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sp; 现在的社会太现实太残酷了，没有人再认为亲情是重要的了。但我告诉你，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大问题。人这一辈子，有许多困扰是无法解决的，比方说生老病死，比方说众叛亲离，比方说勾心斗角，比方说不再相爱。所有的这一切，都比房子啊，钞票啊要严重得多。
——《蜗居》宋思明
有人说，幸福就是有钱有房，衣食无忧。拆开“幸”字，土即房子，下半部是人民币的符号。
潘石屹就是个一辈子都在和房子以及人民币打交道的人，但他是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很难说。
如今成千上万的家庭住在潘石屹开发的房子里，但似乎没人为此感谢他。而更多住不起房子的人，却一定有恨他的。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在《中国经营报》创刊25周年的答谢晚宴上，潘石屹祝词演讲的开场白是：“你们真胆大，让我这样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来讲什么是幸福。我也表达一下我自己，我很勇敢，我能够上来不是谈房地产市场，不是谈房价，而是跟大家一起谈幸福。”
忘掉自我不容易
后来潘石屹常提起这样一个场景：一条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上，自己和母亲一起背着柴火向前走，那一年潘石屹6岁，他答应母亲，10岁的时候自己一定要背上100斤的柴火，事实上这辈子他从未背起过那么沉的东西。
童年在潘石屹的记忆里，是因为爷爷国民党军官的出身而被伙伴欺侮，是因为母亲买不起铅笔而被老师斥责，当然还有那个年代所有孩子的集体感受：没完没了无法忍受的饥饿。
于是，和母亲一起相携着走在乡间小路便成为潘石屹童年记忆中最暖色的一幕。那一刻只有母子间的私语，没有白眼、口水、拳头……
所以，当30年后潘石屹拿出180万元为家乡的乡村小学修建“高级”厕所时，舆论只顾一味质疑这个行为有悖常理的地产大佬，却没有人去想想那个饥饿、屈辱的乡下男孩儿。
而今潘石屹住在北京建外SOHO的公寓里，大西北天水潘家集的童年记忆已经远隔万里。
“我在过去十几年时间一直在不断地打拼，突然在3年前，我所需要的东西好像都有了，有钱了，有房子了，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了，可是我心里面总觉得好像还有阴影，还不幸福。”
一段时间，最让潘石屹痛苦的就是他发觉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少。这些“流失”的朋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和自己借过钱，而且都没有还。
“能和我开口借钱的当然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潘石屹说。但因为这些债，这些人不好意思再和潘石屹来往，甚至连逢年过节的祝福短信也没有了。
为这些不还的债，为这些不回头的朋友，潘石屹烦恼地睡不着觉。
终于有一天，潘石屹拿出纸、笔，把曾经向他借钱的人拉了个长长的名单，注明了姓名、借钱时间和金额。老潘坐在沙发上，对着这份34人的名单发了半天呆——“到底什么是幸福？朋友、金钱、家庭……至少现在，因为钱，我失去了很多朋友。”
潘石屹点了支蜡烛，静卧在床上不去想了。当烛光渐弱，即将熄灭时，潘石屹翻身而起，借着蜡烛的最后一点儿火苗，把那份“欠债录”烧掉了。“这个世界上谁都不欠我的钱了。我走出家门，看到长安街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一张笑脸，我也幸福了。”
忘不掉自我就是“被幸福”
潘石屹现在很忙，他要管理的不仅是SOHO中国这家地标式的中国房地产公司，也要管理SOHO中国基金。面对公众的质疑，老潘无心打口水仗，却不得不为业主们因“停电危机”而出来说两句。他关注的不仅是SOHO中国的长远发展，也关注房地产的政策走势，一度成了国家政策的解读者。
老潘也很闲，闲得有时间写博客，用这种前卫的方式表达自己，传播自己。他也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就如同在高速路上换条轮胎，之后也不忘欣赏一下路旁的风景。《我用一生去寻找》——潘石屹的人生哲学就是他欣赏路旁风景的结晶。
在《我用一生去寻找》这本书中，潘石屹说：“人们往往仅从自身的感受出发，那幸福一开始也被错误地定义为‘我的快乐以及我的幸福’。但不幸的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没有独享的快乐与幸福。快乐与幸福，绝不仅仅是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事。没有朋友分享的快乐，没有家人共享的幸福，即使你已功成名就，那孤独感也会令你不堪承受。”
的确，幸福需要分享。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终身教授奚恺元认为，个人的幸福就是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满足感极大化，比如在习惯了忍饥挨饿的岁月里突然能吃上一顿饱饭。然而，幸福学认为，所有的幸福都是短暂的，当忍饥挨饿的岁月不再有，幸福也就随之消失。
“这样的人往往是将物质满足感和精神的幸福割裂开来，实际上二者是分不开的。”贫苦家庭出身的潘石屹在物质上从来都没有过高的奢求。“在我看来，只要社会与国家没有暴政，平稳、和谐地发展，吃喝都会够的。”
在高房价的今天，不少人过上了“蜗居”或“蚁族”的生活，不断地指责地产商们的“黑心”，将房价抬上了天。于是网民说：“开发商幸福了老百姓就不幸福。”看到把自己和老百姓对立起来，老潘很无奈。
老潘曾经穷过，也曾为生计奔波过，现在也算富有了。回忆几十年的过往经历，他总结道：有了钱不一定就幸福了，当你有了钱，过了段时间，你就觉得空虚了，给人能够带来真正、长久的幸福是精神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