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的命相与王银峰的风水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风水轮流转。但是，100多年过去，辛亥革命的先驱者谭人风、宋教仁等人对于风水命相的传统迷信，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在自称是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执政党内部轮回泛滥。　　张耀杰　　2010年10月15日，重庆市江津区委书记王银峰的“风水门”录音在网络上被部分公开，其中可以清晰地听到被称呼为“王书记”的人表示说：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风水，什么叫风水？这个地方就因为你这栋楼起来了，这里是衙门(敲桌子的声音)，不能在这里办了。你懂不懂？(中国青年报，10月15日)　　衙门也叫“牙门”，来源于古代尚武营门上悬挂的齿形兽牙，这些图腾代表着旧时对公府官署绝对的尊崇。《人民论坛》曾经通过对于基层党政官员及民众的深入走访，发现官员追逐风水，最大的心理动因是对官位和金钱的迷恋。于是，公共建筑的“风水学”就成为他们打造“衙门”、实现威权的最好诠释与寄托。广东肇庆市市政管理局一份有关拆移关公像的公文，就是公然以“一武财神傲视所有党政机关，有失君行”的名义发布的。由王银峰书记的“风水门”，我所联想到的是100年前革命先烈宋教仁的好命相。　　1913年3月20日，有望出任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遭到枪击，于22日凌晨去世。同年4月2日，比宋教仁年长22岁的湖南同乡谭人凤，在《民立报》发表《哀宋教仁辞》，说是几年前在日本东京，他与专门看风水、算命相的阴阳家给宋教仁(钝初)推算的是“三十年太平宰辅”的好命相。没有想到“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被击之后，仅阅十七点钟而竟死矣”。　　“二次革命”失败后，谭人凤遭受袁世凯的悬赏通缉，于1913年10月逃亡日本，化名林泉逸避居九州福冈县筑紫郡太宰府町。已经公开承认“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的他，依然在《石叟牌词》中结合着《易经》八卦的推演，写下了自己所见证的革命传奇：“七月初，彭寿松函告湖北情形极好，念间，同志复电催促往主持。余时适病，于二十八日开会报告，谓有人代劳去，当入病院，否则惟有带药往。初钝初以余病重，承认八月二十日往，余遂于二十九日入虹口筱崎医院。比接湖北电报，称已派代表来，钝初仍留候。……余愤极，乃带药饵出院，于十七日会议后，即入南京，约各同志，以湖北情形嘱谋响应。十九日始由南京与居正同轮赴汉。到九江，而黎元洪为都督之名义，已喧嚣于耳鼓矣。”　　这里所说的旧历辛亥年七月二十八日即阳历的1911年9月20日。由于宋教仁迟迟不肯前往武昌，谭人凤不得不于10月8日带病前往，等到他与居正赶到武昌时，黎元洪已经在三天前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用谭人凤的话说，“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　　谭人凤之所以在《石叟牌词》中痛恨“英而不雄”的宋教仁以及“雄而不英”的黄兴错失良机，正是因为他连同他周围的一部分湖南人，确实把由黄兴充当新政权中的第一号人物、由“英而不雄”的宋教仁充当“太平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当成了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种。　　急于充当“太平宰辅”式的第二号人物的宋教仁，于1911年12月4日也就是旧历10月14日，联合陈其美、程德全、章太炎等人在江苏教育总会召开会议，并于当天发出通电，“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举黄君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君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关于此事，受梁启超派遣从日本回国从事联络活动的盛先觉，在12月7日写给梁启超的书信中介绍说：“前数日(十四日乎)上海已开国民会，公举黄兴为假大元帅，而黎副之，以宋教仁为总理，现均已往南京。觉屡访黄、宋均未遇，……”　　另据日本驻南京领事铃木荣作写给外务省的报告记录，12月23日晚上，宋教仁秘密访问铃木荣作时表示：“各省代表年龄思想甚悬隔，过激急进者有之，折衷缓和之温和派亦有之，统一
意见自然困难。但这些议员(代表)无论何人皆不愿袁(世凯)为大总统，而均推戴黄兴。”　　由于孙中山在黄兴准备赴南京组织临时政府的时候适时回国，从而为中华民国的政权建设带来新的变数和新的局面。宋教仁想通过拥戴黄兴出任大元帅及大总统而由他自己出任内阁总理的政治梦想，也宣告破灭。随之而来的是各个方面尤其是同盟会及国民党内部对于他的排挤与仇恨，直到凶手武士英对于他的夺命刺杀。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风水轮流转。但是，100多年过去，辛亥革命的先驱者谭人凤、宋教仁等人对于风水命相的传统迷信，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在自称是信仰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执政党内部轮回泛滥。古有皇帝“不问苍生问鬼神”，今有书记“不问苍生问风水”，之所以会出来这种与“权由民赋”、“以人为本”的现代理念背道而驰的“风水门”，说到底依然是官本位的根深蒂固的权力欲望及权力崇拜在起作用，而且这种权力欲望与权力崇拜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制度性制衡与监督。借用王银峰书记的经典话语，“你知道什么叫恶不？跟政府作对就是恶”。　　作者系文史学者