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去年发布《大数据促发展》白皮书，提示各国政府可由社交网络和手机短信的“情绪分析”预测失业率等。大数据来袭，恰逢中国“网络反腐”鼎沸之秋。随着微博实名举报、不雅视频流播，官方网络执政能力遭到全天候挑战。
其实，大数据时代主动收复网络失地，恰是促改革、反腐败的良机。原因在于：其一，网民在网络上能做的，不论证据打捞还是信息披露，反腐败专门机关都能做，而且能做得更专业；其二，不论原生态爆料还是原创性评论，网民所做的越界之处在很多发达国家亦难容忍。
在大数据时代，虽然人们可突破瓶颈改善公共治理，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是非之所。今年6月生效的新加坡互联网媒体执照框架，对拒绝申领官方执照者以非法广播罪处罚金和监禁，网站传播违反公共治安或国家和谐等内容须24小时内删除。国内治理秦火火、尔玛等造谣红人和水军公司才“刚上路”。而斯诺登事件揭示了美国网络政策之虚伪，亦显示其国家“控网”能力之强大。显然，大数据凸显了信息规制、技术更新等官方优势，应借势收复百无禁忌的网络失地。
第一，重拾舆论监督话语权。今年1月，《人民日报》创头版21106.html">单月12篇舆论监督报道的新纪录。如此传舆论监督正声，才能堵网络谣言“旁门”。应进一步增强主流媒体从网络大数据提取问题线索的能力，并建立新闻线索向纪检监察机关专题报送机制，增强舆论监督的权威性。
第二，提升网络议程设置力。在“人人皆有麦克风”的舆论场，把群众路线向虚拟空间延伸，把新媒体、自媒体变成官民“互媒体”，才能降低杂音噪音的发生率。提高党务政务的网络公开质量，让更多网络事件“第一落点”源出官网。把网络反馈作为感知国民心态的坐标谱系，使“隔空喊话”转为线上线下无缝交流，提升官方话语的网络到达率和网民接受度。
第三，反腐败工作“与数俱进”。世界银行以“开放数据计划”探索以大数据预防腐败，美国警方用数字地图和历史信息等预测犯罪热点并预先部署警力，这些做法值得借鉴。利用大数据打造高效反腐的体制机制，是收复网络失地之关键。如纪检监察机关在碎片化信息中建构主动搜索引擎，捕捉挖掘“网闹”、“吐槽”背后的问题线索，降低腐败发现成本；激活“休眠”状态的干部报告个人事项信息库，加强财政数据库监控、金融犯罪预防、国有企业合规管理等。
第四，建构网络传播新秩序。理性、规范及有序，是虚拟空间的“再平衡”动向。一是权责平衡。提倡网络行为兼顾表达权利和守法责任，“依法治网”，清扫网络垃圾。二是内外平衡。建设中国版“网军”、“网警”，维护网络信息安全，应对境外信源对中国网络社会的冲击。三是软硬平衡。既加大网络公共服务的硬件投入，又加大优质网络文化产品供给，提升全民网络媒介素养。如感测社交网络情绪并定制廉政公益广告，对腐败泛化心理形成“软对冲”力量。(作者是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