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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1999年7月，是少年的我和我们。现在，离开燕园，都10年了。
最后一个学期，我已经在上地一家公司上班，一天下午，提前下班，从东门进来，正是4月，燕园里湖边路边的树都绿了，花都开了，我边走边看，忽然想起来，下一个春天我就不在这园子里了，那么奇怪，居然开始掉眼泪，刚刚上班，喜欢装酷装成熟，戴了墨镜，别人看不见，就让眼泪使劲流，一直从东门就哭着走到了西南门的宿舍，等于斜对角穿过了学校，然后去水房洗了把脸，接着和同学打拖拉机。
毕业2年的时候，我和朋友做的公司“解决”失败，不知哪天心血来潮写了一篇文章，发裕强看，他就说一句，我的戏份怎么这么少。
被气晕。
现在翻出这篇文章来看，文字幼稚到好笑，不过那也是不多的记录了，就发出来，笑一笑。
从9月到7月
那个7月已经过去两年了。
我是说那个其中的某一天我们在一片狼藉的宿舍站着打牌——板凳刚刚上交，走廊里人来人往都在准备行程，我突然觉得非常地不爽，骂了一句，扔掉手里的扑克，说走吧的7月。残留的物件已经不多，一辆面的就捎上了全部，那四年时光留给我的全部。
那个9月也已经过去六年了。
我是说那个其中某一天在阴雨中我带着一张录取通知书，站在拥挤的报名处，在随身的大包小包里翻找报名用的照片的9月。几天后，在现在已经被拆掉的大礼堂，一个满头白发的教授对着下面几千个坐得端端正正的，无论年龄、心情和表情都和我相仿的傻孩子们说：“我首先祝贺你们……”满堂暴风雨般的掌声开始一波波地冲击着我的耳膜。
现在回想起那个9月和那个7月之间总共四年的经历，我找不出任何一件有意义的事可做谈资，这实在让我不由得钦佩自己，借用钱钟书的一个比喻，“恨不能分身出来一个自己，拍着真身说：‘老张，你真行！’”。如果你非要我从那些日子找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切片给大家看，那么你看到的我是这样的：
阳光透过那棵大树的枝条从窗口射到我床头书架上的书和一棵盆栽的植物上，然后我就起床，拉开帘子，穿上拖鞋去洗漱，厕所就在对门，非常方便。这个时候一般是10点50，我很准时，因为20分钟后我就可以赶在下课的高峰前打到饭，节省了排队的时间。有一阵食堂开饭时间改在了11：30，迫使我调整了生物钟，改在了11点15起床，搞得我和我的同伴们都很生气，我们并不想睡懒觉，睡到10：50已经足够了，而且和那些每天勤奋上课的家伙们一起排队打饭实在是一件没趣的事情，他们总是背着个大书包，挤得你很不自在。
有必要打断一下，说说上文提到的那棵树，还有床头的那棵盆栽植物——那棵树到底是什么树来着？——记得有一阵哪个缺德鬼（一定是三楼法律的，要不就是中文的）把一卷卫生纸挂在了树枝上，它从此就象一条长蛇一样在上面飘荡了半个学期。我越想越生气，卫生纸也就罢了，居然还有过一条内裤和一件白衬衣！至于那棵我也不知道名字的植物，它从来就没开过花，刚买来的时候我每周给它洗叶子浇水，后来能为它做的就只是把它枯掉的叶子扔掉了，奇怪的是它有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半拉有叶子，而另外半拉什么都没有，要给这种行为艺术起个名字的话，我会叫它：叶子的死亡。
午饭后我一般不打牌，因为这会影响那些需要午休的同学，他们下午还要去上课，去努力以换取出国和进外企工作时很重要的成绩单。我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个时刻为他人着想的好人：在睡了10个小时仅仅间隔了一个午饭后，我接着睡2——3个小时，这绝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做到的，而我可以自豪地说，为了他们，我做到了。
午觉后的安排是打篮球，刚刚换上衣服出门的时候身体还是酸软的，快到球场的路上，身体就被一种强烈的欲望唤醒了。一到球场，我就系紧松散的鞋带，开始接拨，一拨一拨，好象永远不知道疲乏是什么滋味。经常是在三教或者图书馆的灯亮起的时候，我才肯一身汗水地收手。这当儿，宿舍里那帮家伙，如果不是挤在电脑前面看VCD，那就一定在打牌。
对不起，这里仍然要需要插播一段，主要表达一下我对篮球的热爱。到现在为止，除了篮球，再没有任何东西被我这么纯粹地热爱过了。我甚至肉麻到在一个新买的篮球上写了“我的宗教”这样赞颂它的话，尽管它也没躲过被打到烂了个大洞然后被毫不留情地扔掉的厄运。需要说明的是，从篮球上，我得到的并不是激情，相反，是平静，很奇怪，是吗？凌晨、早晨、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午夜；晴天、阴天、刮风天、下雨天、下雪天，都曾经是我打球的时间。即使现在，心情最不好的时候，我最先想到要去寻找的安慰，还是篮球。
打完球回到宿舍，基本上可以判断出推开宿舍门所看到的场景：四个人围着桌子坐定，人手一把扑克，或呵呵大乐，或骂骂咧咧，总之非常投入，每人旁各有军师一二人不等，鏖战正酣；或者是一大堆人头，于黑暗中挤在显示器前看美国大片，眼镜片上反射出蓝色的光。以上两者情况必居其一。心情好时，冲完冷水澡，我会迅速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一直坚持到停电。如未分胜负，有人不服挑衅的话，难免移师到牛肉面馆，5，6个人厚着脸皮合吃一碗面，接着再打。
打牌是大学里最重要和最主要的两件脑力劳动之一，另外一件当然是应付考试（笨，就知道你要问的啦），但是需要我们付出主要的时间和心血的明显是前者。每次良心发现，痛定思痛，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下定决心戒牌，可过不了几天又纷纷重为冯妇。有人（加注：这个人就是邓裕强，3G门户CEO）对其中一个叫小明的家伙是这样描述的：“如果有一个人让你看见他就想到扑克的话，那么这个人就是小明。”这头——我们习惯用这个量词——有一次来北京出差，我们约了在一个咖啡馆见面，等我们打车狂奔10公里赶到这个咖啡馆门口，他突然冲我诡异一笑说，要不我们去打牌？于是我们班师回朝，在我的住处，一场鏖战，直到天色大亮。这是后话，按下不表。（注：这个小明，就是3G门户（手机登陆3g.cn）现在抠门又严厉的COO。）
11点是正常的停电时间，宿舍楼相继陷入黑暗，厕所里一片吵闹，混合着哗哗的水声，走廊歌手一手拿着脸盆，一手拎着毛巾，很投入地一路唱着走进厕所，中间还不忘和人打声招呼，过一会又唱着走回宿舍。我们一般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穿着拖鞋，溜溜达达出去喝酒，十几块钱，三，四个人，有时候去草坪，有时候去湖边，太冷或者下雨的时候，就在走廊的尽头。偶尔一局扑克结束得太早，我提议提前行动的时候，那个每次都比其他人多喝一瓶的家伙（注：还是邓裕强）就说，才10点，太早了，喝完了干什么？于是我就表示同意。
草坪和湖边主要是诗人、歌手、恋爱、失恋的同学们的所在，他们谈文学，谈吉他，谈理想，谈爱情，我们是另类，除了笑话，大家基本上没什么可说的，喝完后摔了酒瓶回去睡觉。有时候我们会呆到很晚，校园里看不见什么人，空旷而宁静，感觉非常地凉。
就这样，从9月到7月，一轮一轮地，日子就那么过了四年。
9月的时候，就有一帮看上去和高中生没什么两样的孩子们兴冲冲开始在学校里乱窜，搞得人突然一惊，心里乱乱的。
7月的时候，就有一帮眼神略显浑浊的家伙们脚步沉稳地在校园和校外间穿梭，有那么集中的几天，他们会在篮球场卖卖旧书（以前是在柿子林，后来就没有了），然后就经常看见的场景就是或轻松或感伤的送别。某个7月的一天，路过三角地，看见这样一个场景：十几个可乐杯子口对口，底对底垒成一个小塔，塔中间夹了一只足球，塔边是十几个足球队服上沾满了汗泥的家伙，听不到什么说话，他们就那么默默地坐着。突然间，一种深深的落寞在那一刻抓住了我。
我没想到的是，属于我的这一天也很快来临并把我迅速隔绝在了校园之外。一起喝酒的朋友很快分散在了各地，成为社会主义大机器上的一个个小螺丝；那两个一直经常一起嘻嘻哈哈的女生，也在一通谈笑自如的电话后飞去了美国。一切都发生地这么快，快得就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而这以后我所走的路再不是去教学楼的路，而是上下班的路，在一些郁闷的日子打开一瓶啤酒点上一支烟，我能够感觉到现在的郁闷与那个时候是多么地不同，那个时候的痛苦是纯粹的痛苦，那个时候的郁闷是纯粹的郁闷，纯粹地莫名其妙，而不像现在这样，总是左右为难，矛盾重重。
我想不出原因，或许是因为算法吧，我瞎猜，那个时候是9月到7月，而现在呢，是星期一到星期日。
如此而已。
(上期《中国企业家》拍我们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