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遗忘实验
我最近开始做一个试验，用手机摄像头拍下生活中的各种实体物品，包括各种票据、手写笔记、浴室所用的洗浴用品、咖啡包装盒及说明书、啤酒、红酒等等。这个实验基于一个前提：我已经越来越记不住这些东西的具体细节，比如我常常因为发票丢失而无法报销费用，又或者因为忘记手写笔记里的一些内容而抓狂。因此，我需要将本来是属于大脑的记忆外置到手机上，并通过云端同步到我的iPad以及pc端上，这样当我需要提取记忆时，掏出手机、iPad或者找台能上网的电脑即可。
我的这个实验并非刻意为之，而是自己的本能使然。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公民，我从一开始就积极面对这个新时代，我已经把自己的思考和对知识的记忆都迁出大脑，放在某个云端的服务里，如今，大量实体物品的信息也进入这个这个服务。我的大脑几乎不再存储什么记忆，一切都在云端的服务里。就像某些软件鼓吹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云端服务成为人类的第二大脑，它负责你的一切记忆。
这个实验刚开始时，我有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再也不必记住那么多的事物，所有的记忆都用手机完成，同步之后随时调取。然而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手机里的“记忆”越来越多，好的坏的，尽管我也认可“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的”这句劝告，但我却无法也无力去审视那些手机“记忆”，于是删除成为我审视“记忆”中的常态，可倘若这些记忆的最后命运是删除，那为什么不一开始就选择大脑来记忆呢？第二大脑的删除和大脑的遗忘又有什么区别呢？
遗忘为何成为奢侈品
我的抗遗忘实验最后以失败告终。然而当我重新以“遗忘”的心态开始生活时，却面对着一个完全没有遗忘的机器世界。
无数人引用过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来形容人与强权的关系，即“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如今的语境。在前互联网时代，人们需要拼命记住一些强权试图抹去的记忆，而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双方的位置发生了调换，人类认识到他们最希望的是去删除那些过往的记忆，然而，控制这些记忆的强权，却并不允许我们这样做。
写过《大数据时代》的舍恩伯格在另外一本重要著作《删除》中举了几个例子：一位应聘中学教师的女子，因为几年前的一张拿着类似酒杯并作出喝酒姿态的社交媒体照片而被拒绝录用;一位加拿大医药学教授由于之前在一个极其小众的行业杂志上谈论自己几十年前服用过迷幻剂而无法入境美国。这些案例都在表明，人们如今已经无法控制自己记忆，你以为你大脑遗忘了，甚至第二大脑也遗忘了，但别天真了，还有无数个分布式的第三、第四大脑都在保存着这些记忆。
Jaron Lanier对此深有体会，在其新书《who own the future》里，Jaron Lanier将这些分布式的第三、第四大脑统称为Siren Servers，他们可能是政府部门（比如NSA以及某些神秘部门）、银行保险机构、互联网巨鳄，Siren Servers的共同点在于，收集个体的各种记忆信息，并通过分析实现某些告人或不可告人的目的。
在这些Serin Servers里，以互联网公司最不愿遗忘。互联网经济本质上就是一种信息经济，互联网公司类型众多，但不外乎是信息收集商（如Google）、加工商（如新闻网站）和贩运商（如facebook）三大类。互联网公司打着“免费”的旗号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并贩卖信息，用户当然免费使用了这些服务，而互联网公司也免费得到了这些信息，并据为己有，存储在全球各地服务器上。当你在instagram上发布一张照片后，instagram默默保存下这张照片，并有权在其他场合提取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可能是你的某个时间点的记忆，就这样，你的记忆被悄无声息的移走了。即使你删除了你账户里的照片，想去遗忘这段记忆，你也无法删除服务器上的副本，更无法删除搜索引擎上的存档。因此，互联网让人类进入一个不会遗忘的新时代。
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还在继续
上周英国保守党启动遗忘程序。保守党把其网站上2000年到2010年5月之间的所有发言记录和新闻稿统统删除，其中包括卡梅伦竞选期间的一些承诺，由于该网站屏蔽了搜索引擎爬虫，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保守党抹去了过往的记忆。这一举动与奥威尔笔下某些部门的做法如出一辙，他们希望选民遗忘曾经的承诺和表态，并通过新一轮的重复宣传和引导，重新为选民构建一个新记忆。
政府当然有能力这么做，而作为普通的个人，却还要继续承担失去遗忘所带来的种种噩梦。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我们渐渐失去对记忆的所有权甚至控制权，试问你如何影响搜索引擎删去一条你的记录？而当这些记忆被标榜创新的互联网企业去赚钱时，我们真的无能为力。
另一方面，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类大脑遗忘机制乃是一种选择性或抹去过去的记忆方式。这一机制让人类大脑有足够的容量和能力去处理一些重要事情。如今，即使人脑不去存储那些没有选择性的记忆，但处理这些记忆所花费的力气也一点不亚于记忆。由于存在着大量国务，我们逐渐失去了生活在当下的能力，这或许也是不遗忘族群的成人礼。
人们同样也在抗争。在欧洲，互联网巨头Google、Facebook不得不面临来自政府和民间的压力，迫使这些公司做出一些调整，比如缩短搜索数据的保存年限。另一个自救方案则是出现了一个新的隐私保护行业，你掏钱，他们负责删除信息，清洗记忆。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认为，硅谷的互联网公司一向将技术作为个体解放进而平等的工具。然而当技术使得一部分人比另一些人更有权力享受遗忘时，不免有些黑色幽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