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这次大基金完全颠覆了这种模式，是国家产业投资体系的革命性改革和创新。 国家不再提供所有资本，而是起杠杆作用，用国家的钱撬动更大的社会资本。 本报记者 陈宝亮 北京报道
这次大基金完全颠覆了这种模式，是国家产业投资体系的革命性改革和创新。
国家不再提供所有资本，而是起杠杆作用，用国家的钱撬动更大的社会资本。
本报记者 陈宝亮 北京报道
2014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分水岭。
4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发布；9月，1200亿规模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成立。政府出手了，中国要重塑信息产业的核心——集成电路产业。
整个产业链被点燃了。很快，国家大基金迅速集结了980亿元资金。与此同时，北京、上海、湖北地方政府相继成立地方基金，总规模达700亿元。11月3日，中国最大、全球排名第六大的芯片封测企业长电科技在大基金提供的3亿美元扶持下，出手收购了全球第四大封测企业新加坡星科金鹏。
事实上，在此之前，嗅觉灵敏的央企早就出手了。2013年6月，紫光集团向展讯发出约18亿美元的收购要约；11月，紫光集团再次出手宣布以9亿美元收购锐迪科。
2014年3月，浦东科投向美国上市的澜起科技发出收购要约，并最终以6.8亿美元完成澜起科技私有化。8月，清芯华创、浦东科投要约收购豪威科技，开价17.8亿美元。而这两起收购，幕后庄家均是中国电子。除此之外，中国电子还正在与全球第五大芯片设计公司Marvell商谈合作事宜。
央企大手笔布局之时，Intel、TI等国际巨头也开始加码中国市场。Intel出资15亿美元入股紫光，并且在成都投资16亿美元建设先进工艺封装工场。同样在成都，TI也选了100亿元的建厂计划。而芯片巨头高通则将其28mm芯片交由中芯国际制造生产。
“今后十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将在并购重组中成长，并且逐步成为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的重心。”1月14日晚，记者采访了华山资本创始合伙人陈大同。
陈大同是“文革”后第一批考入了清华大学的学子，是国内首批集成电路专业的博士生，其后于1989年留学美国就读伊利诺斯大学和斯坦福大学。1995年，陈大同与朋友一起在美国创办了Omnivision，致力于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并且拿下了这个被日本长期垄断的市场，并且引领市场至今，中国几乎所有 手机 公司都是Omnivision的客户。
2000年7月，Omnivision在美国上市，而陈大同则在上市之后回国，并于2001年创办了展讯通信。2007年，展讯在美国上市，而陈大同在展讯上市之后急流勇退，投身风投。
陈大同先加入北极光创投、后创办了华山资本，领导了一系列集成电路领域的投资。2013年，北京市政府设立了国内首个300亿地方集成电路产业基金，陈大同及其团队参与了部分基金管理工作。
见证了过去30多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变革、成长、竞争与瓶颈，陈大同对今后的波澜壮阔充满期待 。
大基金是国家产业投资的革命性创新
《21世纪》：最近两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异常活跃，发生了大规模的并购，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还成立了千亿规模的国家大基金，更多的动作还在悄无声息地发酵。你如何评估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现状？如何来理解政府此次的布局逻辑？
陈大同：中国最早的集成电路产业，都是依靠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国企、研究院支撑，在全球开放竞争的时代，大多被市场淘汰了。后来国家在90年代启动了著名的908、909工程，但也没能根本解决问题。其根本原因其实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投资模式并不适合集成电路产业。
不过，2000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上海市联合国外及社会资本在张江建立了两个国际水平的集成电路制造代工厂——中芯国际和宏力，是两个真正市场化的企业，同时国务院18号文件《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出台。这吸引了一批海龟回国创业，带动了一波创业浪潮，以民间资本、风险投资为主，结合地方政府激励，很多集成电路公司成立，短短几年出现了600多家芯片设计公司，这期间，国家工信部电子发展基金、重大科技专项、863计划也提供了很多支持。
十年多来，这批企业大浪淘沙，成长出一批龙头企业。
但是，进入2013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开始出现两个瓶颈。一是，制造的投资跟不上，现在制造的投资都要达到百亿级，而且5年之内不可能盈利，所以社会资本大多退出这一领域。制造的产能、工艺跟不上发展，绝大多数设计公司都把订单拿到海外去生产。
另一个瓶颈是并购。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并购自然出现，2013年紫光收购展讯给很多企业打开了一扇门，以龙头企业为平台，行业里一系列的并购开始出现，这也会吸引更多的创业公司，他们未来可以成长，也可以被收购。
如果说过去十多年的市场竞争是“春秋战国”，那么接下来十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主要途径将是围绕这些龙头企业进行的并购、整合。当初硅谷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互联网企业也是这种模式。
但是，打破制造瓶颈、收购，都需要大量资本，而且想要不那么逐利的资本，只能由国家来投资。
所以，2012年底，上海市政府联合四家企业，给国家领导写了一封信，国家开始启动了集成电路产业布局。后来，斯诺登事件引发了国家对信息安全的越发重视，又加速了这一过程。
2014年4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正式发布，明确了设立有战略性、市场化运作的产业基金，用国家的小钱撬动大钱，这是中国产业投资领域一次革命性、天翻地覆的变化。
《21世纪》：你认为这次的国家大基金“市场化”吗？跟政府以往的产业扶持手法有什么不同？
陈大同：过去，国家主导的投资项目都是计划经济路线。全部是国家投资，发展计划由发改委、工信部等主管部门制定，与市场距离比较远。国家的钱是唐僧肉，没有明确的投资回报要求、没有投资责任监督，结果这些投资的收益有限。
这次大基金完全颠覆了这种模式，是国家产业投资体系的革命性改革和创新。
首先，国家不再提供所有资本，而是起杠杆作用，用国家的钱撬动更大的社会资本。比如大基金，国家出的钱只有300多亿，其余的钱则由基金公司向社会资本筹集。大基金其余的近千亿资金都来自一些央企。所有这些投资，都是有监督的。国家的钱也不是无偿的，走的是贷款形式，要偿还本息，其余几家企业的注资，也有明确的企业考核约束，均要求回报，因此基金必须按照市场化运作。
其次，来自企业的声音占据主导。国开行、工信部，仍然有团队参与战略计划的制定、基金的运作，国开行的团队主要负责投资项目的运作、工信部主要负责产业方向，但是政府部门不再主导方向，发展计划“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基金管理团队联络了所有龙头企业、地方政府、研究机构，甚至华为、中兴、联想、浪潮、TCL等最终客户，他们对于大基金的战略部署都会提出很多意见，集思广益，就能看到整个产业链的真正需求，并据此制定真正符合市场需要的投资方向。
变化很明显。以前，国家的一些投资项目会议，与会者大部分是学院教授、国企领导、主管部门，很少有企业及市场的声音。但现在，市场声音已经主导。
大基金的“两条腿”
《21世纪》：但企业的建议难免会更多代表自己的利益，在国家大基金的投资方向上，如何来辨识并平衡企业利益与市场需求？
陈大同：确实，我看过不少提议，有企业的、地方政府的，这些建议中，60%-70%确实来自市场一线，是针对产业痛点提出的，另外30%-40%则是代表了自己利益。这些现象是正常的。
所以需要区别辨识企业建议，不同企业的利益出发点不同，各个地方政府提出的建议也有区别，但他们反映的产业痛点是相同的。综合所有观点，就能发现产业链的需求。国家基金的投资规划，也可以为地方投资提供标准。
通过这种方式，国家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人才进行战略部署，也能解决地方政府缺少产业人才、基金管理人才的问题。
《21世纪》：大基金是否已经制定好了国内集成电路产业的详细发展规划？
陈大同：没有，确切说是不必要。在我看来，国家产业基金的方式是“两条腿走路”。
一条腿是国家战略主导，主要解决依靠市场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制造业的资本投资，先进工艺的技术开发，存储器、 CPU 、IGBT、FPGA、DSP等基础器件的缺失，这些问题如果国家不做战略布局，单纯靠市场肯定无人问津。现在国家已经提出了这个方向，那么产业中就有很多敢想、敢干的人提出建议。这些最难解决，但又是整个产业不能缺少的环节，是国家必须规划，也是正在规划的。
比如，国家现在制定制造业的顶层设计，首先要算一下，国内有多少设计公司，这些企业今后十年有多少出货量，需要多大、什么工艺的制造产能，目前我国的制造产能有多少，存在多少缺口。基于这些判断，决定投资多少产能。
另一条腿是就是市场。比如，海思、展讯、联芯，这些设计公司有自己对市场的判断，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市场竞争规律自然会给出答案，无需国家插手。还有收购，哪些企业可以收购，收购面临的沟通阻力、未来如何运营，这些都是市场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只能通过市场手段去解决。
大基金对于企业项目的投资，也是基于市场判断。比如，长电科技的收购，就是长电科技找到了大基金公司，公司经过判断，认为这属于战略投资，是可盈利投资，所以大基金就给长电提供了3亿美元。但后续，长电科技的谈判、市场运营、企业文化融合，都要依靠市场方式解决。
而且，大基金会不停地与产业沟通。据我所知，截至目前，大基金有龙头企业的讨论会议已经开过至少5次。从大基金的成立、基金的投资项目、投资方式，都是与企业一起讨论出来的。每当产业发展到新的阶段，或者出现新的需求，国家基金都可以通过企业了解到市场动态，并且通过市场需求给出合理的规划。
全球集成电路产业正在向中国转移
《21世纪》：您刚才提到，今后十年的发展模式会以围绕龙头企业开展的收购、重组为主。《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出台至今，国内确实出现一些惊心动魄的收购，而且收购愈演愈烈。但是，这些收购真的都能成功吗？
陈大同：现阶段最热的就是收购。资本市场永远是冲动的、非理性的，中国的企业往往也喜欢走极端。
现在，国内很多龙头企业都在“跑马圈地”，只要跟自己沾边的，都想收购，然后整合到一个平台上。有幸看过一些企业的收购计划，都可以说是宏伟的战略。
理论上来看，这些收购计划都是可行的。但日后真正到市场上，未必就那么回事了。
国家大基金撬动上万亿资本进入集成电路产业，确实能在收购中解决钱的问题。但是，决定一次收购成败的因素中，资本顶多占到20%。收购过程中，如何沟通，收购之后通过各种激励方式留住团队，怎么去融合两家公司不同的文化、保留客户、降低成本？长电科技要收购新加坡公司星科金鹏，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些。
但是，收购国际公司，中国企业在这方面几乎零经验。即便是在硅谷，所有的收购案例中，也是失败居多，成功极少。
今后十年，中国会出现大量的收购，但同样也肯定会有大量的收购以失败告终。接下来的十年，市场竞争会比过去十年的“春秋战国”还要惨烈，中国企业要交学费。
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产业是有一些虚火，但这也比死气沉沉强无数倍。乱也是暂时的，早晚会被市场规范，成功的企业能够趟出一条路，供 其他 企业借鉴。全球集成电路产业，正在通过这种方式向中国转移。
《21世纪》：展讯、海思能超越联发科吗？
陈大同：很有可能。过去30年，全世界最大的变革就是中国市场的崛起，这也是中国走出一批国际化公司的根基。
其实，台湾地区产业的崛起，联发科的成长也得益于大陆市场，联发科的 DVD 、电视、手机芯片都是靠大陆起来的，大陆企业的崛起必然会冲击台湾地区的企业。
以设计业为例，台湾地区的芯片设计总产值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2000年时，大陆芯片设计业的产值只有台湾的不到十分之一。但是，2013年时，大陆设计业产值超过700亿，已经接近台湾地区。估计，2015年，最迟2016年，大陆就会超越台湾。
从企业角度来看，5年之内，或许海思、展讯或许还难以超越联发科，因为目前差距太大。但10年以后，是很有希望超越的。
其实，现在联发科也很着急，他们非常想参与到这次变革中，但由于目前台湾地区对于大陆投资的管理是严格限制，联发科很难办。如果这种限制放松了，联发科等台湾企业也很有机会融入进来，与大陆集成电路产业一起成长。
《21世纪》：物联网、可穿戴技术正在崛起，这些会给半导体产业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企业是否有布局？
陈大同：中国的集成电路企业很少宣传这些领域的布局，但是中国其实有很多企业已经布局多年。只是现在物联网市场尚未爆发，所以基本听不到市场声音。
其实在物联网上，很多技术都已经是成熟的。可以肯定，一旦市场爆发，会迅速崛起一批中国企业，他们或许会自己发展成龙头企业，或许也会被现有的龙头企业收购。
目前国内的并购潮多考虑的企业级、战略型、市场领域，未来的收购可能就是以这种新兴技术的科技公司唱主角。
《21世纪》：对于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你有什么困惑？你可以点名一个人来帮你解答这个问题。
陈大同：CPU（中央处理器）是计算机的大脑，它承担着信息处理的任务，是信息社会必不可少的基本组成细胞。但同时，CPU也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链中一直缺失的关键环节之一。如何补齐这一环节？我想只有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所长魏少军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