻找借口或理由都是自欺欺人的做法。管理层能不能形成这样的基本共识：生命比订单远远更为重要？管理层能不能从员工不断选择轻生的悲剧里，检讨所谓的准军事化管理的背后，是否对劳工权利过于漠视？　　在多起坠楼事件发生之后，富士康也尝试着做出努力，包括开始为员工进行心理排解，提供宣泄出口，包括按照台湾企业的传统，延请僧人祈福。向来十分强势的富士康老板郭台铭表示有信心，“很快就会把这些状况全部稳住”。如果未来的形势如郭台铭所述，员工不断坠楼的恶性事件就此画上终止符，那自然是好事情。人们担心的是，仅凭富士康目前欠缺力度的纠正手段，状况真的能够“全部稳住”吗？　　富士康是一个有着数十万员工的庞大代工企业，充满了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特征。在这个几成独立王国的企业内部，“封闭”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名词。在封闭的空间里，员工们被牢牢地“捆绑”于流水线上。本应拥有丰富情感的生命，与物理意义上的机器融合在一起，成为流水线的组成部分。为赚取更多报酬，员工们努力加班，单调而机械的工作过多地占据了生活的重心，正常的自由生活状态成为奢望。　　可以这样说，一些年轻员工压抑、扭曲的心灵状态与这种“机器人式的管理”模式不无关系。封闭的环境压抑了心灵，机械的生活背景消弭了轻生者对生活的追求。一旦生活中出现诱因，坠楼事件的发生就变得难以阻挡。在这样的意义上，富士康需要考虑到的，不仅仅是给了员工最低工资标准的薪水，也不仅仅是按照员工的付出足额支付了加班费。作为一个企业，学会善待员工，富士康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富士康或可辩称，自己其实比很多中小企业做得更好。这也许是事实，在珠三角的代工企业群里，的确有不少企业在劳资问题上粗糙处理，或者根本没有当成要务对待。我们得承认，这是中国经济“积累”阶段的社会性悲剧。富士康如果一味强调，其公司门口还有很多人排队想进富士康的大门，只能说明，这家企业对员工一再坠楼的悲剧本质未能有深切的体悟。　　因此，阻止员工坠楼悲剧的一再重演，关键在于富士康的自省，并对其自身管理模式进行深刻反思，对其在处理劳资关系上的一贯做法深入反思。学会善待员工，就不是把人看作流水线上的能够活动的螺丝钉，而是回归员工有情感、有心理需求的本色，以凤凰涅槃的姿态，重塑管理模式，建立更有温情，更有人文色彩的管理制度。　　阻止员工坠楼悲剧的一再重演，也需要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必要干预。富士康的“十一连跳”，震惊天下，媒体纷纷报道。可以说，舆论压力就是一种干预，但这远远不够。社会外力的介入，可以使人们从这一悲剧事件中形成共识，可以帮助富士康下决心在管理制度与文化上的改良。这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增强工会的谈判博弈能力。梳理好劳资关系，工会当是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